這些東西言之有理、數學式漂亮/圖表無懈可擊；然而卻沒有人味：沒有考量現實生活當中，人和人的互動、彼此的喜怒哀樂、爾虞我詐、面子/感受/地位….
近期的賽局理論與腦神經認知，比較有接觸涉及到”人性”
吳思 這本潛規則，可以推薦給受school
smart 荼毒太深的社會新鮮人，補修一下street smart
管理與社會不單只有明的法律與規範，還有暗的默契與潛規則
潛規則的背後，則是人性與私心；洞悉人性與人心，才能更上一層樓，看見更高層次的系統與因果循環；認清系統與因果循環，方能跳脫出來，塑造新的生態、扭轉組織衰敗的宿命。
作者 吳思
1957年生於北京。1978～1982年在中國人民大學中文系讀書。畢業後分配到《農民日報》，先後任總編室副主任、群工部副主任、機動記者組記者。1993年，出任全國新聞工作者協會主辦的《橋》雜誌社副社長兼中文版主編。1997年至今，供職于《炎黃春秋》雜誌，先後任執行主編、副社長、總編輯。著述在國內外引起廣泛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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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在好讀網站的聯結
一、本書緣起
“潛規則”這個詞，來自我對當代中國的觀察和揣摩。我估計每個中國人心裡都明白，明文規定的背後往往隱藏著一套不明說的規矩，一種可以稱為內部章程的東西。支配生活運行的經常是這套規矩，而不是冠冕堂皇的正式制度，不明白這一點就難免要吃虧。等到釘子碰多了，感覺到潛規則的存在了，尊重這套不明說的規矩了，人就算懂事了、成熟了、世故了。
‘我的問題是：這種現象的根源有多深？在我們的文化傳統裡又是如何表現和演變的？如此提問，似乎﹁古為今用﹂的味道太濃了，但那句史家名言﹁任何歷史都是當代史﹂，在我的理解中恰恰就是這個意思：當代的利害、眼光和興趣制約著對歷史的理解和敘述。
我是學文學和當記者出身的，真正對歷史感興趣不過十年。在大學裡也讀過︽史記︾，就好像看小說一樣，遇到沒故事的﹁表﹂和﹁志﹂便跳過去。當記者後啃過︽漢書︾和︽後漢書︾，完全被亂七八糟的人名和事件淹沒了，感覺昏昏欲睡。我還趕時髦讀過︽資治通鑑︾，讀到後漢時就痛苦不堪，半途而廢了。出乎意料的是，心裡存了個﹁潛規則﹂的念頭，再讀起歷史來居然津津有味，滿目混沌忽然眉目清楚，我也一發而不可收拾。於是就跟朋友鼓吹讀史心得，又被朋友攛掇著寫下了這些文章，隨寫隨發，漸漸也有了一本小書的篇幅。我明白，不同動物眼中的世界是不一樣的，透過不同眼鏡看到的世界也是不一樣的。這些文章描繪的就是我戴上潛規則的眼鏡後看到的中國傳統。
潛規則的定義，我列出了五項要點：
1.
潛規則是人們私下認可的行為約束；
2.
這種行為約束，依據當事各方的造福或加害能力，在具體的社會互動中自發生成，可以使互動各方的衝突減少，交易成本降低；
3.
所謂約束，就是行為越界必將招致報復，對這種利害後果的共識，強化了互動各方對彼此行為的穩定預期；
4.
這種在實際上得到遵從的規矩，背離了正義觀念或正式制度的規定，侵犯了主流意識形態或正式制度所代表的利益，因此不得不以隱蔽的形式存在，當事人對隱蔽形式本身也有明確的認可；
5.
通過這種隱蔽，當事人將正式規則的利益代理人遮罩於局部互動之外，或者，將代理人拉入私下交易之中，憑藉這種私下的規則替換，獲取正式規則所不能提供的利益。
在潛規則的生成過程中，當事人實際並不是兩方，而是三方：交易雙方再加上更高層次的正式制度代表。雙方進行私下交易的時候確實是兩個主體，但是，當他們隱蔽這種交易的時候，就變成與正式制度代表對局的一個聯盟。隱蔽本身就是一種策略，這種策略的存在，反映了更高層次的正式制度代表的存在。
讀史心得
在中國歷史上的帝國時代，官吏集團極為引人注目。這個社會集團壟斷了暴力，掌握著法律，控制了巨額的人力物力，它的所作所為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社會的命運。
對於這個擅長舞文弄墨的集團，要撇開它的自我吹噓和堂皇表白，才能發現其本來面目。在仔細揣摩了一些歷史人物和事件之後，我發現支配這個集團行為的東西，經常與他們宣稱遵循的那些原則相去甚遠。例如仁義道德，忠君愛民，清正廉明等等。真正支配這個集團行為的東西，在更大的程度上是非常現實的利害計算。這種利害計算的結果和趨利避害的抉擇，這種結果和抉擇的反覆出現和長期穩定性，分明構成了一套潛在的規矩，形成了許多本集團內部和各集團之間在打交道的時候長期遵循的潛規則。
第一篇 官吏與民眾的關係
潛規則一 身懷利器
合法地禍害別人的能力，乃是官吏們的看家本領。這是一門真正的藝術，種種資源和財富正要據此分肥並重新調整。
故事中的利害關係，在於當事雙方承擔的成本或風險極不對稱。
中國古代的史書上經常出現一個字：”賕”。辭海上的解釋是賄賂。其實無須解釋，大家一看便知道這個字是什麼意思，以貝相求，不就是權錢交易嗎？
揮動傷人的利器需要使用者心存惡意，這就需要克服良心的障礙。﹁賕﹂則替人免除了這些麻煩。只要你手中有了權，它就會主動找上門來，甜蜜蜜地膩上你，叫你在絕對不好意思翻臉的情境中繳械投降，放下武器，跟他們變成一撥的，團結起來一致對外。你無須任何惡意，甚至相反，拒絕這種賕，倒需要幾分惡意，需要翻臉不認人的勇氣和愣勁。因為賕通常是通過親戚朋友的路子找上門來的。你不僅要翻臉不認謙恭熱心的送禮人，還要翻臉不認你的親戚朋友。
於是，貪贓枉法的成本又進一步降低了，拒絕賄賂的成本則進一步提高了。良心的障礙和禮節的訓練在此全面倒戈，反對他們本來應該維護的東西。人非聖賢，孰能無過？大多數人恐怕只有嘆一口氣，然後甜蜜蜜地，無可奈何地，半推半就地倒在美人的懷抱裡(落入共犯結構)。又一位清官從此消失。
備註：法規、代表權、關係都利器
潛規則二 老百姓是個冤大頭
對於官吏們來說，勒索老百姓也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並不需要費心策劃。想要他們的錢，只管開口要就是了，難道還有人膽敢抗拒政府收費麼？無人抗拒是正常的，偶然有個別人跳出來反對，那就不正常了，如同異常天象一樣。
(平凡百姓要抗拒制度剽竊與騷擾的成本代價的不對稱)
問題是，李燧出現的概率究竟有多大呢？為了區區五十塊錢，是否值得變賣家產，奔波五千里上告？而且究竟能不能告下來還在未定之數？就算你信心十足，肯定能夠告下來，究竟又有幾個如此富於獻身精神的人，既有文化又不怕事，還肯花費全部家產和成年累月的時間，去爭取這區區五十塊錢的正義？如果這種人罕見如鳳毛麟角，那麼我們就敢斷定，官吏衙役們亂收費是非常安全的。沒有什麼人會跳出來跟他們鬧彆扭。萬一有這麼一個半個的也不要緊。即使他真成功了，告了下來，也並沒有什麼人因此受到處罰。大不了不過是以後不再收了。
