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略大歷史(5)
戰略大歷史：戰略是人類永恆的遊戲規則，懂戰略，你就能理解世界、定位他人，掌握自己的優勢
Strategy: A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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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論與教導策略戰略，往往很難離開軍事戰爭比喻與想像
而談論所謂戰略與策略之所以如此令人愉悅(特別是在商學院)，或許原因在於
1.讓人感覺駕馭千軍萬馬，每個人都是大老闆與大將軍
2.隨便講講比較快，不需考量成本代價、可行性
3.學校講跟教的其實是不接地氣/不動真感情的「計畫」與「方向」
真實的策略與戰略有
1.算計權謀、愛恨情仇、柴米油鹽
2.犧牲與代價(拿出真金白銀與身家性命才能上賭桌叫牌)
3.摩擦、破壞式創新、不確定性與風險
4.集體的瘋狂、盲目、傲慢與偏見(鄉民的正義與時代觀念的改變)
5.物極必反與週期循環(只有變動/沒有穩定均衡)
第10章 頭腦與肌肉
新科技與武器帶來的頭腦想像與武力肌肉
一九○八年的軍事計畫有不少局限性,這在一九一四年八月德國的進攻行動中表現得最為突出。德軍總參謀部掌控著自己的一舉一動,卻忽視了法國人對計畫的破壞作用——特別是當後勤補給和通訊線路延伸以後。事實很快證明,德軍的計畫時間表是不可能完成的,尤其是比利時加入抵抗之後。雖然德國沒能將法國踢出戰局,而且被迫與俄國、英國交手(因為進攻比利時),但這些都無法促使它從根本上對戰爭目標或者戰略原則進行重新評估。德國人仍在尋求決定性勝利, 他們憑藉氣質上的優越感,不會容忍一絲膽怯,相信一定會有什麼新技術使他們在戰局中力挽狂瀾。在這些新技術中,首要的是毒氣戰,接下來是大手筆的潛艇無限制攻擊。德國人曾一度樂觀地認為,民用船隻根本無法應付潛艇的威脅，然而這卻無懸念地把美國拉入了戰爭。德國人最後的賭注是一九一八年三月的那場進攻,這讓德軍的戰線拉得更長,完全暴露在打擊之下。
德國人陷入了巨大的困境,除了繼續燒錢發動砲火襲擊和步兵突擊之外,幾乎看不到什麼可以打破僵局的辦法,於是只能擬定更加大膽的戰略。他們意圖在每一次戰事中發揮新興技術的潛能，包含地面坦克或飛機來打垮敵人的意志。他們設想,不管是坦克還是飛機,新武器會在物質上和心理上同時打擊敵人，最終造成敵方集體性精神崩潰。其實,這些計畫都不現實:一方面,當時的新技術仍處在初級階段,生產能力有限;另一方面,與之相關的戰術還不發達。但無論如何,從以上兩方面看,這些早期的戰爭計畫為戰後有關未來戰略的激烈辯論設定了架構。
空中力量
德國人很早就意識到遠程攻擊的價值,認為其成功不在於製造了多少傷亡,而更多地在於打擊了敵人繼續參戰的意願。一九一五年齊柏林(Zeppelin)飛船首次突襲倫敦,雖然英國人認為任由德國人從自己頭上飛過是件丟人的事情,士氣受到打擊,但這次襲擊的實際戰果很有限。後來,英國人學會了怎樣對付齊柏林飛船,德國飛機也提升了進攻效果。一九一七年夏天,德國飛機空襲倫敦炸死一百六十二人,炸傷四百三十二人,英國人士氣極度低落。當時,英國皇家飛行隊的主要目標除了保護法國軍隊的戰壕之外,就是攻擊德國人的前線運輸補給線。
德國空襲倫敦後,美國空軍派部隊抵達英國參戰。奈普·
戈瑞爾(Nap
