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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講 如何研究通史
歷史有其特殊性、變異性與傳統性。
研究歷史首先要注意的便是其特殊性。我們以往的傳統，與其他民族有變有異，有自己的特殊性。沒有特殊性，就不成為歷史。如果世界上一切國家民族，都沒有其相互間的個別特殊性，只是混同一色，那就只需要，亦只可能，有一部人類史或世界史便概括盡了。更不須，也不能，再有各國國別史之分。
其次，歷史必然有其變異性。歷史常在變動中進展。沒有變，不成為歷史。我們讀小說，常見說：﹁有事話長，無事話短。﹂所謂有事即是有變。無變就不見有事。年年月月，大家都是千篇一律過日子，沒有什麼變動，此等日常人生便寫不進歷史。歷史之必具變異性，正與其必具特殊性。
再把此二者，即(種族)特殊性和(時代)變異性加在一起，就成為歷史之傳統性。我們研究歷史，首先就當知道歷史的三種特性。
研究歷史，首當注意變。其實歷史本身就是一個變，治史所以明變。簡言之，這一時期的歷史和前一時期不同，其前後之相異處即是變。因此乃有所謂歷史時代。歷史時代之劃分，即劃分在其變上。如果沒有變，便無時代可分。
如在先史以前，人類存在，已不知其經過了幾十萬年。但其間變動少，便亦無許多時代可分，亦無詳細歷史可寫。於是便成為我們對這一時段歷史之所知少。實因這一段歷史自身之變動少，人類進步遲緩，故無事變可言時代可分。淺言作譬，如一人，只是生老病死，只是溫飽度日。在其人生過程中，無特殊性，無變異性，其人之一生，便亦無歷史可言。
其次，我們研究歷史之變，亦宜分辨其所變之大與小。例如從春秋到戰國是一變，但這尚是小變。從戰國到秦卻是一大變。自東漢到三國魏晉時代卻又為一大變。歷史進程，一步步地不斷在變。從此不斷之變中，我們又該默察其究竟變向哪裡去。正如一個人走路，我們可以察看他的行蹤和路線，來推測他想走向哪裡去。同樣情形，治史者亦可從歷史進程各時期之變動中，來尋求歷史之大趨勢和大動向。固然在歷史進程中，也不斷有頓挫與曲折，甚至於逆轉與倒退。但此等大多由外部原因迫成。在此種頓挫曲折逆轉與倒退之中，依然仍有其大趨勢與大動向可見。此等長期歷史之大趨勢與大動向，卻正表現出每一民族之歷史個性有不同。我們學歷史，正要根據歷史來找出其動向，看它在何處變，變向何處去。要尋出歷史趨勢中之內在嚮往，內在要求。我們要能把握到此歷史個性，才算知道了歷史，才能來指導歷史，使其更前進。使其前進到更合理想的道路上，向更合理想的境界去。
我們該自歷史演變中，尋出其動向與趨勢，就可看出歷史傳統。我此所謂歷史傳統，乃指其在歷史演進中有其內在的一番精神，一股力量。亦可說是各自歷史之生命，或說是各自歷史的個性。這一股力量與個性，亦可謂是他們的歷史精神。能使歷史在無形中，在不知不覺中，各循其自己的路線而前進。若那些在歷史進程中沉澱下來的，或僵化而變成的一些渣滓，此乃依隨著歷史生命而俱來的一種歷史病，卻不當誤看為歷史傳統。