所以，各州縣的官員也明白了，老百姓那點伎倆不過如此。老百姓也明白了，上訪告狀必定不能解決問題，因此往往激出變亂。各級官員都是聰明人。群眾的眼睛也是雪亮的。大家都認清了局勢。
這種局勢，對老百姓而言，不值得為了那點亂收費而用幾個月的時間，跑幾千里路去告狀。告狀花的錢，打發一輩子的亂收費也有富餘，告狀必定是虧本的買賣。其次，貪官污吏準備付出更大的代價打掉出頭鳥。一旦壞了規矩，他們的損失將極其巨大。因此出頭鳥很可能賠上身家性命。第三，在付出上述重大代價之後，告狀者的成功概率不過千百之一二。結論：民不和官鬥。出頭的椽子先爛。屈死不告狀。
冤大頭（百姓的容忍吞聲）是貪官污吏的溫床。在冤大頭們低眉順眼的培育下，貪官污吏的風險很小，麻煩很少，收益卻特別高，因此想擠進來的人也特別多，他們的隊伍迅速壯大。但是最終會遇到一個問題。就好像狼群在羊群的養育下迅速擴大一樣，大到一定的程度，羊群生長繁殖的速度就供不上人家吃了，羊群要被吃得縮小以致消亡了。這時候，狼的末日也就不遠了。這竟是雙輸的結局。
其實，中國歷代老狼的經驗很豐富，完全明白這個道理。那些為天子牧民或者叫牧羊的肉食者，都知道羊是狼生存的根本，簡稱民本。大家都懂得愛護羊群的重要意義。奈何抵抗不住眼前綿羊的誘惑，也抵抗不住生育狼崽子的誘惑。這也是有道理的：我不吃，別的狼照樣吃；我不生，別的狼照樣生。個體狼的利益與狼群的集體利益未必一致。如果我的節制不能導致別人的節制，我的自我約束對羊群來說就沒有任何意義，徒然減少自己的份額而已。
備註：
對於百姓而言，政府官員如同黑道，是剝削的寄生蟲
對於官員而言，彼此如同競爭牧地的牧羊人(政治上的共有地悲劇)
潛規則三 公平是有等級的
三種公平的標準。
按照正式規定，他們還應該從官方拿到一筆賣草錢。但只是名義上的東西，並不是老百姓真正指望的標準。
“民習安之”的標準，是白交驛草但不受刁難，這是比正式規定降低了一個等級的標準。
官吏和衙役們得寸進尺，想讓老百姓在認可第二等標準之後再認可這第三等標準：被官府的黑秤剋扣外加勒索使費。
(官方的處置)
調來了驛站收草的大秤，經檢驗，果然是百姓所控訴的那種黑秤。於是下令另造官秤，同時宣佈：按照每斤一文的官價支付草價，不許驛書和家丁﹁乾沒﹂。他說，對這種處理，﹁民甚欣悅，而州牧及丁胥皆不樂。﹂
沒有提到敲詐勒索問題，沒有追究貪污的責任，沒有任何官員吏胥家丁為持續多年的不法行為付出任何代價。所有處理，不過是發一桿新秤，重申一遍正式規定。
這樣的處理與其說是處罰，不如說是鼓勵。不處理，那些違法亂紀的人或許還有點心虛。經過這樣一番處理。他們便可以放心了：告到巡撫那裡，又指定名聲不錯的道台親自處理，最後又能怎麼樣呢？不過給了我們一桿新秤。過一年我們還貪污，還敲詐勒索，大不了再得一桿秤。這也能算風險嗎？因此，他們的不高興不過是暫時的。他們手裡的加害能力並沒有絲毫的削減，他們的反撲慾望已經在不樂中展現出來。有能力又有願望，還沒有風險，究竟什麼東西可以阻止他們前進的腳步呢？
山西代州的村長和老頭告狀十一年後，太平軍起義爆發了，起義的旗號正是”太平”其中就有特別公平的意思。不公平的感覺是一種易燃易爆的危險品，幾個好漢在公平奇缺的世界上敲出了幾顆火星，便翻捲起逼人的(革命)熱浪。
備註：
所謂的公平合理，隨著主事官員的墮落與食髓知味，逐漸加大偏移，直到政治共有地的悲劇=>革命 的發生
第二篇 官吏與上司和皇帝的關係
潛規則一 當貪官的理由
無論哪朝哪代，人的一生必定要做平一個等式；一生總收入等於一生總開支。節餘的是遺產，虧損的為債務。官員們要努力把這個等式做平，最好還要做出節餘來恩澤子孫。從經濟方面考慮，清官是很難當的。那時的正式制度懲罰清官，淘汰清官。硬要當清官的人，在經濟上必定是一個失敗者。當然，這裡算的都是經濟賬，沒有重視道德操守。道德操守是官僚集團自始至終賣力揮舞的一面大旗，它翻滾得如此奪目，根本就不容你不重視。我完全承認，道德的力量是有效的，海瑞的剛直不阿可以為證。但道德的力量又是有限的，海瑞的罕見和盛名也可以為證。
潛規則二 惡政是一面篩子
當政權大量徵收苛捐雜稅的時候，比較在乎榮譽的人就從領導的位置上退出了，這類人就是司馬直那樣的人物。而替換上來的，通常是敢於也善於徵收苛捐雜稅的人物，譬如陳奉那樣的人物。更明白地說，一個變質的政府，一個剝削性越來越強，服務性越來越弱的政府，自然也需要變質的官員，需要他們泯滅良心，心狠手辣，否則就要請你走人。這就是此前三百年陳奉與馮應京相替換的背景，也是此前一七○○年司馬直自我淘汰的背景。在這種背景下，清官和惡棍的混合比例並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定向選擇的結果。惡政好比是一面篩子，淘汰清官，選擇惡棍。
這個集團在最高層籠絡皇親影響皇帝，在官場中清除異己，在各地招收爪牙，在民間吸吮膏血，擴展自己的生存空間，一層又一層地自我複製。勢力所及之處，人們之間的關係越來越不成體統，實施的政策也越來越背離帝國公開宣稱的政策。惡政與惡棍集團相得益彰，迅速膨脹到老百姓不能承受的程度，一個王朝的循環就臨近終點了。
潛規則三 皇上也是冤大頭
在皇上身邊工作的幹部，大多數還是好的或比較好的。著名的清官王恕當了一段吏部尚書，選拔推薦了一大批劉大夏這樣正直能幹的人，史書上說：﹁一時正人充布列位。﹂這在明朝要算相當難得的一段好時光。那麼，皇上怎麼會被糊弄到不瞭解基本狀況的程度呢？他身邊的好幹部對情況又瞭解多少？
李東陽說：
老百姓的情況，郡縣不夠瞭解。
郡縣的情況，朝廷不夠瞭解。
朝廷的情況，皇帝也不夠瞭解。
實際上，在充分展開的情況下，老百姓和皇帝之間隔著七道信息關卡。直接接觸老百姓的是衙役，這是第一關。衙役要向書吏匯報，這是第二關。書吏再向州縣官員匯報，這是第三關。州縣官員向府一級的官員匯報，這是第四關。府級向省級官員匯報，這是第五關。各省向中央各部匯報，這是第六關。中央各部向內閣︵皇上的秘書班子︶匯報，這是第七關。信息到達終點站皇上面前的時候，已經是第八站了。這還沒有算府、省、中央各部的科、處、局和秘書們。即使在最理想的狀態下，也不能指望信息經過這許多層的傳遞仍不失真。
更何況，信息在經過各道關卡的時候，必定要經過加工。在無數信息之中，注意了什麼，沒注意什麼，選擇什麼，忽略什麼，說多說少，說真說假，強調那些方面，隱瞞那些方面，什麼是主流，什麼是支流，說得清楚，說不清楚，這都是各級官吏每天面對的選擇。
在權力大小方面，皇上處於優勢，官僚處於劣勢。但是在信息方面，官吏集團卻處於絕對優勢。封鎖和扭曲信息是他們在官場謀生的戰略武器。你皇上聖明，執法如山，可是我們這裡一切正常，甚至形勢大好，你權力大又能怎麼樣？我們報喜不報憂。我們看著上司的臉色說話。說上司愛聽的話。我們當面說好話，背後下毒手。難道有誰能天真地指望錢能向皇上匯報，說我最近成功地完成了兩次敲詐勒索麼？如果幹壞事的收益很高，隱瞞壞事又很容易；如果做好事代價很高，而編一條好消息卻容易，我們最後一定就會看到一幅現代民謠所描繪的圖景：﹁村騙鄉，鄉騙縣，一級一級往上騙，一直騙到國務院。﹂
