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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9月25日 星期六

戰略大歷史(2)

戰略大歷史:戰略是人類永恆的遊戲規則,懂戰略,你就能理解世界、定位他人,掌握自己的優勢

Strategy: A History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855760

 

作者:Lawrence Freedman

https://en.wikipedia.org/wiki/Lawrence_Freedman

https://www.kcl.ac.uk/people/professor-sir-lawrence-freedman

 

演講影片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7kjNT8hkI

 

讀這種厚厚的書其實等於看很多本書,因為作者幫大家回顧、摘錄與導讀很多經典(自己看原典其實不見得能看得懂、看到重點)

前面三章強調「力量」的重要性,後面這兩章強盜「智慧(詭計)」的重要性

 

 

4    孫子和馬基維利

兵者,詭道也。-孫子


在戰略思想中,荷馬最早提及的力量之神和智慧之神成了鮮明的對比。前者渴望肉體上的成功,後者追求精神上的勝利;前者相信強悍,後者看重智謀;前勇氣過人,後者想像力豐富;前者直接面對敵人,後者迂迴接近對手;前者時刻準備為榮譽而死,後者總是想靠欺騙偷生。

 

在羅馬帝國時期,戰略思想的鐘擺由智慧擺向了力量

荷馬筆下的奧德修斯也因此在維吉爾筆下變身為尤利西斯

https://en.wikipedia.org/wiki/Ulysses_(novel)

成了有關希臘人背信棄義的傳說的一部分。

 

在這類傳說中,甚至是雅典人,當發覺自己在與斯巴達的戰爭中處於下風時,也從特洛伊木馬上找到了某些共鳴,開始對奧德修斯的這個殘酷計策另眼相看。羅馬時代的英雄不再像從前那麼依賴狡詐和聰明,他們更坦誠、更可敬,在戰鬥中也更勇敢。

 

古羅馬歷史學家李維(Livy)寫道,觀念較為傳統的元老院議員對當時追求「過於狡猾的智慧」的世風深惡痛絕。這種智慧類似於「迦太基人的把戲和希臘人的詭計,讓人覺得用欺騙之術克敵制勝比武力 征服更光榮」。羅馬人作戰時不會「採取伏擊和夜間行動,也不會在假裝逃跑之後,給粗心的敵人來個回馬槍」。也許有時候「計謀比勇氣更實惠」,但相對於「耍手段和憑運氣」,只有「在一場公平正義的戰爭中 展開光明正大的徒手格鬥」,才能真正挫敗敵人的意志。

 

儘管有上述觀點,但使用計謀仍有著巨大吸引力。不久之後的尼祿(Tiberius Claudius Nero),羅馬帝國的第二位皇帝統治時期,馬克西姆斯(Valerius Maximus) 便在其著作中對謀略做了積極的闡述,並首次正式定義:

「與狡猾和詭詐相關的各種行為在希臘語中被統稱為『 strategemata 』〔謀略)

擾亂敵人部署,至少要打消己方的顧慮比起單靠武力,計謀會讓勝利更有保障

 

『戰略』和『謀略』這兩個詞天生就很相像。

戰略指的是「一個軍事統帥所具備的全部素質,體現為深謀遠慮、揚長避短、膽大心細和行事果決」

 

謀略,依靠的則是「技巧和聰明」,「能用來躲避敵人,效果並不遜於擊垮敵人」。 ”謀略無疑含有詭詐和欺騙的因素,但同時也包括不少更實際的、用於保持部隊士 氣的方法和經驗。

 

在其他文化體系中,謀略和詭計吸引人,尤其被當作擺脫困境的法寶;人們對其推崇備至,認為它們體現出一個有效戰略的本質特徵。美國漢學家麗莎·拉斐爾斯(Lisa Raphals) 對德蒂恩內和韋爾南有關智慧之神的論述多有研究,並將其所代表的謀略與中文裡的「智」進行了比較。

 

「智」有很多意思,從學問、知識、靈性,到技能、手藝、聰慧或狡黠,不一而足。一個智士往往是聖明的統帥,就像智慧之神的化身,能夠憑藉自己精通的詐術擊敗實力強於自己的對手。”戰勝弱敵無需超人之才,只有在不容失敗、保證克敵必 勝的情況下,真本事才得以顯現。

 

詭計的運用至關重要:變有序為無序,迷惑敵人,隱勇示怯,隱強示弱。

 

 

孫子

 

「孫子兵法」涵蓋了治國方略和戰爭藝術。

 

在孫子的公式化格言中,詭詐的精髓簡單說來,就是出其不意,即有能力卻裝作沒能力,積極備戰卻裝作消極避戰,欲攻打近處卻裝作攻打遠處,攻打遠處卻裝作攻打近處(「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 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要想做到這些,就需要布陣周密、軍紀井然。

 

能真正發揮作用的是對敵情的預先掌握(「先知」) 要預先了解敵情,不可求神問鬼,也不可根據相似現象進行類比推測,不可用日月星辰運行的位置去驗證,一定要從熟悉敵情的人那裡獲得(「不可取於鬼神,不可象於事,不可驗於度,必取於人,知敵之情者也」)

 

《孫子兵法》沒有提供唯一的制勝之道,它承認雖然避戰是最佳選項,但逼不得已時也須作戰。孫子書中描述的不過是些相對簡單的衝突,在這些衝突中,大膽無畏的行動就會讓敵人不知所措、陷入混亂。而一個潛在的弱點,比如在下達作戰任務時不說明其中意圖(「犯之以事,勿告以言」),同樣可以成為力量之源。任何類似的解釋在今天看來都晦澀難解,而且在軍事理論發生巨變的情況下似乎已顯過時;然而, 果孫子當年給出具體戰術策略上的建議,那麼這本書現在恐怕不會有人看得上眼。相反,孫子教給學生們的只是一些關於考慮問題的特定提示,至於解決問題的辦法或途徑,則必須自己去尋找」