根據某一問題來研究歷史，實不是最理想的。例如有人提出一問題：﹁中國何以會有共產黨？﹂若循此作研究，經過一番推溯，在中華民國政府成立以前，中國並無共產黨，而且在百多年前，此世界亦尚無馬克思其人。那麼此一問題似乎推究到此即完了，中斷了。你將認為上面歷史和此無關，如是的心習，會使你走上許多狹窄膚淺短視的路上去。因此即使我們要根據當前問題來推究，也得首先將此問題暫放一邊，平心靜氣，仍從歷史本身的通體來作研究，如此才能對你原有問題得出一正當的結論。我們當知，從研究歷史用心，可以解決問題。若僅從解決某些問題上用心，卻不一定能了解歷史。這等於說，明體可以達用，而求用心切，卻不一定能明體。
故此，我們若真要研究歷史，仍不如從頭到尾作通體的研究。首先便是通史，略知通史大體，再深入分著時期去研究一部斷代史。對一部斷代史有研究，再回頭來接著重治通史，又繼而再另研究一斷代。如此迴圈不息地研究下去，才是可遠可大，才能真明白歷史上的時代之變，才能貫通上下古今，而獲得歷史之大全。
我們更當明白，在同一時代中，此一事件與彼一事件之彼此相通處，及其互相影響處。但此也不宜刻意深求。我們若能熟悉於某一時代之橫剖面，自見在此時代中一切政治制度、社會形態、經濟情狀、學術大端、人物風尚性格等等，一一可以綜合起來互相會通，如此才能真明白了此時代。切莫一一各自分開，只作為是一些孤立和偶起的事項來看。我們又當知各事項之相互影響，又有主從之別。如三國時代，政治變了，社會變了，學術也變了。我們當研究此種種變，主要究自何處發動開始，究竟是由何一項來影響了其他別一項。又如自清代咸同中興以迄今天，一部中國現代史上，也曾有不少次的變動，每一變動也多曾引起人鼓舞想望，以為中國有希望了。但事實上，卻是每下愈況，愈變愈壞。我們當問，這些變究自何處來？究竟是要變向何處去？為什麼總是變不好？我們須從逐件事上會通起來看。此中實是大可研究。這是中國現代史上一大問題，要人具備大見識，才能對此問題有解答。但若不先精熟這一部現代史，試問何從妄生揣測，或空下斷語來評判現代？即此一例，諸位可知史學之重要。治史要能總攬全域，又要能深入機微。初看好像說故事，到家卻需大見解。
講史學，常說要有史才史識與史德。
一、史才：貴能分析，又貴能綜合。須能將一件事解剖開來，從各方面去看。如漢末黃巾之亂，可以從政治的、社會的、經濟的，以及學術思想民間信仰種種角度去看，然後能析理造微，達到六通四解，犁然曲當的境界。另一方面要有綜合的本領，由外面看來，像是絕不相同的兩件事，或兩件以上的事，要能將它合起來看，能窺見其大源，能看成其為一事之多面，這種才智即便是史才。
二、史識：須能見其全，能見其大，能見其遠，能見其深，能見人所不見處。歷史是一全體性的，並非真個有一件一件事孤立分離而存在。只是我們分來作一事一事看。如一塊石的堅與白，並不能分，只是我們自己的看法與把捉法把它分了。若我們能如是來看歷史，每件事便都能見其大。而且歷史只是通體渾然而下，無間斷、無停止地在向前。我們若能如是來看歷史，自然能見其遠。又要能看出每一事之隱微處，不單從外面看，須能深入看。這樣的見識即便是史識。
三、史德：有了史才與史識，又更須有史德。所謂德，也只是一種心智修養，即從上面所講之才與識來。要能不抱偏見，不作武斷，不憑主觀，不求速達。這些心理修養便成了史德。
第二講 如何研究政治史
政治與政事不同。如秦始皇帝統一，漢高祖得天下，以及其他一切內政、外交、軍事等，都該屬於政事，歸入通史範圍。若講政治，則重要在制度，屬專門史。一個國家，必該有它立國的規模與其傳世共守的制度。這些制度，相互間又必成一系統，非一件件臨時雜湊而來。
要研究中國制度史，必須注意兩點：