Gorrell)上尉是其中一員, 任務是向美國飛機製造商提出各種要求。此時,戈瑞爾開始醞釀一個空戰計畫。他的想法和特倫查德一致,認為需要制定「一個打擊敵人的新策略」
他稱之為「戰略轟炸」,專門用來阻礙德國人從本國向前線源源不斷地運送補給。他設想,德軍倚賴的是相互關聯的工業生產基地,其中還包括少數重要目標。一旦對這些工業基地發起進攻,當地民眾的士氣就會受到嚴重打擊,不願意返回崗位繼續生產。這些老百姓甚至會對空襲忍無可忍,並由此向政府施壓要求想辦法和解。
然而想實現以上計畫,就得讓一支由上千架飛機組成的飛行大隊日夜不停地執行任務,針對一個又一個目標進行系統性攻擊。這個計畫沒能成功,因為太不現實。對空中力量而言,壓倒一切的任務是保護和支援前線的部隊, 而且規模如此之大的飛行大隊,已經遠遠超出了當時的飛機製造能力。(直到二戰末期，美國空軍才實現以上戰略轟炸)
戈瑞爾計畫的重要價值在於涉及了當時一些核心人物的觀點,這些人到戰後成為發展戰略空中力量的積極倡導者。除了特倫查德,其中還有為了組建獨立空軍不惜走上軍事法庭的美國將軍比利·米切爾(Billy Mitchell),以及千方百計讓義大利軍隊接受先進制空權理論的朱利奧·杜黑(Giulio Douhet)
杜黑撰文記述了一九一一年義大利軍隊在利比亞展開世界戰爭史上首次空戰的情況,之後於一九二一年出版了他的劃時代著作《制空論》(Command in the Air) 。
杜黑表達的觀點並不為他所獨有,但他對空軍戰略邏輯的陳述是最有系統,也是最尖銳的,尤其 是一九二七年該書第二版問世之際。”杜黑的邏輯,事實上延續了馬漢的思想,而馬漢則繼承了約米尼的理論架構。馬漢認為,打贏一場決定性海戰有助於奪得制海權;杜黑將它運用到空戰中,認為可以利用果斷的空中攻勢取得制空權。一戰以後,有關空中力量的各種觀點發生了一些變化,主要圍繞以下五個核心主張：
第一,這也是最重要的主張,只要部署合理,僅憑空中力量就能取得勝利。這一主張的必然結果就是,空中力量必須擁有自己獨立的指揮體系,不應該聽命於陸軍和海軍的需求。這一點在不少「戰略」航空參考文獻中都有所體現,其中提到,遠程轟炸任務比單純的「戰術」輔助應用手段高明得多,可以單槍匹馬地達到戰爭目的。
第二,由於打垮敵人(這是條經典的獲勝途徑)需要付出高昂的生命和財富成本,因此地面戰仍將以防守為主。但有了空軍之後,打仗就不一定非要擊潰敵軍了,因為戰機可以飛到前線,直抵敵方的核心部位。 特倫查德說:「對於空軍部隊來說,打敗敵國不一定非要先擊潰其武裝力量。有了空中力量就可以省去這個中間步驟了。」
第三,和水面作戰相比,空中作戰時進攻比防守更具威力。正如杜黑所說,飛機是「最卓越的進攻性 武器」。後來,英國首相斯坦利·鮑德溫
(Stanley Baldwin)極為生動地表達了類似觀點,他在一九三二年警告「大街上的老百姓」,「如果遭遇空襲,什麼也救不了你。不管人們怎麼說,投彈手根本就不在乎」。 一九三七年,英國戰鬥機司令部指揮官、空軍上將休,道丁(Hugh Dowding)還說,空襲在倫敦引發了極度恐慌,這樣下去「頂多再兩星期」英國就會戰敗
第四,上述這些空戰的潛在決定性影響,與其說是靠人員傷亡和財產損失得來的,倒不如說它們更主要是透過破壞政府的戰爭能力而取得。敵方會在廣泛的壓力逼迫下求和。因此,從較為人性化的角度來看,關鍵基礎設施受損,使得國家戰爭機器漸漸難以為繼;而較不人性化的解釋則是,空襲導致民眾士氣低落、消極怠工、驚惶失措,當這些情緒達到一定的程度和規模時,政府便不得不放棄戰爭了。