當然還有監察官員，包括御史、給事中和錢能那樣的宦官。這是一個控制了信息通道的權勢集團，他們的職責是直接向皇上反映真實情況。反映真實情況難免觸犯各級行政官員的利益，於是他們很可能被收買所包圍，收買不了則可能遭到反擊。一般說來，收買的結局對雙方都是有利的，對抗於雙方都是有風險的。這方面的計算和權衡正是﹁關係學﹂的核心內容。反正，最後的結果是合乎邏輯的，這就是監察系統中說真話的人趨於減少。到了最嚴重的時期，譬如︽萬曆野獲編．補遺︾說到的嘉靖末年，上邊的恩寵和下邊的賄賂互相促進，上下彼此矇騙，作者竟說，他沒聽說過向皇上揭發貪官污吏之類的事情。貪贓枉法者無人揭發，這就意味著監察系統的全面失靈，皇上整個瞎了。
最終擺到皇上面前的，已經是嚴重扭曲的情況。
一般而論，皇上和官吏集團是這樣過招的：皇上說，你們都要按照我規定的辦，聽話者陞官，不聽話者嚴懲。官員們也表態說，臣等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實際上，必定有人利用一些小機會，試探性地違法亂紀一下。結果如何呢？一般來說，什麼事都沒有。皇上並不是全知全能的神仙，威脅中的雷霆之怒並未降臨。於是這位佔了便宜的官吏受到了鼓勵，尋找機會再來一次。背叛一次，沒有反應；再背叛一次，還沒有反應。即使你本人沒有進行這類試探，也會看到其他人的試探結果。你會得出一個結論：撐死膽大的，餓死膽小的。用不了多久，大家便認清了皇上的真面目。原來皇上是個冤大頭。你糊弄了他，佔了他的便宜，撈了他一把，他照樣給你發工資，照樣給你印把子，照樣提拔你陞官。
皇上的這種冤大頭特徵，對官場有著重大而深遠的影響。皇上是官場主任，是領導班子的班長，是官場上種種正式規則的法定維護者。正式規則軟懶散，潛規則就要支配官場，而以收更多的費、幹更少的活兒為基本特徵的潛規則，勢必造就大批的貪官污吏，造就大批的錢能，同時降低清官的比重。當然反過來也可以說，如果皇上明察秋毫，天道報應不爽，勢必造就大批清官，甚至能把貪官污吏改造成好人。
備註：
就權責相符的角度來看，君王可謂可悲之人必有可恨之處
就政治運作系統機制來看，其實君王也不過是當中的一員，必須服膺於系統機制的運作。
第三篇 官場內部關係
潛規則一 擺平違規者
在官場中，違背潛規則的現象並不常見。違背潛規則，意味著互動中的某一方要擅自漲價或者壓價。這不是小事，簡直就是搶劫錢財。除非雙方的造福或加害能力發生顯著變化，潛規則是不能隨便修改違背的。利害格局已經相當穩定，雙方都認識到，遵守這套成規對自己最有利。這就好比交易，一個願買一個願賣，不成交對雙方都沒有好處。既然是交易，拿人錢財就要替人消災。拿了人家的東西還要害人家，對無力反抗的小民可以，在官場上則難免遭到報復。
官場利益是向著製造利益和傷害的能力流動的，如果製造利和害的能力誰都有一點，就會呈現利益均沾的局面，不過這種能力的分佈並不那麼平均。從平均的方面說，每個在官場上有影響的官員都有理由認為：我們都沒有說你的壞話，我們有能力害你卻沒有害你，我們甚至還說了你的好話，讓你得了這麼一個美差肥缺，難道你就不能出點血，讓大家也沾點光麼？從不平均的方面說，京官、將軍、上司之類的官員最有造福能力或者加害能力，自然應該多分。這種能力的強度像水波一樣呈環狀遞減，分配的利益也如此遞減。打秋風、請客吃飯、表禮水禮、程儀、炭敬冰敬別敬、三節兩壽等等，都是在此規律下支配的官場利益分配機制。
那麼清官究竟在那裡呢？清官光榮地犧牲了，成了大家的榜樣。
同流合污的利益和風險與當清官的利益和風險比較，究竟哪頭大。當然，這不是單邊的計算，而是一場雙邊博弈的計算，雙方的行為相互影響，各自的得失還要取決於對方的策略。李毓昌與王知縣互鬥，真正的贏家是根本就沒資格上台面當對手的零散百姓，兩位旗鼓相當的對手得到的卻是﹁雙輸﹂的結局，雙方同歸於盡。既然這場對局成了一場要命的災難，恐怕雙方的策略都難以為後人傚法，我們也就不能指望其成為定勢或者叫常規。真實的常規是：對局者雙贏，老百姓買單。
潛規則二 論資排輩也是好東西
一 抽籤法
按照現代管理學的原則，不同的職位對人員素質有不同的要求，要根據不同的職務要求選擇人才，揚其所長避其所短。這個道理當然是不錯的，當時的人完全明白。于慎行比孫丕揚年輕十來歲，當過禮部尚書，他就在︽谷山筆塵︾卷五中批評孫丕揚道：人的才能有長有短，各有所宜；資格有高有下，各有所便；地方事務有繁有簡，各有所合；上任的路途有遠有近，各有所準。而這一切差別都付之竹籤，難道遮上了鏡子還能照見面貌，折斷了秤桿還可以秤出份量麼？
順便提一句，那時候交通不便，千里赴任，通常要借一大筆債。在工資不高的條件下，還債的壓力很容易轉化為貪污的動力。因此，這個距離因素便關係到﹁德才兼備﹂中的﹁德﹂。赴任的官員到了千里之外，情況不熟，語言不通，辦事便要依靠名聲很壞的吏胥，領導和監督作用也就無從談起。這又關係到﹁德才兼備﹂中的﹁才﹂。可見這個不起眼的距離因素也不容小看。
二 為何抽籤(制度的背景脈絡)
據︽明史︾記載，孫丕揚誰都不怕，惟獨怕太監。千千萬萬的文官都不敢找孫丕揚走後門，但是宦官敢。宦官沒完沒了地託他給親信安排肥缺，孫丕揚安排又不是，拒絕又不敢，於是就發明了抽籤的辦法，讓那些宦官不要再來走後門。孫丕揚用心良苦。
宦官在名義上當然沒有孫丕揚的官大。孫丕揚是正二品的高官，而宦官的頭子，也就是擔任太監的宦官，不過是個四品官，與孫丕揚差著四檔。而且宦官是不許干預政事的。開國皇帝朱元璋規定，宦官干預政事者斬。同樣，明朝也是沒有宰相的，開國初期的三個官居一品的宰相似乎都不可靠，朱元璋殺掉他們，然後就廢除了宰相制度，並且在︽皇明祖訓︾中寫下一句嚴厲之極的話：後代有敢建議立宰相者，滅九族。如此說來，孫丕揚只需直接向皇上負責，除了皇帝本人之外不必再怕什麼人。但是實際情形不然。
朱元璋廢除宰相，就等於迫使他的子孫後代親自出面管理國家。必須由所有者親自出面管理一個大企業的制度，尚且不能叫好制度，更何況管理一個大國。這是個體戶的思路。這個思路容不下專業分工的出現，不承認臣民之中有更善於管理而且樂於管理的專家人才。
這種制度禁止外人插手代理，它自己所提供的皇帝又如何呢？顯然，生長在深宮內院的皇太子，對民間實際情況的瞭解必定是膚淺的，中國的儒家教育又是春秋筆法的隱惡揚善教育，告訴學生的都是理想的模式是什麼樣子，為什麼說這是理想的等等。教的那一套與實際情形相去甚遠。也就是說，一個滿腦子教條和理想的書生，就是這種制度所能提供的最好的領導者。這不過是一個有德無能的最高管理者，而更大的可能是碰上一個無德又無能的管理者，一個既缺乏理想又沒有頭腦的敗家子。這兩種皇上都缺乏管理國家的能力，很需要一些助手協助他處理六部首腦提出的複雜問題。
在實際情形中，皇上批閱的章奏，譬如孫丕揚的什麼奏疏，首先要由內閣大學士看一遍，替皇上草擬一個處理意見，用小紙條貼在奏疏的前面，這叫擬票。現在的官場用語譬如﹁擬同意﹂之類，大概就是從這裡來的。票擬過的章奏呈到皇上手裡，皇上便參考大學士的意見口授旨意，秉筆太監持紅筆記錄，這叫批紅。無論名義上如何規定，呈送章奏的人，總不如閱讀章奏並提出處理建議的人權力大；提建議的擬票人，總不如拿著紅筆寫批示的人權力大｜｜特別是在皇上又懶又好糊弄的條件下。譬如正德皇帝貪玩，太監劉謹便把章奏拿回家與親戚和哥們商量著批，首輔李東陽也難以辨別真假。於是，就在這個並不違背常識和情理的過程中，行政權力的重心悄然轉移。