一：研究制度，不該專從制度本身看，而該會通著與此制度相關之一切史實來研究。這有兩點原因，一因制度必針對當時實際政治而設立而運用。單研究制度本身而不貫通之於當時之史事，便看不出該項制度在當時之實際影響。一因每一制度自其開始到其終了，在其過程中也不斷有變動，有修改。歷史上記載制度，往往只舉此一制度之標準的一段落來作主，其實每一制度永遠在變動中，不配合當時的史事，便易於將每一制度之變動性忽略了，而誤認為每一制度常是凝滯僵化，一成不變地存在。
二：研究制度，必須明白在此制度之背後實有一套思想與一套理論之存在。在西方歷史上，所謂政治思想家，他們未必親身參預實際政治，往往只憑著書立說來發揮其對於政治上之理想與抱負。如古代希臘之柏拉圖，如近代歐洲之盧騷、孟德斯鳩等人皆是。但中國自秦以下即為一種士人政府，許多學者極少著書純講政治理論。這並非中國人沒有政治理想，乃因他們早多親身參預了實際政治，他們所抱負的多少可在實際政治上舒展。當知中國歷代所制定所實行的一切制度，其背後都隱伏著一套思想理論之存在。既已見之行事，即不再托之空言。中國自秦以下歷代偉大學人，多半是親身登上了政治舞臺，表現為一個實踐的政治家。因此其思想與理論，多已見諸其當時的實際行動措施中，自不必把他們的理論來另自寫作一書。因此在中國學術思想史上，乃似沒有專門性的有關政治思想的著作，乃似沒有專門的政論家。但我們的一部政治制度史，卻是極好的一部政治思想史的具體材料，此事值得我們注意。
第三講 如何研究社會史
大凡一個國家或民族，能維持一長時期的歷史，到數百年或千年以上，並能有繼續不斷的發展與進步，必有其一番潛在深厚的力量存在；必有其獲得此項成績之主要原因，為其歷史發展與進步之所以然。
當上察其政治，下究其社會，以尋求此潛力所在。
社會一詞，亦是外來的新名詞，中國古人稱社會為﹁鄉﹂。鄉的觀念，在中國一向極受重視。所謂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就十足透露中國古人對於社會重要性之認識。但西方人注意社會問題，則系近代的新觀點。尤其是馬克思，主張把社會形態來劃分歷史進程。他把西方社會分別為三形態：一曰奴隸社會，二曰封建社會，三曰資本主義社會。馬克思把此三種社會形態來配合於西方歷史上古、中古、近代之三分期。他說，上古希臘、羅馬時代是奴隸社會，中古時期是封建社會，近代則是資本主義的社會。他並推翻此後則必然為共產社會。
西方封建社會乃起於北方蠻族入侵，羅馬帝國崩潰之後。此時不僅在上無一個統一政府，連地方政府亦無法存在。社會上各自投靠依附於較大勢力者以求自保。如是自下而上，逐層築起了一種封建的架構。我們通常說，西方封建社會中，有貴族與平民兩階級。自經濟觀點言，貴族即大地主，平民則是地主屬下所統轄的農奴。但在中國歷史上，自秦迄清，在上始終有一統一政府。統一政府之下，並有郡縣地方政府。是否可說那時社會上的知識份子即等於西方封建社會中之那輩大地主？中國社會知識份子固亦有擁田產收田租者，可是在他們田產上從事耕種的民戶，是否亦相等於西方封建社會下農奴的身份？首先中國社會知識份子，並非即是封建貴族。其次絕大多數農民，都系屬於統一政府下之自由公民，則如何可說中國社會即相等於西方中古時期的封建社會呢？