 

孫子的用兵之道(詭計)被單方運用時效果最好:如果對陣雙方將領都研讀孫子兵法,其中的詐術可能不會有效果,雙方也可能會懵懵懂懂地爆發一場意外衝突

 

人們對於詭計往往會有多重理解,就像避戰可被理解為示敵以虛,然而一個統帥在智謀上能夠運用的詭計和機巧,和他的對手一樣有限。 孫子的價值並不在於他找到了一個適用於所有場合的取勝祕訣,而在於他提出了一種理想的特定戰略思維模式,其憑藉的是智取對手,而非暴力征服

 

在雅典人看來,堅決果斷的行動更具優勢,能夠讓戰爭和辯論盡快結束,以免因持久對抗而損失慘重、一蹶不振。戰爭以實實在在的戰鬥為基礎而直接展開,軍隊排成密集的方陣向前推進,以確保對敵人形成最大的壓力,誰擁有實力和勇氣,誰就能獲勝。軍隊將領雖然通曉詐敵之術並深諳出奇制勝的道理,但他們不願在躲避和襲擾的遊戲中浪費時間同樣,雅典人在辯論中也是直來直往。無論在劇場、法庭還是議會,演講者都會在限定的時間内直接、清晰地表達自己的觀點,供對手當場辯駁。因此,辯論和打仗一樣,都講究速戰速決。

 

這是一個有趣的對比,也許論戰方式反映出某種廣泛而持久的文化偏好,這種偏好影響了人們對衝突的態度。漢森(Victor Davis Hanson) 認為延續至今的西方戰爭模式開啟於古典時期,古希人嚴重偏愛 「決定性」戰鬥的說法正由此得出。這一觀點頗有爭議

 

反對者基於對古希臘戰爭及其後續歷史的分析, 質疑上述理論的權威性。歷史學家碧翠絲·霍伊澤爾(Beatrice Heuser)強調,到拿破崙戰爭之前,西方軍事思想中至少有一個極具說服力的分支是主張避免惡戰的。「沒有幾個人認為仗是非打不可的,也沒人平白無故地盼望打仗。」如古羅馬政治家、軍事家和傑出統帥昆圖斯·費邊·麥西穆士(Quintus Fabius Maximus),是「費邊戰略」的創造者。最初,由於在漢尼拔麾下勢如破竹的迦太基軍隊面前顯得懦弱怯 他一度被嘲諷為「拖延者」。但到西元前二一六年羅馬軍隊於坎尼(Cannae)戰役慘敗之後,他的軍事智慧得到了承認。在那之後的大約十三年裡,羅馬人始終不與敵人正面交鋒,而是不斷襲擾漢尼拔的補給線,直到他最終認輸並撤出義大利。

 

在整個中世紀,最負盛名的古羅馬軍事論著出自弗拉維烏斯·韋格蒂烏斯·雷納圖斯(Flavius Vegetius Renatus)的《論軍事》(De Re Militari)。當時,人們仍然認為所有重要的戰爭教訓都包含在經典著作中。中世紀同樣面臨著資源、交通和地理條件方面的限制,所以戰爭中要解決的關鍵問題就是後勤補給,一支攻擊部隊如果不會四處搜括和掠奪,就會陷入困境。《論軍事》中的相關段落寫道,打仗是「最後的非常手段」,只有在考慮了所有其他計畫並嘗試了應急辦法之後,才能走這一步。如果失敗的可能性過大,就應該避免作戰。

 

最好是運用「計謀和手腕」,盡可能從細微之處打垮敵人,從而令其不敢輕舉妄動。韋格蒂烏斯以類似於孫子的措辭表達了自己的偏好,即斷敵糧草比貼身肉搏更容易迫使敵人投降(飢餓比刀劍更加 可怕),並談到「要打敗敵人,採用切斷軍需、製造驚擾和攻擊要害的辦法(即透過迂迴戰術)比在戰場 上硬碰硬更有效」

 

關於中世紀戰爭是否真的如此反對正面作戰,學者們一直都在爭論。拜占庭帝國皇帝莫里斯(Maurice)在西元七世紀初所著的《將軍之學》(Strategikon)一書也持相似觀點:用欺騙、突襲或者飢荒來傷損敵人是上策,千萬不要被誘入一場激戰,打仗展現出來的更多是運氣 而不是勇氣。」就英法百年戰爭而言,「政治因素往往比軍事因素更重要」 即使由天才戰略家指揮作戰並在贏得一場激烈的戰鬥之後。 就像法國試圖鼓動蘇格蘭擾亂英格蘭的後方一樣,英格蘭在戰爭中也充分利用了自己在法國各地的盟友。

 

這意味著戰爭可以沿著相對可預知的道路發展,以顧全顔面的方式避免打仗是可行的。儘管不能確定對手究竟會恪守規則,還是會為滿足私利而行動,但共同的行為模式仍然對衝突和戰略產生了影響。 打仗雖有風險,但也有特殊作用,偶爾可以充當解決爭端的手段。打仗是一種契約,一種就誰是勝者以及何謂勝利達成共識的方式它要求各方接受這樣的安排:既然無法和平解決紛爭,那麼這就是最好的解決方式。 打仗是一次「軍備冒險」(chance of arms),是一種兩相情願的暴力,從中會產生一個勝者。戰鬥有時間和空間的限制,即一天之内在一個確定的戰場上進行(黎明開戰,黃昏收兵) 在這個範圍內,戰爭難免血腥、殘忍,但至少會打出個結果,不會讓戰火蔓延到國家的其他地方。勝利的最低要求是在這一天結束之前取得對戰場的控制權,打退敵人。只有雙方承認勝負已分,一場戰鬥才具有決定性意義。這並非源於騎士風範或者有限戰略概念的自我克制,而是一種法則。戰爭被視為一場有法律效力的賭注,正是因為風險如此之大,運氣如此重要,才被如此謹慎地對待。