簡單地說，就是明朝必定出現一個灰色的權勢集團，一個在典章制度中找不到的權勢集團。這個集團有能力讓正式制度的維護者給他們讓路。孫丕揚不願意讓路，又不敢得罪宦官，不能不讓路。雙方較量的結果，就是孫丕揚帶頭放棄自己手裡的安排幹部的權力，放棄肥缺的分配權，同時也就取消了灰色權勢集團的肥缺索取權，任何人都不能憑自己的標準安排幹部，一切由竹籤和當事人的手氣決定。這個抽籤制度建立後，吏部的後門果然堵住不少，當時的人們便盛讚孫丕揚公正無私。在這種盛讚中，我們也可以感覺到人事安排或者叫肥缺分配方面徇私舞弊的嚴重程度。
三 論資排輩
顧炎武在︽日知錄︾裡考察了論資排輩的由來。論資排輩制度和抽籤制度一樣，都是捨棄了選賢任能功能的官員選擇制度，都是蒙上眼睛碰運氣的肥缺分配制度。這兩種制度還可以配合使用：首先要夠資格，夠年頭，然後才輪得上你抽籤。有意思的是：在論資排輩制度的源頭，顧炎武看到了我們在抽籤制度的源頭看到的景象。
顧炎武說，如今談到論資排輩制度，都說起源於北魏的崔亮。讀讀崔亮的本傳，才知道他也有不得已的地方。據︽魏書︾卷六十六崔亮傳記載，崔亮當吏部尚書的時候，正趕上武官得勢，太后下令要選拔武官在中央和地方的政府中做官。但是官位少，應選的人太多，前任吏部尚書李韶按照老辦法提拔人，眾人都心懷怨恨。於是崔亮上奏，建議採用新辦法，不問賢愚，完全根據年頭任用官員。年頭不對，即使這個職位需要這個人，也不能任命他。庸才下品，年頭夠長就先提拔任用。於是久滯官場的人都稱讚崔亮能幹。
崔亮的辦法是用來安撫上上下下的壓力集團的，是被迫的讓步。我們也從孫丕揚的故事中看到，顧炎武所說的﹁現在﹂｜｜明朝末年，也同樣面對著權勢集團的壓力。抽籤等等也是不得已。孫丕揚和崔亮這兩位吏部尚書相隔一千餘年，但是選官規則的形成法則相同，形成的情勢相近，形成的結果自然也差不多。一個很明白的問題竟然用一千年也解決不了，真所謂﹁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悲夫﹂。
四 飛過海
請託盛行，意味著誰有路子誰當官。這又大體相當於誰有銀子誰當官，誰會巴結誰當官。誰有銀子誰當官的道理還可以再推進一步，因為明朝的官員工資甚低，不應該有很多銀子，銀子多恐怕也就是灰色收入多，貪贓枉法的嫌疑大。這就意味著溜鬚拍馬高手和貪贓枉法的嫌疑犯最有可能當官。當然也可以像︽醒世恆言︾中說的那樣，大家先湊錢買個官當，按入股的比例分贓｜｜這就意味著貪污準備最充分、貪污壓力最大的人最可能當官。這顯然是一幅很糟糕的前景：衙門裡充滿了貪官污吏和結伙打劫的強盜，動輒敲詐一二兩銀子，如此用不了多久，天下就只能看見窮山惡水貪官刁民了。
此外，論資排輩和抽籤本身堪稱極其高明的流線型設計。如果要發明一種在官場中的阻力最小、壓力最輕、各方面都能接受的肥缺分配辦法，恐怕那就是論資排輩加抽籤。資格和輩分是硬指標，不容易產生爭議，這就能夠持久。人人都會老的，誰都不會覺得這個辦法對自己格外不公平，這就容易接受。已經老的人關係多，經驗豐富，常常還是年輕人的師長師兄，年輕人很難公開反對他們，這就讓反對者難以成勢。至於在相同資格和輩分的條件下抽籤抓鬮，這是把前程交給天意和命運安排，而天意和命運也是人人尊重，根本就無法反對的。
最後還有一條好處，一旦開始了論資排輩，再要廢除就不太容易，代價會很高，因為耐心等待多年的編織了堅實的關係網的人們會群起圍攻，說他的壞話，造他的謠言，保護自己即將到手的利益。
五 大雜燴
說了半天，官場上的各種關係都擺平了，老百姓又如何呢？
老百姓繳了皇糧國稅，養了千千萬萬的文武官員，自然期望上邊派來一個賢能的領導，否則很應該大發牢騷。不過發牢騷也白發，他們的嗓門不夠大，掌權者聽不見。海瑞這句話說得異常簡潔精確，後人很難超越。但是這話的背後隱藏了一個可疑的前提：上邊知道了老百姓的不滿一定會替他們作主麼？事實上，大量的官辦企業經營不善，面臨破產，再明白不過地表明了官員的服務對象對他們的工作不滿意。這條信息通道並沒有堵塞，但是那些工部和戶部的官吏很少因此丟官，除非他們在官場上瞎了眼。海瑞的假定顯然不能得到歷史經驗的證實。老百姓的嗓門確實有問題，但是加害於人或者造福於人的實際能力更成問題。
這就是說，在進行官場謀劃，努力擺平各種利害關係的時候，無須考慮老百姓的壓力，他們根本就不能構成一個壓力集團，甚至連一個輿論集團也不是，不過是一盤散沙。那時候又沒有﹁海選﹂的手段，難道某粒沙子還能跑到吏部去為你爭肥缺或者砸飯碗麼？如果不能，考慮他們豈不是多餘？
作為整個政權的根基，老百姓在理論和原則上非常重要，所謂﹁水可載舟，亦可覆舟﹂，因此才有了﹁選賢任能﹂、﹁為民父母﹂、﹁愛民如子﹂之類的大原則和正式規則，以免洪水氾濫，大家遭殃。如果真能做到這一套，老百姓也會感到十分幸福，當牛作馬雖然免不了，皇親貴族的三宮六院和伺候他們的萬千宦官也要好好養活著伺候著，但身邊畢竟有了一個好牧人。只要他早出晚歸，兢兢業業地替天子放牧，屠宰的季節和數量掌握得比較有分寸，老百姓也就像魯迅說的那樣暫時做穩了奴隸。
但是在現實的制度運作中，老百姓什麼也不是，無論是壓力還是牢騷，什麼也傳不上去，這就難免﹁人善被人欺，馬善被人騎﹂。因此就培養出了敲詐勒索，勾引出了官場請託，豺狼餓虎們一個個地混進了牧人的隊伍，吃得牛羊們紛紛斷子絕孫，這便是最黑的潛規則。按照魯迅的比喻，這就進入了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
論資排輩和抽籤法可以算作灰色規則，位於白色的正式規則和黑色的潛規則之間。沿著這條灰色道路上來的放牧者則是個大雜燴，勤狗懶狗好人壞人豺狼虎豹都有，老百姓趕上誰是誰。這條灰色規則能夠大體通行，已經很不容易了。在老百姓什麼也不是的情況下，孫丕揚等有覺悟有勇氣的好幹部，運籌帷幄，建立各種同盟，巧妙地動員官場上的各種力量，經過努力才給牛羊們爭取到這個政治成果。這個成果的取得，既可以稱之為成功，也可以稱之為失敗，這大概也是各朝代總能夠維持二百多年，最後卻終於難免滅亡的道理之一。
第四篇 把幾種關係混在一起講
潛規則一 新官墮落定律
朱元璋說，老老實實地守著自己的薪俸過日子，就好像守著井底之泉。井雖然不滿，卻可以每天汲水，泉不會乾。受賄來的外財真有益處麼？你搜刮民財，鬧得民怨沸騰，再高明的密謀也隱瞞不住。一旦事發，首先關在監獄裡受刑，判決之後再送到勞改工場服苦役，這時候你那些贓款在什麼地方？在數千里之外呢。你的妻子兒女可能收存了，也可能根本就沒有。那些贓物多數藏在外人手裡。這時候你想用錢，能到手嗎？你家破人亡了，贓物也成了別人的東西。所以說，不乾淨的錢毫無益處。