西方封建社會之地主階級，是世襲的貴族。但中國歷史上之土地兼併，則系民間一種自由買賣。一輩士人經選舉或考試，獲得政府職位，借其俸祿所入而購置些少田產，自屬在所不免。但此等地產，並無明定世襲之權利。往往傳經一兩 代之後，又轉為他人所有。而且中國歷史上之知識份子及士大夫階層與其耕戶，同樣都受政府法令統制。在經濟上，貧富自有差異。在法律上言，則無顯著之身份分別。國家對於裁抑兼併及平均地權，屢有新法令之規定與措施。如何說中國秦代以下的社會，便與西方封建社會相同？
再就另一點言，我們都知西方封建社會之崩潰，系由自由工商人即中產階級在城市中興起，因而自由資本主義社會替代了封建社會而興起。但中國歷史上之城市，頗多綿延有二千五百年以上的長時期。即如廣東省番禺一城，秦始皇設三十六郡時，番禺即為南海郡之首府，距今在兩千年前。又如江蘇省之蘇州，即吳縣，此城在春秋時為吳國首都，直傳至今，已有兩千五百年以上之歷史。此外如春秋魯國都城曲阜，至今殆已有三千年之歷史存在。諸位讀西洋史，當知城市不在封建社會系統之內。近代西方城市興起，在西方史家有許多專書敘述。但中國歷史上之城市，則同時為政治與工商業之中心。而在春秋時代，城市工商人已有其一份在政府法令保護下之自由。例如春秋魯昭公十六年，晉卿韓宣子欲向鄭國取回一對玉環之一，但鄭子產告以此環乃在賈人之手，政府無權向之索取。韓宣子又欲直接買諸商人，子產又告以鄭國政府無權過問而作罷。舉此一例，自由工商業在春秋時已存在，戰國以下更不論。上面有統一的政府，下面有自由工商業，試問在此情況之下，是否會有如西方中古時期封建社會產生之可能呢？
惟其中國歷史是一貫綿延從未中斷的，因此中國城市能有二千年以上之歷史綿延，為數甚多。遠在春秋時，城邑可考者當達兩百左右，其間則有迄今超越三千年以上之長時期存在者。自秦漢推行郡縣制，每縣必有一城為其治所。漢元帝時，縣邑一千三百餘，此一千三百餘城邑，其沿革都可考，至今絕大多數依然在原地址存在，或略有遷移。其城郭建置，自已經過不少次之改修與新建。要之，這些城市，不僅作為一政治中心，同時亦是一工商業中心。環繞著它的四鄉，即憑此作為一物資集散之樞紐。此和西方中古時期之城市，獨立於當時封建系統以外者大不同。
秦以後兩千年來，中國社會不能沒有變。我將試照中國歷史上關於此一方面之變動情況，來為中國社會再細加劃分，約略可有下列之數時期：
一、遊士時期：此為春秋末貴族階級崩潰，士人新興之一轉型期。先秦諸子百家，自孔子儒家始，此下像墨子、孟子、莊子、荀子、老子，乃至戰國策士如樂毅、魯仲連以及公孫衍、張儀等，他們各壞一套理想，或抱一片野心。有的憑其人格感召，有的鼓其如簧之舌，周遊各國。朝秦暮楚，所謂﹁孔席不暇暖，墨突不得黔﹂。不遑寧處，以期行道得志於天下，因此而有百家之爭鳴。上面結束了春秋時期的封建貴族社會，下面開起秦漢以下之士族新社會。我們可姑名此時期為﹁遊士社會﹂。
二、郎吏時期：此一段時期指兩漢言。我初定此名，心甚不愜。因稱郎吏社會，不易使普通人了解，此非稍熟漢代制度不可。因此又擬改稱為﹁察舉社會﹂。此一時期之士人，都須經過察舉才得從政，亦或可稱為﹁太學生社會﹂。因當時的察舉，多須先經太學生階段。總之，此一時期，上面的政府已變成士人政府，而士人參加政府之路徑，首先是為郎為吏。士人得為郎吏之資格，則因經地方察舉獲入太學。故我擬為此一時期之社會定此名稱。逮士人在政府方面正式奠定其仕途，於是其在社會上之地位與身份亦逐次提高增漲，於是在此時期之後半段，漸有士族興起。我們亦可稱之為﹁士族興起的時期﹂，或徑稱﹁士族社會﹂。