 

 

馬基維利

我能比海上妖精淹死更多的水手,

我的詭計賽過尤利西斯,

我能像西農那樣再拿下一個特洛伊。

我比蜥蜴更會變色,

連那殺人不眨眼的權謀家也要向我學習

 

馬基維利讓詭計和花招超越了戰爭範疇,直指國家所有事務管理的核心。他被認為是自奧德修斯以來,又一個不可信任的狡詐圓滑之徒。「馬基維利主義者」就被用於形容那些深諳操縱之術、專靠欺騙謀私利的人;這種人醉心於權力本身,對借助權力行正直高尚之事則不感興趣。

 

他最有名的著作 《君王論》(The Prince)是一本寫給統治者的手冊。在當時義大利深陷動盪和危機的背景下,這本書奠定了馬基維利作為政治顧問的地位。他對佛羅倫斯乃至整個義大利在法國和西班牙強權面前的軟弱無能及其政治惡果的憂慮,還就軍事事務提出了明智而有說服力的建議- 他主張依靠徵兵制度建立一支更具持久戰鬥力的軍隊,從而為保衛國家和擴張國家勢力提供更可靠的基礎。不幸的是,由他協助建立起來的佛羅倫斯自衛隊於一五一二年在普拉托(Prato)戰役中被西班牙擊敗。

 

馬基維利在失去實權之後有了寫作的時間,開始為其他人如何行使權力出謀劃策。這種境況同時賦予了他一個超然的視角,增進了他對理想和現實之間差異的感受。他認為,在理想世界中,真正高尚的人總能因其善行而得到回報,而現實世界卻不那麼令人如意。馬基維利採用經驗主義研究方法,因此也被視為政治學之父。政治生存靠的是不攙雜感情的現實主義,而不是對虛幻理想的追求。這意味著要重視利益衝突及其潛在的解決方式,解決這些衝突不是靠實力,就是靠計謀。但是,光靠狡猾和欺詐不可能創造出堅實的政治權力:立國的基礎仍然在於良好的法律和軍隊。

 

馬基維利對政治方法學的興趣和所追求的目標在於:如何對付別人可能更強大的力量。馬基維利並未誇大戰略的效用。風險總是存在的,所以沒有一個總能安全的行動方向。就像用二十世紀的賽局理論預測「極小極大」結果那樣,他注意到:從道理上講,你永遠別指望能躲過一個危險而不遇上另一個危險,但精明的人知道如何識別不同危險的本質,並選擇面對其中害處最小的一個。 該做什麼則由環境決定。「命運是我們半個行動的主宰,即便如此,它還是會留下幾乎一半歸我們支配。」甚至在這個明顯由人支配的部分,採取行動時也需要審時度勢。自由意志體現了讓事物適應人性的可能性,馬基維利則認為事物可以塑造人性。

 

馬基維利的《兵法》 (Art of War),亦可直譯為「戰爭的藝術」,是他唯一於生前出版的著作,書名可能受到了孫子著作的啟發。

強調常備軍的潛在價值, ,尤其是建立一支合格、忠誠的軍隊至關重要,可以保衛國家安全並為外交創造運籌帷幄的餘地。

理解戰爭和政治的關係以及徹底擊敗敵人的重要性,認為即使敵人逃離戰場也要消滅乾淨,使其再無機會捲土重來。

深知命運女神對戰爭的操控能力,因此在談及命運問題時態度審慎。正是出於這個考慮,他主張作戰時傾盡全部軍力,而不僅僅是有限介入。

毫無疑問,他還表現出了對詐術、詭計和間諜活動的重視,認為這些手段可以料敵機先,如果可能,偶爾還能不戰而勝。

 

不過,他的著作最引人注意的特點在於書中鮮有提到如何抵禦外敵,主要是強調國內臣民的忠誠和奉獻。具體說來,他更願倚重本地民兵,而不是只為錢打仗的傭兵。他不敢指望愛國主義,而更相信鐵的紀律,包括採取切實措施,嚴防逃兵帶走任何財物。

 

「勸說或阻止幾個人做一些事情非常簡單,因為如果用嘴說不管用,你可以動用權威或武力。」而要取信於大眾則困難得多:他們必須聚在一起同時被說服。所以, 「優秀的統帥應該是演說家」。對軍隊訓話可以「驅除恐懼、提振士氣、增進頑強、揭露欺詐、承諾獎勵、 示險避險、灌注希望、賞優責劣,以及實現旨在撲滅或點燃人類激情的所有目的 」。 這類鼓舞鬥志的演說能夠激起全軍將士對敵人的義憤和藐視,同時令他們對自己的懶惰和怯懦感到羞愧。

 

在《君王論》中,馬基維利就如何攫取並掌控權力提出了惡名昭著、見利忘義的建議。在他看來,要達到這個目的,必須恣意使用各種陰狠手段,表面還要裝得道貌岸然。潛台詞就是,一個人若追求言行高尚, 便會萬劫不復。生存應該成為最高目標,否則將一事無成君主需要隨形勢變化來調整自己的行為,包括在必要時行不道德之事。在他最著名的一段論述中,馬基維利提出了這樣的問題:

究竟是被人愛戴比被人畏懼好一些,還是被人畏懼比被人愛戴好一些?