第五,先發制人的一方占有優勢。杜黑認為,當部隊「在保持自身飛行能力的同時,還能阻止敵人升空 飛行」時,那就具備了「制空權」。這個目的可以透過密集轟炸敵方空軍基地和工廠(「把雞蛋搗毀在雞窩 裡」)來實現。這是一種傾向於趁敵人尚未做好戰爭準備就發起快攻(甚至先發制人)的戰術。在這種情況 下,雙方根本來不及正式宣戰。
所有這些主張都涉及實際操作問題。進攻型遠程轟炸機除了攜帶燃料之外,還必須裝載足夠的火力, 因此容易遭到飛行速度更快、動作更靈活的戰鬥機的攻擊。如果白天執行任務,這些轟炸機很可能還未到達 襲擊目標上空就已經被敵人發現。它們也可以在入夜後採取行動,但會降低投彈命中率。除此之外,還有報復的風險。杜黑認為,戰爭一開始,雙方就展開了一場競爭,力圖對敵方社會造成盡可能大的損失,這樣勝者就可以搶先逼迫對方投降。這是一種可怕的景象,尤其是當任何一方都無法成功實施決定性打擊的時候，相互破壞行動背後的邏輯是相互嚇阻,因為戰爭的任何一方都在想方設法讓自己的民眾免受報復性打擊。
杜黑對任何貶低早期大規模進攻的看法都嗤之以鼻,他認為空中防守沒有意義,也沒有必要將空中力量留作備用,更不用提什麼讓空軍去支援陸海軍執行輔助任務了。這些做法只會徒增命中目標的額外成本,然而他在優先選擇打擊目標方面卻表現得異常模糊。尋找打擊目標沒有「一成不變的法則」
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物資、士氣、心理狀態」等因素。
杜黑和他的同行沒有解釋,透過什麼樣的確切機制一國政府會被迫放棄一場戰爭。他們深受心理學和民主謬論的影響,認為菁英應該站出來回應歇斯底里的大眾民意。而其實在許多情況下,人們不會因為恐慌而選擇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人們可能會因為飽受驚嚇而變得相信宿命, 他們別無選擇,只能放棄恬淡寡 欲的生活,適應新環境,轉而把一腔怒火發洩在敵人頭上。如果他們真想結束戰爭,那就需要成立一個有效的政治反對派。否則,他們就很可能在專制政權的淫威下默默受苦。社會凝聚力和政治結構的基本因素,以及理解和支持戰爭政策及實施情況的程度等,都是非常關鍵的要素。無論是取代一個政府,還是讓現有政府改變想法,需要的不僅是政治手段,還得依靠其他策略。
欸，戰略思想史的歷史又翻過一頁
戰爭是三位一體，真正贏得一場戰爭也需要三位一體：
軍事力量與科技的應用
取得國際地緣政治與國內政治的妥協與平衡
舒緩付出代價的軍隊士兵和平民百姓的情緒
看來似乎不應該過度評價新科技對於戰爭的影響，e.g., 極音速飛彈、無人飛機與戰艦、人工智慧
這些革命性的武器裝備可以讓一方輾壓另一方，如同搶先工業化的國家可以輕易擊敗入侵尚處在農業時代的國家，但無法有效統治對方的國土與國民(吧？)
美軍(被軍工複合體綁架？)太重視第一者(軍事力量)與科技應用的代差輾壓，成功的典範是1990波灣戰爭
之後二次波灣戰爭、反恐與撤出阿富汗，乃至於更早之前的韓戰、越戰都是贏了各次的戰役與輸了整場的戰爭…
回過頭來站在老共的立場發想：
What If 真的成功武統了台灣，那麼接下來會是？
步上日本清剿原住民？(留島不留人，台灣成為中國的泥淖)
台灣雖然被關入鐵幕，但整個中國被海洋集團封鎖(其實未開戰，從外交結盟的角度與一帶一路的成敗來看，其實勝負已分曉)
佔領台灣取得政治勝利與獲取戰略據點，但卻付出大代價=種下日後動搖國本與五胡亂華的種子…
裝甲戰爭