這樣的利害分析也算得透徹了，但實際上並沒有起到多大作用。派下去的官員，如同冒著槍林彈雨衝鋒的戰士，一排排地被糖衣炮彈擊中倒下。前仆後繼，一浪接著一浪，一代跟著一代。後來，朱元璋當皇帝當到第十八個年頭︵公元一三八六年︶，這種現象見得多了，便總結出了一條規律。朱元璋說，我傚法古人任命官員，將他們派往全國各地。沒想到剛剛提拔任用的時候，這些人既忠誠又堅持原則，可是讓他當官當久了，全都又奸又貪。我嚴格執法，決不輕饒，結果，能善始善終幹到底的人很少，身死家破的很多。︹
請留意中間那一句話：
﹁沒想到剛剛提拔任用的時候，這些人既忠誠又堅持原則，可是讓他當官當久了，全都又奸又貪。﹂這就是新官墮落定律。﹁全都﹂云云肯定是絕對化了。但在統計學的意義上，這條定律大概真能站住腳。仔細分析起來，朱元璋發現的這條規律，背後大有道理。
科舉制實行之後，官僚大體是讀書人。他們讀了十幾年聖賢書，滿腦袋都是理論上的人際關係，如忠君愛民、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之類，書生氣十足，教條主義傾向嚴重，未必明白建立在利害算計之上的真實的人間關係。這種關係，聖賢們不願意講，胥吏和衙役的心裡卻清楚得很。
新官上任，還會碰到一個不請自來的教師，這就是土豪。在這裡，土豪是一個比地主富農更恰當的名詞。他們有可能是地主富農，也可能是商人，但絕對不是老實膽小的土財主。他們甚至可能沒有正經職業，以欺行霸市或坑蒙拐騙為生，即朱元璋所說的那些把官員教壞的不務四業之徒。這些人是地頭蛇式的強者，在當地苦心經營多年，已經建立起一個有利於自己的利益分配格局，他們很願意把新官拉下水，教他們適應並且保護這種格局。
我沒有仔細計算，不清楚明朝初期貪贓枉法者被揭發處罰的概率有多少。在閱讀時得到的印象是：離朱元璋越近，被揭發處罰的概率越高。而不歸朱元璋直接管的小官，被揭發處罰的概率則逐級下降。也就是說，在省部級官員這一層，朱元璋算的賬比較有說服力。而到了縣處級，門子算的賬更有說服力。朱元璋懲治貪官的手段極其酷烈，大規模地砍頭剝皮截肢剜膝蓋，製造了大量冤假錯案，也懲辦了大量貪官污吏。血洗之下，洪武年間的官場乃是整個明朝最乾淨的官場。不過即使在最乾淨的時候，仍有大批高級官員不認朱元璋的賬，例如朱亮祖。我估計，在這批靠造反起家的高級官員之中，風險偏好型投資者的比例一定很高，很不容易管理。
朱元璋死後，管賬的大老闆不那麼能幹或不那麼上心了，下手也不如太祖那般凶狠了，朱元璋的那套算法便越發不對路了。不過，他發現的新官墮落定律卻越發靈驗了。
明朝制度規定，官員不許在本鄉本土當官，怕他們受人情的影響，不能堅持原則。但胥吏和衙役們一定是土生土長的本地人。土豪們就更不必說。他們熟悉當地的語言和風土人情，有一張親戚朋友熟人織成的關係網，盤根錯節，信息靈通，熟悉各種慣例，並且依靠這些慣例謀生獲利。那些聖賢書上不講的潛規則，正是通過這些人繼承並傳播的。他們是活的教科書。在他們的言傳身教和熱心輔導之下，官員們學習的時間大大縮短，學費大幅度下降，許多摸著石頭過河的麻煩都可以省去了。這便是朱元璋的﹁新官墮落定律﹂的實現過程。
所謂墮落，當然是從聖賢要求的標準看。如果換成新官適應社會和熟悉業務的角度，我們看到的則是一個重新學習和迅速進步的過程，一個接受再教育的過程。第一次是接受聖賢的教育，第二次則是接受胥吏衙役和人間大學的教育。第一次教育教了官員們滿口仁義道德，第二次教育教了他們一肚子男盜女娼。
潛規則二 晏式轉型
故事說，齊景公派晏子去東阿當領導，在晏子領導東阿的第三年，齊景公把他召回來訓斥了一頓。齊景公說：﹁我還以為你挺有本事呢，派你去治理東阿。現在你竟把東阿給我搞亂了。你回去好好反省反省吧，寡人要狠狠處理你。﹂晏子的態度極好，立刻表示改正，他說：﹁請允許我改弦更張，換一個辦法治理東阿。如果三年治理不好，我情願以死謝罪。﹂齊景公同意了。
第二年，在晏子上來匯報稅收工作的時候，齊景公迎上前去，祝賀道：﹁好極了！你治理東阿很有成績嘛！﹂
晏子回答說：﹁從前我治理東阿，後門全部關死，賄賂根本就沒有。池塘裡的魚都造福窮人了。那時候老百姓沒有挨餓的，而您反而要治我的罪。後來我治理東阿，大走後門，大行賄賂，加重老百姓的稅賦，搜刮來的財富不入國庫，都孝敬您左右的人了。池塘裡的魚，也都入於權貴之家。現在東阿的老百姓有一半在挨餓，您反而迎上來祝賀我。我這人傻，治理不了東阿。請您准許我退休，給賢能的人讓位。﹂說著連連磕頭，請求退職還鄉。齊景公聽了，從座位上走下來道歉說：﹁請你一定勉力治理東阿。東阿是你的東阿，我不再干涉了。﹂
晏子對齊景公說：過去我治理東阿，堵住小路，關緊後門，邪民很不高興；我獎勵勤儉孝悌的人，懲罰小偷壞人，懶民很不高興；我斷案不偏袒豪強，豪強很不高興。您左右的人求我辦事，合法我就辦，不合法就拒絕，您的左右很不高興；我侍奉權貴不超過禮的規定，權貴們也不高興。邪民、懶民、豪強這三邪在外邊說我的壞話，您的左右和權貴這二讒在裡邊進我的讒言，三年內壞話就灌滿了您的耳朵。
晏子說，後來我小心地改變了政策，不堵小路，不關後門，邪民很高興；不獎勵勤儉孝悌的人，不懲罰小偷壞人，懶民很高興；斷案時討好豪強，豪強們很高興；您的左右求我辦事，我一概答應，您的左右很高興；侍奉權貴超出了禮的規定，權貴們很高興。於是三邪在外邊說我的好話，二讒在裡邊也說我的好話，三年內好話就灌滿了您的耳朵。其實，我過去招致指責的行為才是應該獎賞的，我現在招致獎賞的行為正是應該懲罰的。所以，您的獎賞我不敢接受。
晏子把討厭正式規則和喜歡潛規則的人分成了兩類，用現在的話說就是兩大利益集團：一個是民間的﹁三邪﹂，另一個是統治集團內部的﹁二讒﹂。這兩類人的利益所在決定了他們的好惡，而他們的好惡關係非常重大。
統治集團內部的人，控制著通向以暴力組織為後盾的最高權力的信息渠道，他們是齊景公的耳目。晏子實際上幹得如何並不要緊，要緊的是信息渠道中傳上去的是惡言還是美言，在正常情況下，他本人的命運便是由此決定的。作為信息通道的把關人，二讒在晏子面前碰壁，願望沒有得到滿足，預期中的利益未能實現，積攢了滿腔怨恨，自然不肯傳達有利於晏子的好話，也不肯攔截詆毀晏子的壞話。如果實在聽不到什麼壞話，我想，只要有機會，他們一定也願意編造出一些謠言。更何況民間還有三邪存在，不愁聽不到壞話。
民間的三邪，是有能力也有願望與二讒勾搭的人。二讒接觸的幾乎都是這些人。二讒吃他們的，拿他們的，聽他們的，在信息通道中傳遞他們的意見。因此他們在政界的嗓門格外大，就好像現代政治中強勢的﹁院外活動集團﹂。晏子得罪了這個集團，自然要成為他們遊說攻擊的目標。
那麼，從正式規則中受益，在潛規則中受損的普通老百姓呢？他們自然是支持晏子的，可惜，他們的力量太弱，聲音太小。他們的讚賞不能使晏子陞官，而三邪二讒卻可以。他們挨餓並不能讓晏子丟官，而三邪二讒卻能夠。這些老百姓，就好像是一麻袋毫無組織的土豆。而缺乏組織的土豆，一麻袋也好，一火車也好，在土豆們進行利害計算的時候，損益得失無異於一個土豆，並不像通常想像的那樣是所有的土豆之和。零散的土豆無力保護自己的利益，需要高高在上的皇帝代表他們，賜予他們雨露陽光。
雙方的熱情和影響力的差距如此巨大，從趨利避害的角度看，行政官員何去何從已經命中注定了。
讓我們在想像中變成這塊砝碼，從個人在官場中生存和發展的策略的角度，設身處地驗證一下這個說法。