三、九品中正時期：此為魏晉南北朝時。此時期也可稱為﹁門第社會﹂。乃承接兩漢士族興起，而達於士族全盛之時期，亦可稱為﹁士族確立時期﹂。但我們不能即認士族或門第為封建，因當時仍有一個統一政府臨制在上，而下面複有自由工商業資產階級之存在。此項士族與門第，則因其為溝通政府與社會之一橋樑而特占地位，卻與西方中古時期之封建貴族仍不相同。
四、科舉時期：唐代科舉制度產生，而門第社會逐次崩潰，又為社會一轉型期。下及宋代，魏晉以來相傳大門第，幾乎全部消失。此下便成為近代中國的社會，即﹁白衣舉子﹂之社會。此種移轉，本極重要，但因其只是漸變，非突變，故不易為人覺察。近人梁任公曾說：﹁中國歷史沒有革命，只有造反。﹂此語亦對。若要在中國歷史上尋找像西洋史上的激烈革命，事殊不易。中國社會只在融洽的氣氛下逐步向前推移，並不能在倉促間用暴力推翻這個，再在霎時間陡然來興起那個。如先秦時期的封建貴族崩潰，唐代之士族門第崩潰，皆是社會內部之大變。但此等變化，皆在和平中展演，非關革命，故使人不覺。我們亦可稱唐代科舉為﹁門第過渡時期﹂。
五、進士時期：科舉進士，唐代已有。但絕大多數由白衣上進，則自宋代始。我們雖可一併稱呼自唐以下之中國社會為﹁科舉社會﹂，但劃分宋以下特稱之為﹁白衣舉子之社會﹂，即﹁進士社會﹂，則更為貼切。我們亦可稱唐代社會為﹁前期科舉社會﹂，宋以後為﹁後期科舉社會﹂。當然到了明、清時代，科舉制度又已略有差別，略有變化，但我們卻可不必再為細分了。
要研究社會史，應該從當前親身所處的現實社會著手。歷史傳統本是以往社會的記錄，當前社會則是此下歷史的張本。歷史中所有是既往的社會，社會上所有則是現前的歷史，此兩者本應連系合一來看。我常謂社會譬如一個庭園，裡面有林林總總的花草樹木，其中有幾百千年的盤根老樹，也有移植不到一月幾旬的嬌嫩芝卉。在同一橫斷面下，有不同之時間存在。以此來看社會，有的習俗流傳至今已有幾千年以上的歷史了，但也有些是今天剛產生的新花樣。此社會之橫切平斷面，正由許多歷史傳統縱深不同的線條交織而成。社會就是歷史進程的當前歸宿，社會是一部眼前的新歷史。歷史家把歷史分為上古、中古、近代和現代，但還有眼前史。此當前的社會，呈顯於我們面前之一切，實為最真實最活躍的眼前史。
我試給它起一名稱，我將戲謂之﹁無字天書﹂，一部無字的歷史天書。此外一切史書著作，只都是﹁有字人書﹂。有字人書的價值遠不能超過了無字天書。中國古代大史學家司馬遷早就悟到於此，所以他在寫︽史記︾以前，便從事於遊歷，遍到各地親眼觀察，讀通了這一部無字天書，才下筆來寫他的有字人書。但我們今天也得反過來講，我們也須能先讀通了有字人書，才能來了悟此無字天書。否則縱使此一人終身生活在某一社會中，可以不認識此社會。縱使他畢生在此世界上周遊，亦可不了解此世界。可見﹁無字天書﹂該與﹁有字人書﹂參讀。歷史是以往的，社會是現存的。如說社會是一個發光體，那麼歷史就是這一發光體不斷放射出來的光。必待有某樣的社會，始能產生某樣的歷史。一切有字人書，全本此無字天書而寫出。因此各位如要研究歷史，不該不落實到現實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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