 

實際上最好是兩者兼備; 但是兩者合在一起難乎其難,如果一個人對兩者必須有所取捨,那麼,被人畏懼比受人愛戴是安全得多的。 人類可以說忘恩負義、容易變心的,是偽裝者、冒牌貨,是逃避危難、追逐利益的。

這種「性惡論」是馬基維利學說的核心。在書中某處,他對比了獅子和狐狸分別給人帶來的啟發,前者代表力量,後者則象徵著狡猾。一個人「必須是一隻狐狸,以便認識陷阱;同時又必須是一頭獅子,以便使豺狼驚駭」。由於「人都是卑鄙無恥的,不會對你信守諾言,所以你也不必對他們守信」。但是,被人看出不誠實就不妙了。這就是做狐狸的好處:「一個人必須知道如何掩飾自己的行為,學做一個偉大的說謊者和欺騙者。人們是那樣單純,並且那樣受著當前需要的支配,因此騙子總可以找到一些容易上當受騙的人。」 君主最好盡量裝得「慈悲為懷、篤守信義、清廉正直、虔敬信神」,甚至還要這樣去做,只要這樣做有利可圖 。讓人覺得苛酷無情是有好處的,有助於維護統治秩序,但千萬不要給人留下喪盡天良的印象。「每一個人都看到你的外表是怎樣的,但很少有人摸透你是怎樣一個人……群氓總是被外表和事物的結果所吸引。」 誤導,而且是大規模誤導的能力也是一種必要素質。在某種程度上,人們不會完全拋開對君主實際行為的審 ,而僅從表面上判斷君主是否具有美德。馬基維利深知,要想守住權力,就必須減少對殘酷手段的依賴, 以更適度、更得體的方式行事。

 

他提醒君主,應該避免讓自己受到憎恨和輕視。他不反對君主使用殘酷的手段,但認為只能在必要的時 候使用這些手段,並要「一勞永逸」地達成目標,這就有可能讓暴行轉變成「對臣民有益的善舉」。他強烈建議 不要使用那種「雖然剛開始不易察覺但時間一長不僅沒消失,反而越來越明顯」的殘酷手段。這個結論基於他對人類心理的研究。如果君主在一開始就使用了殘酷手段,而且之後不再次使用 「他就能夠讓人們安心,並在施予恩惠時贏得他們的支持。否則,君主「將不得不一直把刀握在手裡,永遠無法依靠自己的臣民,因為他們深受暴政之苦,不可能從君主那裡得到安全感」 雖然暴行應該一次用盡,以使「人們 隨後忘記所受之苦而減輕怨恨」,但相較之下,恩惠卻應該一點一點地賜予,因為「它們的滋味更好」 馬基維利明白,即使權力靠武力和詭計取得、靠殘酷手段鞏固,它的安全也有賴於民眾的擁護。最有效的權力應該是用得最少的權力。

 

呵呵,馬基維利超清楚人性:厭惡失去與害怕報復、但容易忘恩負義

 

雖然「馬基維利主義」已經成為詭詐和操縱之術的同義詞,但馬基維利的學說實際上要合理、有效得 他認識到,君主越是被人認為愛做陰險勾當,就越不可能取得成功。明智的戰略家會為權力運行建立起 一個良好的基礎,使之超越虛假和殘酷,取得確實成就並廣泛贏得尊重。

 

 

孫子=>戰爭的戰略

1.戰爭的成本很大,然而有時維持和平的成本更大,只好靠戰爭來協調出一個解答(有時維持和平如同為防止黃河氾濫不斷築高堤防般,終有潰堤決裂的一天)

2.戰爭猶如冰山浮出的一角,如果要勝利,最好也可以從根本下手:不戰而屈人之兵、上兵伐交、透過飢餓而非刀劍擊敗對方

3.戰爭猶如無法預測的賽局,最好讓對方無法預測、沒有準備..然而一但開戰,各種戰術(詭計)無效,除非心理與決策被對方掌握。

 

馬基維利=>治國的戰略

1.政治與帝王學是透過以少()馭多,本質就是謀略與贏得多數人支持(長期欺騙少數人或短期欺騙多數人無妨)君主與帝王就是演藝事業

2.國家力量的基礎在於軍隊與法律體制;而非依賴外交與結盟(會被出賣與交易)

3.政治與帝王學就是:審時度勢、沒有原則、立場模稜兩可與不能讓人家掌握原則;只有生存是唯一真理(心存仁慈與公義的人,沒有辦法勝任)

 

 

 

5    撒旦的戰略

 

人之意志有如馱獸,由上帝駕馭便走上帝的路,由魔鬼駕馭便走魔鬼的路。意志之不由自 ,亦如馱獸之不能選擇其駕馭者駕馭者們則爭著擁有它。

-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

 

彌爾頓於一六六七年發表史詩《失樂園》(Paradise Lost),撒旦成了馬基維利主義的化身。

https://en.wikipedia.org/wiki/Paradise_Lost

通過評估撒旦的戰略,我們會看到馬基維利學說的各種局限性和可能性,以及上帝對戰略自由的持久約束。

 

彌爾頓作品的核心是探討最令人困惑的有關自由意志的神學問題,自由意志在亞當和夏娃的故事中被首次提出。如果一切都是預先注定的,那麼亞當和夏娃在這個問題上別無選擇。他們的原罪並非他們自身的過錯,即便是,上帝也依然需要找理由讓他們犯錯。如果有善和惡兩種選擇,惡也一定是上帝創造出來的。如果人類會受到惡的誘惑,那麼人類就必然生來不完美。然而問題在於,如果這都是早已注定的結果,他們還應該受到懲罰嗎?如果生來完美,他們怎麼會犯罪,又怎麼會有罪的概念?既然在夏娃勸亞當吃禁果之前, 只有她自己真正受了蛇的誘惑而先行吃了禁果,為什麼還要兩個人一起受罰?蛇的動機又是什麼?