一名英國軍官約翰·佛雷德里克·查爾斯·富勒 (John Frederick Charles Fuller),綽號「排骨」(Boney) 他於一九一六年加入英國坦克軍團 (Tank Corps)。當時裝甲車剛剛出現,富勒很快就意識到它將經歷一場革命性發展。裝甲車在當時具有一定的戰鬥力,但過於笨重,也不十分牢靠,無法作為進攻基礎。一九一八年,富勒研究出一個能夠贏得戰爭的進攻即「一九一九年計畫」。要實現這個計畫,就得在第二年大規模生產一種新型坦克。正如戈瑞爾的空中轟炸構想，富勒對當時的武器供應能力過於樂觀和戈瑞爾一樣，雖然富勒
坦克的發展過程中沒有起什麼作用,也不是第一個想到讓坦克扮演進攻角色的人,但他是締造新型坦克兵團學說的傑出人物。一旦了解坦克除了支援步兵以外還能發揮更多作用,富勒便開始勾畫, 如果能讓坦克以更快速度、在更長的距離內實現大量部署,會取得什麼樣的戰果。
他認為機械化戰爭即將代替肌肉戰,依靠馬拉肩扛運輸戰鬥火力的時代即將結束。汽油發動機將使地面戰爭產生革命性變化,正如蒸汽機改變了海戰一樣。富勒深知,坦克部隊最初只能展開一些試探性行動,充其量也就是發動幾次襲擊德軍
前線的戰鬥。但他預想,如果有一支裝備了千輛坦克的部隊,那麼就可以兵分兩路,一路針對敵人的防線發起進攻,其餘力量則直搗敵軍的指揮系統。由此,富勒成了一個「大腦戰爭」的倡導者,主張發起瓦解敵人心理的攻擊,讓他們軍心渙散、無力抵抗。他認為與其把目標指向敵人的軍隊,不如打擊其指揮部門。
富勒把軍隊比作人的身體,指揮部是大腦,聯絡線路是神經系統,通向作為肌肉的前線作戰部隊。整個系統需要源源不斷的補給。然而,這終究只是個類比。布萊恩·霍爾登·雷德 (Brian Holden Reid)指出, 軍隊畢竟不同於人體組織,因為它的組成部分能夠各自獨立地存在。然而「腦力、勇氣和戰鬥力三者密不可分,一場危機,就足以讓一個有能力代替上級指揮戰鬥的下級軍官一鳴驚人」。事實的確如此,
富勒從不懷疑自己的分析比其他英國高級軍官要高明得多, 儘管富勒在性格上存在缺陷, 他自高自大、不討人喜歡、崇尚權力主義,而且他的理論超越了軍事範疇,不僅古怪,還時常令人費解,但他確實改造了傳統的裝甲戰爭概念,將人們公認的一種雖然有趣但用途有限的特殊戰鬥工具變成了新型戰爭的基礎。富勒由此成了聚焦腦力戰爭的開創先河之人,他重視迷惑敵人的「大腦」而不是從身體上消滅敵人。
戰後,富勒回顧了一戰中那些「大腹便便,滿腦子漿糊」的戰鬥部隊的命運。這些軍隊專注於火力摧毀,而富勒尋求的是在更大程度上盡可能使用坦克和飛機來造成敵人心理錯亂,以取得決定性的戰鬥結果,而不是身體上的毀滅。和當時許多技術樂觀主義者一樣,富勒的觀點沒有充分估計到戰爭中的後勤困難,並且低估了大部隊和工業社會的大量資源在一次大戰中的作用。
他在第一部主要作品《戰爭改革》 (The Reformation of War)中對菁英做出主僕式的區分, 在他下一部重要的理論作品《戰爭科學的基礎》中,他反覆思考了群體的特性。這是他觀點的核心部分,即軍隊和社會是一個龐大的有機體,會隨著強有力的領導力而動搖。富勒認為,掌握群體心理是「領導力的基礎」 所有人群,無論混雜還是同質,都有一個由本能驅使的、單一「靈魂」控制的「意志」。這正如勒龐所說,有的群體在採取行動時更像一個無理性個體,而不是一個由眾多理性個體組成的集體。而富勒筆下的群體「只是一個授意者意志之下的自動裝置。由於缺乏才智,他們的行為往往是錯亂的。根據接收到指令的不同,相較於個人行為,他們的所作所為要嘛極度卑劣,要嘛無比高尚」。