最開始，我們遵守仁義道德，不欺下不媚上，努力當好父母官。這是理想中的為官之道，是冠冕堂皇的官場進步策略，在歷朝歷代的官場上確實也可以找到這樣的清官。可是我們在抵抗墮落的誘惑，努力當一個忠君愛民的好官的時候，竟然受到了來自上邊和下邊的強大壓力。我們發現，原來上邊是很想讓我們媚的，誘導我們媚，暗示我們媚，強迫我們媚，不媚就有禍。而媚上就要上貢，就要貢魚貢蝦，這就難免欺負下邊，讓魚蝦們倒點霉。出乎意料的是，下邊也很願意我們欺負，蝦群中的積極分子會主動協助我們欺負，把他們的鄰居加工好，送貨上門，並不用我們太費心。如此容易地﹁欺下﹂之後，我們又進一步認識到，原來老百姓並不難欺負，欺負了他們幾次，他們也沒什麼辦法。那麼我們如何是好？是放棄仁義道德，轉而採取欺下媚上的官場生存策略呢，還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硬要跟領導和群眾對著幹呢？
從利害關係的角度看，對抗當然是要倒霉的，聽話才有出路，自己也可以跟著沾點光。但是從道德是非的角度看，欺下媚上畢竟有點不對勁。怎麼辦？這是每個官員都躲不開的實際問題，也是一個可以逼迫大多數人顯現原形的問題。如果碰上思想不那麼純潔，立場不那麼堅定的人，恐怕就會冒出這樣的念頭：我對抗領導，然後丟掉飯碗，真能起到什麼好作用麼？白白犧牲了自己，換上來一個新的，說不定一點良心也沒有，欺壓老百姓更加殘酷，還不如我呢。為了減輕東阿人民的損失，我要堅守崗位，多跟領導合作，少搞對抗。｜｜如此一想，良心竟然被我們糊弄平整了，我們也就可以坦然地媚上欺下了。這種官場生存策略的轉變正好與晏氏轉型相對應。
晏子畢竟不是等閒之輩，他聰明過人，路子也過人。晏子拒絕正面回答問題，避開了尖銳的選擇及其政治風險和良心負擔。他利用最高領導親自聽取匯報的機會，把不同的選擇方案及其後果擺到了領導本人面前，請領導替他做主。最高領導傾聽之後，親筆批示：特准晏子在官場上遵守仁義道德，不媚上不欺下。
第五篇 總結：崇禎死彎
蔣閣老是福建人，說話口音重，不擅長爭辯，但是文章典雅，極其博學。蔣德璟回家後便給皇上寫了一份奏疏，進一步解釋自己的思想。奏疏的大意是：現在地方官以各種名義徵稅，追討拷打，鬧得百姓困苦，遇到賊反而歡迎，甚至賊沒有到就先去歡迎了。結果，兵沒有練出來，民已經喪失了，最後餉還是徵不上來。因此我想追究倡議練餉者的責任。我這樣做很冒昧，我又傻又直，罪該萬死。隨後引罪辭職。
請注意這幾句話。蔣德璟向皇帝描繪了一種反向的關係：你不是想加餉平賊麼？偏偏你籌餉的規模和努力越大，百姓迎﹁賊﹂就越踴躍，﹁賊﹂也就越多。百姓投了賊，餉更沒處徵了。這意味著一個空頭政策換來了更多的敵人和稅基的永久消失。為了表達這個意思，內閣最博學的蔣閣老惹怒了皇上，並且引罪辭職。
崇禎很要面子，心裡卻不糊塗。與這種矛盾的心理一致，他容許蔣德璟辭了官，但不久也取消了練餉。
總而言之，徵稅的壓力越大，反叛的規模越大。帝國新增的暴力敵不過新生的反叛暴力。全國形勢到了這種地步，崇禎便走投無路了。在我看來，崇禎和明朝就是被這個U形彎勒死的，故稱其為崇禎死彎。
天災的影響也不可忽視。明末的大亂從陝西開始，這一點很有自然地理方面的道理。據說中國氣候在明末進入了一個小冰河期，想必降雨區域普遍南移。從氣象記載來看，就表現為陝西一帶連續多年的大旱，動輒七八個月不下雨。在陝西那個靠天吃飯的地方，這意味著大面積的饑荒。明朝曾有人觀察到一個現象：江南的米價從每石四五錢銀子漲到每石一兩五到二兩 銀子的時候，路上就可以看到餓殍了。而在李自成造反前後，陝北的米價在每石六兩 到八兩 銀子的超高價位徘徊不落，與此相應的就是餓殍遍地和大量的人相食的記載。更何況陝西不比江南，底子本來就很薄，那裡架得住這樣連年的天災。
到了這種關頭，官府應該做的是救濟和賑災，絕不應該繼續加稅壓搾。而崇禎所做的正是加稅，而且催逼嚴厲。︽明史．流賊列傳︾記載說：當時陝西所徵的名目有新餉、間架、均輸，名目恨不得每天都有增加，而且腐敗的吏胥們因緣為奸，民大困。李自成在造反的第一個版本中挨縣官的板子，戴枷示眾，就很好地體現了官府火上澆油的作用。
按照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的規定，各地遭災，地方官一定要及時報告，隱瞞不報者死。如果情況緊急，地方官有權直接開倉放糧，事後補報戶部批准備案。中央政府自然更有賑災的責任。這是合乎儒家治國理論的正式規定，但不過是一紙規定而已。據︽明史．流賊列傳︾記載，李自成造反的那一年，兵部郎中︵近似國防部的局長︶李繼貞曾經上奏崇禎，說延安一帶饑荒，眼看老百姓都要當強盜了，他請求國庫發放十萬兩 銀子賑濟饑民。結果﹁帝不聽﹂。皇上不聽，你又能拿他怎麼樣？對明朝的皇帝來說，朱元璋是他們的祖宗，祖訓的地位相當於如今的憲法，但皇上就是違憲了，誰又敢拿他怎麼樣？
話又說回來，各地的糧倉裡也未必有多少糧，好多地方賬面上有，實際已被那些冗官冗兵偷偷吃了黑了，或者換成糟朽的了。李自成圍困開封的時候，開封的糧倉就露出了這樣的黑餡，結果開封大饑，一個人單身走路經常失蹤，被人像偷雞摸狗一樣悄悄殺了吃掉。
一句崇禎元年農民造反前的動員口號：餓死也是死，當強盜也是死，坐等餓死，還不如當強盜死！︹註：︽明季北略︾卷五。︺這是非常現實的利害計算。當良民和當強盜的風險已經相等了，而當強盜活下去的希望卻大得多，這就是崇禎死彎的谷底。
一般說來，賦稅加重意味著皇上豢養的專政工具更加強大，老百姓造反的風險也應該隨之加大。儘管從錢糧變成威懾的轉化渠道腐敗朽壞，嚴重滲漏，那一大筆錢糧總要變出一些軍隊和刀槍，明晃晃地逼到造反者面前，並且在心懷不滿的百姓面前晃動，構成冷颼颼的威脅。可是，如果壓搾過度，老百姓到了橫豎也是一死的地步，風險就無法繼續加大了，上述道理就失靈了。萬一官府的鎮壓力量跟不上勁，或者外強中乾，或者可以收買，讓老百姓看出犯上作亂倒是一條活路，這時候，崇禎死彎就見了底。在這塊地方，造反有收益，當良民卻沒有。造反有風險，但良民同樣有，說不定還更大。這就是崇禎死彎形成的微觀基礎。
據錢泳︽履園叢話︾記載，崇禎末年，盜賊四起，年穀屢荒，人們都以無田為幸運，每畝田價不過一二兩銀子。田的成色稍差，也有白送沒人要的。人逃走了，地也荒了，官吏和軍隊的數目卻越來越大，他們總要穿衣吃飯。這就要求我們的父母官更加嚴厲地催逼那些尚未逃走的農民，把他們也逼跑。︵明︶楊士聰在︽玉堂薈記︾卷四裡痛罵楊嗣昌，說他服毒自殺活該，不死也要建議砍了他的腦袋，砍了腦袋仍然死有餘辜。如此痛罵就是因為楊嗣昌建議加派。他加派的兵餉，只能加於尚未造反的地方，湖廣、河南、陝西、四川這些已亂的地方根本就沒法加。而未亂的地方，﹁一日未亂，則加派一日未已﹂。最後鬧到天下全亂，無處加派拉倒。楊士聰描述的大體是一個惡性循環，是崇禎死彎最後階段的加速下跌。
在崇禎死彎的下坡路上，明朝的官軍又狠狠地踹了社會一腳。明朝的鄖陽巡按高斗樞在︽守鄖紀略︾中記載了明末的情景和官軍的表現。他說，崇禎十四年︵一六四一年︶六月，他奉命駐守鄖陽。七月初，他從長沙動身，水路到達荊州，路經襄陽，八月初六 進入鄖陽。一路數百里的農田裡都長滿了蓬蒿，村落破敗，沒有人煙。唯有靠近城市的一些田地，還有城裡人耕種餬口。