 

在《失樂園》中,彌爾頓試圖對所有這些問題做出合情合理的解釋。從某個層面看,他講述的是一個王國內部發生叛亂、叛亂者被打敗並企圖扭轉敗局的故事。換個層面看,這部史詩旨在說明「上帝對待人類的方式正當合理」,特別是探討如何調和上帝之無所不能與人類自由意志之間的衝突。然而再從另一個層面看,它涉及的其實是國王與臣民之間的世俗關係。《失樂園》創作於英國內戰後的王政復辟時期,而彌爾頓在內戰期間一直是個忠實的共和派。當時,異議人士遭到鎮壓,彌爾頓本人也一度險些因叛國罪而被處決。

 

十七世紀是在喀爾文主義(Calvinism)的教義,宣揚上帝擁有至高權威,沒有什麼能夠阻撓上帝行使其意志。神的恩典是預先分配好的,萬事都由最初的偉大規畫所安排。「上帝主宰一切」,祂「在人們的心裡按自己的想法操縱他們的意志」。喀爾文主義者也認為, 上帝「隨心所欲並且不容改變地主宰著所發生的一切」,沒有什麼能脫離祂的意志而存在。人類只是在按照上帝創造他們時擬定的劇本共演一場戲,演戲過程中不需要他們即興發揮。這種觀點超出了一般人的理解力,甚至超出了上帝全能的概念,上帝全能說僅僅是假定上帝如果願意,可以干預人類生活,同時認為歷史 進程不可改變。如果所有事物都被預先注定,自主選擇只是一個幻想,那麼唯一的解釋就只有宿命論了。這樣的話,任何想要改變歷史進程的努力都是沒有意義的。

所有關於戰略的思想與努力都是不自量力!

 

與喀爾文主義者的觀點不同,荷蘭新教神學家雅各布斯·阿米念 (Jacobus Arminius)的信徒認為,人類可以通過行使自由意志來創造自己的歷史;上帝以仁愛之舉回應人類的順從和對自身罪過的懺悔,而這正是上帝權威的體現。喀爾文主義者眼中的上帝行事專斷,無需理由。而阿米念主義者眼中的上帝不會主觀地將任何人排除在祂的恩典之外,並且堅信人類能夠區分善惡,以顯示對上帝的順從。

 

《失樂園》問世於早期喀爾文主義出現之際,彌爾頓是支持阿米念的。他的看法是「鑑於人類有行動 的自由,上帝對於祂留給人類自行解決的任何事都不會做出絕對的裁決」,否則就是荒謬的和不公平的。如果上帝「只是隨心所欲地讓人向善或是向惡,然後又獎善罰惡,那麼就會招致各方對天理的強烈抗議」 對於這個令人費解的難題,《創世記》中給出了最佳答案,即如果沒有罪惡的存在,就無法檢驗人類對上帝的忠誠,也無法使他們認識到自己潛在的善。彌爾頓藉上帝之口做了說明:「我憑正直公平創造了他,既可以站得穩,當然也有墜落的自由。」

 

很多古代文明中,蛇都象徵著罪惡,同時也代表著生育能力。撒旦最早出現在聖經中,當時並不是上帝的死對頭,而是一位忠誠的天使。這方面的例子見於《約伯記》,其中稱撒旦「走遍了世界,周遊了各地回來」。撒旦的一大責任就是挑戰人類的罪惡。是撒旦力勸上帝考驗約伯,並經上帝同意後被派去讓約伯歷盡慘事。不過,撒旦並非作為反叛者,而是作為天庭的一員來執行此事。

 

撒旦不僅是一個殘酷天使,還是一個墮落天使,並最終被指責為製造所有分歧和不幸的罪魁禍首。

 

在聖經終篇《啟示錄》中,撒旦成了邪惡力量的化身。其中描寫到非同尋常的一幕:天使長米迦勒與「龍」 各率支持他們的天使們在天堂裡展開爭戰。「那大龍被摔了下來。他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是迷惑普天下人的。他被摔在地上,他的天使也跟他一同被摔了下來。」,聖經學者將此視為世界末日時的劇變景象。但彌爾頓認為這代表著世界的開始,而且持此觀點的不止他一人。撒旦因背叛了上帝而被放逐到地上,在那裡變成一個作亂者,扮成蛇勸說夏娃偷吃智慧樹上的果子,藉此贏得了第一次勝利。

 

 

天堂戰爭

彌爾頓的講述之所以深入人心,不僅得益於他的語言才華和戲劇表達,還源於他對自由意志的強烈追求。為了回答關於信仰的難題,他試圖證明,真實表達自由意志會讓人下決心毫無保留地服從上帝。所以, 當上帝允許表達自由意志時,祂知道人們會做出什麼樣的決定

撒旦具備特定的性格(勇敢和狡猾的混合體),能夠適應環境的變化,有著承擔風險的自信,並且清楚力量和計謀各自的優點(「實力不及處,以智謀詐術為本,定出錦囊妙計方是上策」)

 