富勒在描述「軍事群體」時參考了勒龐的學說：「群體受到一個意志的支配,而這個意志是群體中每個個體思想的集中產物」。我們當然希望這是一種渴望勝利的意志,但如果它因為意外或災難而瓦解,那麼個體的自我保護本能將會取而代之。軍隊是一種有組織的群體,透過訓練,為了共同的目標而集結,但同時它畢竟是個群體,一旦受到壓力,意志就可能發生轉變。「意志」堅強、「靈魂」強大的軍隊往往吃苦耐勞, 而一旦遭遇重大損失,士氣受損,恐懼就會彌漫開來。
感覺迴光返照，思路從
1.將軍萬能論轉移到科技與武器裝備萬能論
2.戰略規劃有用到戰略規劃(因各種摩擦而)無用
3.從物質力量到精神力量
4.從科學回歸到藝術
5.高層戰略思想回歸到集體動機/行為
第11章 間接路線
一個戰略家的思想應該著眼於癱瘓敵人,而不是如何從肉體上消滅他們。
李德•哈特
https://en.wikipedia.org/wiki/B._H._Liddell_Hart
李德·哈特的思想也是由其本人的一戰經歷塑造而成的(他曾經在索姆河〔Somme〕會戰中遭到毒氣攻擊而負傷”)。他堅定地認為,未來戰爭應避免這種愚蠢的殺戮行為。李德·哈特不懈地宣揚自己的理論,甚至認為二戰是英國將領因為忽視了他的裝甲戰爭理論而釀成的悲劇,而德國將領卻把這套理論變成了閃電戰。一九七〇年李德‧哈特去世後,他的史學受到質疑,那種自抬身價的做法也遭到非難和指責，但在商界和軍界,「間接 路線」的核心思想一直不乏追隨者。
李德•哈特模仿富勒,將敵人的通信和指揮中心比作人的大腦,並提出要針對這些目標發起攻擊。他呼籲把「間接路線」當作「最有希望和最經濟的戰略形式」，
批評克勞塞維茨(或者至少他的追隨者們)所固守的決戰至上理念,克勞塞維茨及其信徒認為,戰鬥的唯一宗旨,就是透過正面進攻打垮敵方部隊。李德·哈特厭惡一戰西線戰場上徒勞的大規模攻勢和令人髮指的流血場面,認為那全是克勞塞維茨這個「邪惡的軍事思想天才」惹的禍。但最終,李德·哈特承認自己在戰爭觀念上和克勞塞維茨的分歧並不大——兩者都認為戰爭是政治的延續,並且深受心理和強力因素的影響。
李德‧哈特認為,克勞塞維茨對戰略的定義過於狹隘,太注重作戰,似乎把它當成了實現戰略目標的唯一途徑。因此,他把戰略定義為「分配和使用軍事力量以達到政策目的的藝術」。政策目的從大戰略傳承而來,並非軍隊的責任。在大戰略中,所有的政策工具都被拿來做比較,大戰略的視線必須超越戰爭,看到戰後的和平。
而從另一個方面來說,當「軍事手段的運用與實戰、直接行動的部署以及駕馭指揮結
合在一起」時,就需要戰術發揮作用了。李德·哈特在一個全面戰爭的時代尋求有限戰爭,這種探索,在核武問世後顯得尤為急迫。他主張以有限的目標確保有限的手段,然而這種想在兩者之間妄求平衡的衝動包含了一個重大謬誤:軍事手段可能更多受制於政治風險,而不是敵軍的實力。大規模戰爭可能因一點無足輕重的利益而起。對此,李德·哈特的看法是,如果潛在成本與可能的收益完全不成比例,那麼整個計畫的價值就應受到質疑。戰略的藝術不僅在於找到實現既定目標的手段,還在於確定其目標是現實、有價值的。他的方法是設立一個理想的定義,據此來評判實際表現。因此,戰爭的目標是「憑藉盡可能少的人力和經濟損失制服敵人,抑制其抵抗意志」。雖然這些基本原則也適用於被迫參戰的情況,但避免損失就意味著避免捲入大規模戰役。這些觀點顯然和孫子的