公平地說，左良玉的部隊在明朝官軍中並不是最壞的。他們燒殺搶掠，但是好歹還能打仗，這總比那些見到百姓如狼似虎，見到清兵和土匪便抱頭鼠竄的傢伙管點用。另外，官軍搶劫百姓，明朝官府要負多一半的責任。儘管官府的稅費一徵再徵，仍然嚴重拖欠軍餉。士兵們被迫賣命打仗，卻又缺糧斷餉，搶劫起來自然理直氣壯，軍官們也就不敢真管｜｜已經有許多把官兵逼反的先例。在這個意義上，官軍的搶劫等於一次刮地三尺的極其凶殘的高額徵稅，過度和違法之處，則相當於政府攤派和收稅時免不了的﹁腐敗稅﹂，當時的正式稱呼叫﹁陋規﹂、或者叫﹁常例﹂，反正都是那些按規矩必定落入貪官污吏腰包的黑錢。
明朝的官軍數以百萬計，這是橫行天下的百萬豺狼餓虎，在計算崇禎死彎及其谷底的時候無法忽略。
五 李自成可以抬高谷底
與官軍的表現相反，李自成的軍紀越來越好。高斗樞在︽守鄖紀略︾中說：早先，張獻忠和李自成每攻陷一城，就要大肆搶掠一場。到壬午︵一六四二年︶夏秋，李自成和羅汝才每得一城，則改為派﹁賊﹂防守，並且嚴禁搶掠，以籠絡民心。
馬世奇還向皇上匯報了一件意味深長的事，他說﹁賊﹂知道百姓恨什麼，專門打出了﹁剿兵安民﹂的旗號，結果百姓望風投降。而﹁賊﹂進一步發放錢糧賑饑，結果老百姓把﹁賊﹂當成了歸宿。︹註：計六奇︽明季北略︾卷十九。︺形勢發展到這個份上，剿匪已經沒有﹁剿兵﹂的旗號吸引人了，漂亮話的作用也就到頭了。｜｜漂亮話本來對安撫人心大有作用：同樣是餓肚子，心裡以為餓得對，餓得公道，就可能縮在家裡等死；心裡以為不公道，就很可能罵一聲娘，拎著大棒子出門。所以林彪元帥說：﹁槍桿子，筆桿子，奪取政權靠這兩桿子，鞏固政權也要靠這兩桿子。﹂漂亮話可以使公正的旗號高高飄揚，不公卻是爆炸性很強的危險品，確實能當武器用的。
皇上聽說百姓多跟著李自成跑，嘆息了很久，然後說：我以前當面對河南的督撫說過，叫他們選好將領，選好官員。有了好將領，自然兵有紀律，不敢擾民。有了好官員，自然安撫百姓。百姓視之如父母，誰還肯跟著賊跑？這是團結人心，是比剿賊還要靠前的事。︺
對於一無所有，吃了上頓沒下頓的流民來說，答案是很明白的。對於躲在城裡的良民來說，跟誰走的利弊恐怕還要算算清楚。這時候，李自成散佈的歌謠給出了一個粗直的答案。歌曰：﹁吃他娘，穿他娘，開了大門迎闖王，闖王來時不納糧！﹂
對於那些飢寒交迫的人們來說，對於那些即將被苛捐雜稅和貪官污吏逼得傾家蕩產的人們來說，痛痛快快地吃他娘幾頓飽的，穿他娘一身暖的，不再給狗日的納糧了，這是多麼美好的世界啊！
六 結局
崇禎十七年︵一六四四年︶舊曆三月十二日 ，李自成大軍逼近北京西北一百多公里的軍事重鎮宣府，巡撫朱之馮開會，號召誓死守城。而城中哄傳李自成免徭役、不殺人，全城喜氣洋洋，張燈結綵，點上香準備迎接。鎮守太監杜勳打算帶人去三十里外歡迎李自成。朱之馮痛斥這位皇上的特派員沒良心，杜太監嘻嘻一笑，兀自領著人走了。李自成的隊伍到了，朱之馮無可奈何，親自登上城樓，向左右下令發炮，左右默然，誰都不動。朱之馮親自點火放炮，又被左右拉住。細看時，大炮的線孔已經被鐵釘釘死。朱之馮嘆道：沒想到人心至此。然後仰天大哭，給崇禎寫了封遺書，勸皇上收拾人心。隨後上吊自殺。
五天後，三月十七日 ，李自成大軍抵達北京，發炮攻城。十八日，崇禎在炮聲中發出罪己詔，宣佈取消所有加派的新餉舊餉。當晚，北京城破。十九日凌晨，崇禎自縊於皇宮後的景山腳下，時年三十三歲。
第六篇 笑話天道
天生萬物以養人，人無一德以報天，殺殺殺殺殺殺殺！
原來，大屠殺也是以天道為根據的，而且仔細想想，張獻忠的推理並未違反邏輯。天道居然可以被合乎邏輯地打扮成這副凶相，不能不叫人刮目相看。
天道畢竟不會自己說話，一定要有個什麼代表。既然皇上和起義領袖都未必稱職，天道的代表權到底應該歸誰呢？
在這個問題上，西方人也有過爭論。他們的問題是誰能代表﹁上帝﹂。天主教宣稱教會代表了上帝，準確點說，是壟斷了人類與上帝溝通的渠道。憑藉這種壟斷，那些組織嚴密的人類先進分子就幹出了許多貪污受賄的事情，把他們的追隨者激怒了，結果就產生了直接與上帝交流的觀點，說上帝就在平民百姓的心裡，每個人都可以直接面對上帝，用不著那些出賣靈魂的傢伙當代理。這就是新教從天主教分裂出來的歷史故事。
後來，在政治領域發生的事情我們都知道了，議會誕生了，各色人等都在議會中得到代表，替他們立法。這個代表們攪在一起立出來的法，作為各方利益合縱連橫出來的結果，大概就好比試驗室中模擬出來的天道了。當然，誰也不敢保證模擬得絲毫不差，可是現在似乎還沒有發明比這種模擬更高明的尋求天道的辦法。我們可以拿這種辦法與皇帝代表天道的信念比較一下優劣。像正德皇上那樣的人，滿肚子山珍海味，滿腦袋歌兒舞女，讓那些雄性激素和別的什麼激素模擬工農商學兵和各族同胞，難道真能攪出一個天道來，而且比議會裡攪出的東西更高明？這真是奇怪之極的幻想。
皇上可以代表天道的高論，在清末民初就有很多人不信了。但是問題並沒有徹底解決。民國號稱是人民的國，偏偏不肯讓人民當家作主，說要經過﹁軍政﹂和﹁訓政﹂這兩個歷史階段之後，才能﹁還政於民﹂，實行憲政。這套說法的理論根據是三民主義。主義云云，聽起來很像是天道的變種。中國共產黨人揭穿了這套說法的真實面目，說它的本質是為一黨獨裁和蔣家王朝的專制打掩護。
第七篇 造化的報應
我想到了一個朋友說到的故事。他說他在美國見過一件事情，印象很深。一個老頭，看見路口堵車，很生氣，就下車把維持交通的警察訓斥了一頓。說我們交了稅，應該得到好的服務，你怎麼把交通弄成這樣？警察畢恭畢敬地聽他訓斥。這在中國顯然是不可思議的。至少對我來說，很習慣聽警察的訓斥，從來沒有妄想過訓斥警察。在我的體會裡，中國的警察和司機的關係，屬於典型的貓和老鼠的關係。
老鼠｜｜這就是中國百姓心目中的真實的自我形象。貓和老鼠｜｜這就是真實的自己與公家的關係的真相。中國百姓很少有人當真認為自己是國家的主人。因為這不是事實。公共事務一直是皇上和官吏們壟斷的事情，老百姓一直在躲避他們的懲罰、勒索和敲詐。在這方面，老百姓就是缺乏責任心，因為這確實不是百姓能夠負責的領域。如果有誰不懂事，企圖按照主人的方式行事，對了領導的心思則已，對不上就會碰得頭破血流，海瑞和彭德懷就是證明。那些地位甚高的名臣尚且如此，更何況普通百姓。
在這樣的關係中，中國百姓找到了自己的定位。在根基上，他就不認為自己是主人。主人進了家門，難道還需要他聘請的小時工提醒他，要換掉沾滿了泥的雨靴再踩地毯麼？反過來說，如果我們踩地毯前沒有換鞋，而我們又不是不懂事的小孩，恐怕正因為這裡不是自己家，連親戚朋友的家也不是。我們不認為那些換鞋的規矩是自己的規矩，那是官們制訂出來管制我們的規矩。其實，不僅在紅綠燈前，就是在官場上，這種糟蹋地毯的心態也是很常見的。官員不過是皇上的僱員，能偷懶不妨偷懶。皇上吃香的喝辣的，進進出出還要讓小兵小官給他站崗開道，本來心理已經不那麼平衡了。憑什麼還要對他忠心耿耿？
從這個意義上說，民主制度的真正實行，也是提高公德水平的一個重要的前提條件。因為公德無非是主人翁的道德，不是主人翁，繼續當臣民甚至奴才，這道德便沒了根基。