這部史詩在敘事結構上賦予了每一個主要角色以人性,其結果是弱化了上帝的權威,抬高了撒旦的形象。 彌爾頓脫去了上帝的光環,使其顯得被動而迂腐。我們在《出埃及記》中看到的上帝詭計多端,善於操縱, 行事難以捉摸,但《失樂園》中的上帝卻沒有那麼神祕。撒旦的形象則豐滿得多,更有看頭。 雖然當時他對自己的沉淪頗為懊悔,但仍按照選定的道路一往無前。他的矛盾性格和要求意味著他不總是那麼容易對付。在彌爾頓看來,撒旦是個權謀家,用欺騙性的言辭和力量控制著墮落天使,同時又設法把這些腐化傾向全都加到上帝頭上。撒旦用共和主義者對自由選擇、價值及和諧的諸般主張來描繪自己的統治, 斷言上帝依靠的是脅迫和欺騙。

 

根據彌爾頓的說法,最初被稱為路西法的撒旦,曾是天軍中的大天使之一。危機出現於上帝宣告其子擁有和撒旦同等的地位之時,而此舉令路西法感到極大冒犯。此前從未得到這方面消息的撒旦,感到自己在天堂等級體系中的地位受到了侵害,於是集結其他天使隨他造反:「你們怎麼願意伸出頭頸去受縛,願意在他面前屈下軟弱的雙膝?」隨後,撒旦為爭取政治權利提出了強有力的理由:

 

誰能冒稱平等的同輩為帝王而君臨?論權利和光榮,雖有所不同,但論自由,卻都是平等的。我們本沒有法律,也不犯罪,難道能拿法律和敕令壓在我們頭上?用它們來主宰我們,硬要我們尊敬,簡直是對我們赫赫名號的冒犯,我們的名號理應制人而不是受制於人!

 

有三分之一的天使站到撒旦一邊,對天堂發起攻擊,但天堂早有準備。說來也奇怪,本應和平、美麗寧靜的天堂,此時卻是嚴陣以待。反叛者在第一天被擊退,但他們第二天用大砲發起反攻,只是因為對方拔起群山投向他們,才轉勝為敗。上帝目睹了這場動亂,最終在第三天出手干預。為什麼祂會任由動亂持續呢?從對希伯來聖經要義的解釋中可以找到答案。上帝是在為自己的榮耀和非凡被人尊重創造條件。如果是這樣,就必須留意聖子的決定性作用了。上帝對聖子解釋自己的行為稱,「就是打算讓你蒙受終止這場大戰的光榮盛譽,因為除了你,誰也不能制止它」。他命令聖子率領全體天軍將叛亂天使趕入地獄。聖子欣然領命,再次體現出他的服從和撒旦的反叛之間的鮮明對比。對於聖子來說,「對您服從是完全的幸福」。撒旦一夥也重整旗鼓,「想在失望中生出希望」。雙方都做好了最後一搏的準備。聖子讓部眾閃到一旁,因為這是他一個人的戰鬥:「他們的嫉妒和惱怒都是對著我。」

 

 

萬魔殿

雖然被逐出天堂,但撒旦並沒有氣餒,仍堅決反對「天上的虐政」。他在地獄宣告:「在這兒,我們至少是自由的….與其在天堂裡做奴隸,倒不如在地獄裡稱王。」

 

於是,墮落天使們的領袖摩洛、彼列、瑪門、別西卜以及撒旦本人在地獄展開了一場戰略性討論。會議在一個名為「萬魔殿」(魔窟)的特殊地方舉行,反叛者聚在此處商量下一步行動。上帝想必已 經有了防止他們再生事端的把握,任憑他們制定自己的行動計畫。撒旦決心把夥伴們從軟弱無助的悲哀情緒中解放出來,反抗上帝所做的一切。「行善絕不是我們的任務,作惡才是我們唯一的樂事。」

 

儘管撒旦知道自己想要什麼,但他還是從善如流,向部下問計來決定採取何種行動。

摩洛第一個站出來,建議「公開宣戰」。他不屑於搞陰謀、耍花招,發出這種籲求完全是出於激情、魄力、好鬥的性格以及聽天由命的心態。「我們不如用地獄的烈火和狂怒作為武器,以措手不及的進攻,直向天上的高塔襲擊。」他承認,他不能保證這麼做能夠取勝,但至少算是一種復仇。

 

比起摩洛的直接進攻,彼列的想法更現實,但本質上卻是失敗主義論調,「並非為了和平,而是為了貪圖安逸」。他甚至懷疑他們連復仇都做不到:「全副武裝的士兵在天上的塔樓裡把守瞭望,所有的關口都被堵截了。」他表明了一個其他同夥似乎都會忽略的基本觀點,那就是「無論用武力或陰謀」都不可能成功。上帝「明察秋毫」,早就把魔鬼們的計畫看在眼裡並大加嘲笑,哪怕這些計畫正實施。因此,彼列認為應該換個法子,等著上帝大發善心。「我們現在正在受罪,如能支持、忍受,那無上的大敵,或許會減低憤怒。」

 

瑪門前面兩種選擇都嗤之以鼻,他既不想發動戰爭,也不指望上帝的原諒: 「我們又將以何顏面卑躬屈節於祂的面前?以何顏面去接受祂那嚴厲的法律?歌頌祂的寶座,讚揚祂的神性,被迫歌唱『哈利路 眼睜睜看著祂以君王的身分,高高坐在寶座上。」他的意見是挖掘地獄自身的潛力:「這片荒地並不缺乏金玉隱約的燦爛,也不缺少建起莊嚴境地的技能藝術,天上豈能還有比這更優越的東西?」為此,他力 勸墮落天使們「在冥土另建王國,或用策略,或用長時間的進展,希望能巍然崛起,有能力與天國分庭抗禮」。由於瑪門曾經幫助建起了萬魔殿,他的意見聽起來頗有些道理。大家頭一次明白了他們喜歡什麼,瑪門「話音未落,人們即竊竊私語,好像徹夜狂歡擾亂大海的暴風停止時,岩洞裡殘留的催眠調子 」。

 

不過,就像所有聰明的領導者一樣,撒旦在討論開始之前就已經想好了自己中意的方案。萬事俱備,只等一錘定音。他的副統帥別西卜「提出了魔鬼的建議,這原來是撒旦的計畫,已經提過部分內容」。首先, 他推翻了瑪門的主張,警告說上帝不會允許地獄和天堂平起平坐。接著,別西卜提議採取一種主動但有別於摩洛直接開戰的策略。撒旦談到「有一個地方(如果天上從古流傳的預言屬實)這時候正創造出一個新世界,裡面住有叫作『人』的新族類」。這個新族類據說和天使一樣,可能是被創造出來填補被逐天使留下的空缺的。既然直接進攻徒勞無益,那麼從這個新族類下手,倒可以成為算計上帝的辦法,也許能哄騙人類加入反叛隊伍。作為一名戰略家,撒旦為他在天堂的失敗找到了一個可能的解釋。很簡單,失敗是因為力量懸殊,忠於上帝的天使數量是反叛天使的兩倍。要想扭轉戰局,與其白費力氣地發動直接進攻,何不哄騙人類 加入反叛隊伍?於是,在撒旦稱讚了別西卜的計畫後,這個計畫馬上獲得了通過。

 

哇哈哈,原來天堂與地獄也要開策略規劃會議,會議中也充滿各種論點,最後一樣大老板說了算XDD

 

撒旦繞著大地往返七次,以躲避守衛天堂的天使的警戒。後來裝成下級天使騙過守衛,溜進了伊甸園,他的目的是率領手下的墮落天使攻占並移居伊甸園。然而,當他在伊甸園遇到夏娃時,被她的美貌迷住了,霎時間「似有向善之心,放棄了仇恨、欺詐、憎恨、妒忌和復仇」,過了一陣子他才恢復常態,並提醒自己,到這裡來「不是為愛,而是為恨」。此刻,他想起了自己的邪惡目的,對亞當和夏娃的態度也變得怨毒起來。「我想和你們聯盟,相互親善,相互愛護,彼此相親,毫無隔膜。我要來和你們同住,或者你們去和我同居。」

 

撒旦化身為被彌爾頓比作特洛伊木馬的蛇,引誘夏娃偷吃了智慧樹上的果子。撒旦謊稱,他這樣一個畜生在吃了智慧果後就被賜予了說話的本領,而且上帝沒有殺了他。後來夏娃對亞當辯解說,如果當初受引誘的是亞當,她認為亞當也無法「看破那奸詐狡猾的蛇的狡計」。而且,就算夏娃當時意識到事情可能有詐, 也不見得會起疑心:「我和他之間沒有什麼仇恨的根源,他為什麼對我懷有惡意,以禍害相加呢?

 

夏娃吃過禁果後,勸亞當也吃了一些。人類的忠誠由此受到挑戰。如果他們入了撒旦的圈套,力量天平就會向撒旦傾斜。對亞當和夏娃來說,這是一個抉擇時刻。他們不再無知,必須做出選擇。亞當和夏娃的選擇讓撒旦的陰謀落空,他們懺悔並站到了上帝一邊。按照米迦勒的預言,「好人受罪,惡人享福,一切顛倒,在自己的重負之下,世界呻吟著前進」,直到基督再次降臨。亞當漸漸明白了一個道理,那就是即使勢單力薄,也必須反抗不公與邪惡,因為「最高勝利中的堅毅鬥士是為真理而受難」。上帝的成就不會總是那麼明顯,往往表現為「弱者戰勝世界的強者」

 

此時的撒旦信心大減,他遠離老巢和部眾,腦子裡充滿「混雜的思想」,理解到上帝的全能和他反叛的錯失,以及自己心中的罪惡,但他的自尊不許他屈服。問題不在於彌爾頓賦予撒旦的謀略。鑑於衝突各方都可以長生不死,用蠻力永遠不會取得決定性的勝利。撒旦最希望的是改變人類,使他們加入墮落天使的行列。為此,欺騙是必要手段,而且最初撒旦成功地把亞當和夏娃騙出了天使的同盟陣營。但他沒能把他們拉到自己這邊,因為上帝的聖子掌握著終極武器。

 

真正的謎題是為什麼撒旦一度相信自己能成功。他不是敗給命運,而是敗給了上帝的全能和全知。上帝不僅擁有更強大的力量,而且不會上當受騙。無論撒旦謀畫什麼,上帝都會知道。撒旦以前做天使長時, 應該也有這種本事。這就是為什麼彌爾頓筆下的撒旦,雖然像是馬基維利眼中的理想君主,但在關鍵層次還 是力有未逮。他在對抗上帝時犯了種種不該犯的錯,而且缺乏馬基維利主張的那種在應對強敵時所需的小心謹慎。馬基維利所謂的理想君主「首先得是個實用主義者」,馬基維利看不上「那些一味想克服無法逾越 的障礙或頑固堅持注定要失敗的事業的人」。在《失樂園》中,撒旦承認自己在天堂時低估了上帝的力量, 到了地獄後又沒有認真反省自己最初反叛的合理性。他固守著那套已經導致自己失敗的戰略,部分是因為他靠著這些戰略差點就獲得了成功。他沒有學到任何能真正打擊上帝的東西。用文學研究者芭芭拉·瑞伯恩 (Barbara Riebling) 的話說,他自吹能挑戰上帝不過是「對戰略智慧的嘲弄」。他準備使用暴力或詭計, 但不是為了取得真正的優勢,只是為了挑起「持久的戰爭」。要對抗一個全能的大敵,這就算最實用的辦法了。「撒旦看起來像是個大膽開創未來的自由人 ,但結果「他反而成了自己本性的奴隸