把上邊提到的比喻再發揮一步：如果我僱小時工或者保姆來家打掃衛生，沒想到他反客為主，仗著自己膀大腰圓在我家裡當上了主子，這時我會作何反應？我被迫出去掙錢養家餬口，被迫給他發工資，這完全是因為沒別的辦法，不這樣就會挨揍。那我還會在乎穿著雨靴踩地毯麼？只要這室內衛生的事情還歸那位當上了就不肯下台的小時工管，我才不在乎他忙不忙呢。累死他才好，累跑他更好。我怎麼會體諒他的辛苦？他是貓，我是老鼠，我體諒貓的心情幹什麼？以皇帝為最高代表的統治者，就是這樣的公僕。公僕如此德行，我的公德應該是什麼樣子？
中國古人講到堯舜，經常有一些理想化的讚美，但我還是相信王充講的傳說。堯舜時代是什麼時代？那是中國的第一個王朝尚未建立的時代，堯和舜都是大家選出來的，每個人都是一個範圍不大的熟人社會的成員，彼此幾乎都知根知底，而每個人的行為都會影響別人對他的長期看法。人在這樣的社會裡生活，想不為自己的行為負責是根本不可能的。無論這行為是好是壞，恐怕都不那麼容易歸功於或歸咎於首領或別的什麼人。按照我們對原始社會的理解，這些人確實也可以稱為貴族，在這樣的社會裡，﹁比屋而封﹂應該是可能的。
到了桀紂時代，人心就不行了，這也是有道理的。桀紂是主子，其他一概都是臣民或奴才。如果主子們像桀紂那樣，連一點替天行道的遮掩都不講，臣民的道德水平自然也應該壞得沒遮攔。
但我對王充的說法有個疑問。剛才談論堯舜的邏輯和生活常識都提醒我們，聚族而居或者在小村莊中生活的人，如果不出這個小圈子，其實是壞不到那裡去的，不然就要自作自受。而桀紂時代，血緣社會還沒有解體，人們如何能壞到﹁比屋而誅﹂卻不製造冤假錯案的程度呢？
我估計，恐怕那些壞都壞在了﹁公德﹂領域，壞在與﹁公家﹂｜｜王公之類的統治集團｜｜及其掌管的﹁公務﹂的關係方面。而在﹁私德﹂的領域，在家族內部，在朋友鄰居和鄉親之間，我們的祖先就未必落後，說不定還能領先世界呢。中華民族長期處於世界先進水平，大概就有這﹁私德﹂的一份功勞。私德好，社會管理成本低，生產者也能安心努力地幹活。可是公德不好，先進就保不住，別人不打自己也要亂，早晚要大亂。
如今，我們的血緣社會和地緣社會都解體了，而西方所謂的﹁市民社會﹂又沒有建立起來。滿大街的人誰也不認識誰，想隨地吐痰就吐，想幹壞事就幹，連丟臉都不用怕，只要能躲過警察就不必承擔責任，就可以不遭報應。隨著私德領域的縮小和公德領域的擴張，我們的優勢沒了，劣勢卻露餡了。中國社會陷入了歷史性的危機。
這種危機似乎還在加重。負責維護公共秩序的政府，本來還有天道的權威支持，可以得到被統治者的認可，統治集團也容易無爭議地團結在真命天子周圍。現在孔家店被砸了，天道和天命沒人信了，本來就很弱的公德領域又少了不受置疑的維護者，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刻。
從這個意義上看，我們現在和過去一樣處於大病未癒的時期。如果說有區別的話，無非是試驗了幾種藥，效果都不那麼理想。天道的變種和替代品在一百多年的歷史試驗中先後喪失了權威，人們重建觀念世界的努力一次又一次地失敗。各種藥物的療效和副作用總叫人不滿意。譬如毛澤東思想的猛藥，治療貪官污吏的一時效果不錯，但我們在毛澤東時代買東西的時候卻整天招人白眼，被那些售貨員訓來訓去。工人農民幹活也大規模地偷懶｜｜這都是大家在社會分工中安身立命的領域，表現出來的竟是這副德行。
這裡說的是經濟領域。我想，市場競爭在總體的方向上應該有利於實現孔老夫子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理想，因為人們更願意為包含了這種品德的產品和服務掏錢。
政治或者叫公共領域顯然不那麼樂觀。如果像經濟領域一樣建立某種競爭機制，好服務得到選票，於是陞官；壞服務丟掉選票，於是丟官甚至丟掉飯碗，我們在前邊為不守公德辯護的理由就要站不住腳了。
當然社會生活不僅僅包含政治和經濟這兩個領域。我的一個在美國生活了多年的朋友告訴我，美國人很怕壞了自己的信譽。他們輕易不敢賴賬，輕易不敢違反交通規則。我這位朋友在一個月之內曾經兩次駕車超速，被警察叫了下來，登記了他的社會安全號碼。不久，他的違規記錄就遭到了報應。他接到了來自保險公司的通知，他的汽車保險費用從二百元增加到四百元。美國人的社會安全號碼就好像中國的身分證號碼，是唯一的，也是公民得到福利待遇的憑據。但是他如果賴賬，如果在公共信用方面有了不良記錄，任何跟他做生意的人都會查出這個記錄。被他的不良行為害了的銀行保險和交通管理之類的部門，自然也願意登記這個記錄。結果，假如你要在一個文明寧靜的地方租一間房子，房主一定會要你的社會安全號碼，要是你的品德和信用記錄不好，就別想以正常價格租到這間房。我的這位朋友認為，這種精密的報應機制，就是美國社會公德水平比較高的根基。這套機制獎勵公德，懲罰缺德者。
我們的祖先一直說天道好還，報應不爽，希望善有善報，惡有惡報。其實造化把這報應的工作交給了人類自己，交給他們設計和建立的制度。如果這個社會傾聽這種要求，在尊重個人的基礎上建立了權利和義務平衡的制度，建立了恰當的責任追究制度和貢獻獎勵制度，報應的體制就建立了。如果這個社會不建立這樣的制度，那麼，這個社會就會遭到報應，它會被其他有著更合乎造化要求的制度的社會所淘汰，或者被它自己所破壞。我們中國的二千年王朝循環就是造化給予帝國制度的報應。
報應不僅落到了整個社會和制度的頭上，也落到了每個人的頭上。我們隨地吐痰，我們不排隊，我們遇到不道德的國際行徑和國內行徑都假裝看不見。這些嚴重缺乏公德的行為遭到的報應還不清楚麼？我們被人家看不起。我們自己的生活環境和健康環境下降，使得每個人都生活在一個他不喜歡的世界裡，這就是報應。為了讓自己生活得更有尊嚴，也更健康，更美好，究竟值得不值得約束一下隨地吐痰之類的毛病呢？或者，請一些執法者來管這件事情，而每個中國人都要為他們的工作多掏一筆稅金。花錢僱人強迫你，並且用侮辱懲罰的手段迫使你自己不吐痰，然後我們再掏更多的錢行賄，逃避處罰，這不是很愚蠢很可笑麼？幹嗎不約束自己一點，非得獲得如此愚蠢可笑的報應呢？造化的報應就是這樣的東西，你愚蠢，它就還你一個愚蠢。你可笑，它就還你一個可笑。所有的行為都會計入收支賬目，真是天網恢恢，疏而不漏。任何社會和個人都要為自己的失職付出代價，你自己逃避了這種代價，別人就要替你付。人人都能逃避這樣的代價，那就要由這個允許逃避的社會和民族的整體付，變本加厲地付。我們的黑頭髮可以染，黑眼睛和黃皮膚卻難以掩飾。
造化終究是令人敬畏的，是不容糊弄的。我們自己，我們中國，我們人類，都是這造化的一員，我們今天的行為必定要影響我們的未來和我們的命運。這造化並不僅僅是一個威懾者，它還是一個鼓勵者，是一種寬廣的、詩意的生活的基礎｜｜只要你對它有足夠的理解和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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