 

在彌爾頓的虛構故事中,撒旦的使命就是突出上帝的地位。按照英國文學批評家約翰·凱利( John Carey)認為,撒旦「在這首詩裡被安排和全知全能的上帝一同出現」,意味著「他採取的每一次敵對行動都會弄巧成拙,然而他被虛構的職責正是採取敵對行動:他是魔鬼,是敵人」。如果撒旦知道自己有被救贖的可能,並且努力爭取被救贖,那麼故事就講不下去了。但是,作品仍留下了缺憾。彌爾頓為上帝安排了一個真正邪惡的對手,這個對手有充分的智慧向上帝發起足夠有力的挑戰,以展示上帝的榮光;但他又不夠聰明,認識不到自己應該向上帝的仁慈投降。《失樂園》透過探究動武、使詐、安撫和認命這些手段的優缺點,闡明了一些戰略思考,但只要涉及上帝,所有思考到頭來都是白費工夫。這些戲裡的角色可以為自己的 利益行事,但這些利益只能限定在上帝的總體規畫範圍之内。

 

 

詭計的局限

雖然聖經中經常提到的欺騙行為並非總是那麼令人不齒,但是蛇用詭計把人類置於一個如此糟糕的起點上,絕對是開了一個讓人高興不起來的先例。彌爾頓透過撒旦假扮成蛇這件事,進一步證實了狡猾和邪惡之間的關聯。

 

謀略,包含了欺騙、突襲、謀畫、迷惑以及一般的詭計。謀略一直被定義為「為智取或奇襲敵人而設計的花招或把戲」。莎士比亞戲劇裡不乏這類例子。其中,求助於謀略是一種透過突襲敵 人獲取不公平優勢的不太光彩的手段。發瘋的李爾王就曾提出「一個妙計」,「將氈呢釘在一隊馬兒的蹄 上」,悄悄接近敵人,但沒人把這當回事。對磊落無欺的崇尚在《亨利五世》中表現得最為清晰,國王誇耀 自己的軍隊大捷並非「出奇制勝」,靠的是「明槍交戰、實力相拚」

 

同樣,plot 」這個詞也在十七世紀被賦予了負面含義。有一起著名事件將它與危險的鬧劇或是惡毒的 陰謀連結了起來。一六五年十一月五日,一夥天主教反叛者包括蓋伊·福克斯(Guy Fawkes,譯註:爆破專家,議會爆炸的具體實施者),企圖在詹姆士一世國王駕臨下議院時製造火藥爆炸,但最終失敗,這起事件被稱為「火藥陰謀」。從此之後,plot」便被用來指背叛和陰謀,也就是那種由少數人祕密醞釀、旨 在顛覆既有秩序的邪惡計畫。殊不知, plot」和「 plan 」有著相近的詞源。兩者最初都是指一片平地,之後是指一塊地或一幢建築的平面圖,再之後是指一幢建築的施工藍圖,最後才用來指完成某件事需要採取的一整套措施。這樣,一個計畫就成了為實現一個目標而制定的詳細方案。軍隊有自己的「攻擊計畫」或「戰役計畫」,這些說法已經脫離其字面意思,通常象徵著準備隨時隨地發起進攻或執行一項艱巨任務。當事情進展順利時,就是在「按計畫」進行。

plot 」所指的意思差不多,但不那麼光彩。在塞繆爾,約翰生(Samuel Johnson)所編纂的一七五五年版第一本英語詞典中,可以發現這兩個詞的細微差別。「 plan 」的意思是 scheme (計畫), plot 」也表示「 scheme,但同時有「陰謀、花招、詭計」的意思

 

說到狡詐、詭計、欺騙和花招的時候,人們總會有雙重評判標準。如果用來對付自己的人民,一般會受到嚴厲譴責,因為你了解人民,人民也很可能信任你,所以騙他們更容易;但如果用這些手段來對付敵人, 則是被接受的,甚至會因為用計巧妙而得到讚揚。人們之間的社會關係越緊密,靠欺騙手段從這種關係中獲 利就越容易;人際關係越弱,行騙就越困難。無論哪種情況,其對詭計的依賴都受到收益遞減法則的制約。

 

你一旦有了好名聲,別人就會特別提防你耍心眼。所以,當你的對手消息足夠靈通時,你的一舉一動都會受到監視,耍心眼很容易被發覺。這些原因使欺詐手段只有在小範圍内和對個人使用時,效果才最明顯。欺騙政府和軍隊是可能的,但這往往是一場賭博,也許只能獲得暫時和有限的優勢。一旦和擁有複雜組織的龐大軍隊發生戰爭,詭計所能發揮的作用將非常有限。那時,還得靠實力說話

 

回過頭來想,其實撒旦的策略還蠻高明的:

1.自己聰明才智與力量不如上帝

2.既然打不過上帝,就讓人子來行惡吧(人子難以抗拒的原罪:差別忌妒心、性、慾望與權位)

3.看準上帝需要撒旦的存在來彰顯自己的全能全知&透過試煉讓人展現對於上帝的信念(上帝全能全知不奇怪,奇怪的是上帝居然需要惡與撒旦來突顯自己)

  

看這種大部頭的巨著真是很過癮,不過往往越讀發現待讀的經典與疑惑越多:從不清楚自己知道或不知道,變成清清楚楚知道自己不懂X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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