思想有千絲萬縷的連結:「最完美的戰略,即是那種不必經過激烈戰鬥而能達到目的的戰略」 所謂「不戰 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直接路線指的是與早有防備的敵人展開明白的對抗;而間接路線則意在「削弱敵人的抵抗」。後者對敵人的致命打擊著眼於心理層面,而非物質層面。這就需要推算出影響對手意志的諸多因素。因此,軍事行動也許是抓獲敵人的主要手段,而奇謀則是從心理上影響敵人的關鍵。「戰略的目的就是要破壞敵人的穩定性,使敵人自行陷入混亂。結果,敵人不是自動崩潰,就是在戰鬥中被輕易擊敗。為了使敵人自動崩潰, 也許還要採取一定的戰鬥行動,但從本質上來說,這與進行會戰已經是兩回事了。」
從物質層面上看,想要避免戰爭,就得透過出其不意地「變換前沿陣地」來打亂敵人的部署。這一點可用分割敵軍兵力、威脅和破壞其後勤補給、威脅斬斷敵人退路等手段來實現,也可綜合若干上述手段同時使用。從心理層面看,要想擾亂敵人的意志,就得令其指揮官察覺到上述物質手段,製造出一種讓其感覺「自己已經落入陷阱」的效果。重要的是,戰爭計畫得具備多個選項。有了替代方案就能讓敵人始終捉摸不透
將其置於「左右為難的境地」,即便敵人對你選擇的作戰方案有所防備,你也可以隨時做出靈活調整。「計畫就像果樹一樣,要想結出果實,就必須有枝椏。計畫如果只有一個目標,那它就像一根不能結果的光桿木頭。」
理想的間接戰略,是製造出這樣一種情形:敵人還未參戰就被迫認識到,戰敗已經不可避免。這種戰略所依賴的是,透過高明的軍力調動來營造出一種敵我對比形勢,這種形勢一旦明朗,會促使敵人產生更加強烈的和解意願。這種邏輯便是嚇阻。如果預知了可能的戰鬥結果,那麼最明智的忠告是放棄原先的挑釁計 ,或者走另一個極端,乾脆採取出其不意,先發制人的手段。然而,李德·哈特所論述的情況缺乏這樣的清晰界限,無論採用間接路線還是直接路線,都無法預測或掌控戰況。
間接路線代表了一種戰略理念,卻只能在非常特殊的條件下才有可能實現(對手的原始力量和戰術智慧不相襯時)，然而當對手在社會與軍隊都有很強的適應力的情況下，要想對敵方施以持續的壓力,就只能依靠高效的陸海空軍事優勢。而要做到這一點,就可能需要與敵軍進行直接、果斷的交鋒。
邱吉爾的戰略
將盟友拖入戰場的戰略,其作用堪比打贏一場大仗。若能用安撫或嚇阻手段使某個危險國家保持中立,其價值高於搶占一個戰略要點。
-溫斯頓·邱吉爾,《世界危機》
在以後的章節中,我們會談到閃電戰背後的事實真相。納粹國防軍精通裝甲戰爭理論,這無疑使德國在二戰初期贏得了一些重大勝利,進而獲取了對歐洲的實際控制。但德國人的優勢並不徹底,最終一敗塗地。 導致其失敗的不僅是軍事威力,還有聯盟的邏輯。德國人在戰場上一貫強勢,後來卻無法應付美國、蘇聯和英國的三方合力。而在一九四〇年春天,這種三強合一的局面尚未顯現,當時投入戰爭的,只是「三巨頭」之一,而且其處境還非常不妙。
理查德·貝茲(Richard Betts)曾引用這段歷史來質疑戰略的作用。
英國政府決定戰鬥進行到底的決心, 是二十世紀最具劃時代意義的決定之一。然而在當時的情況下,這種做法談不上有什麼戰略意義。 除非邱吉爾已經非常有把握地預知,德國人無法越過英吉利海峽,會在英國打敗仗,並最終輸掉大西洋上的戰鬥。 最重要的是,邱吉爾必須在當時就能夠預料到,英國將會在一九四一年年底與蘇聯和美國並肩作戰。
然而,如此從戰略的角度來看待當時英國政府的決定是錯誤的。相較之下,伊恩·科修 (Ian Kershaw)對二戰中各個強國的決策分析更為恰當。他不是從實現目標的角度,而是從如何確認各種可操作的選項和哪些深層考慮會影響決策的角度,來提出戰略問題。他考慮問題的出發點,是政治領導人們當時的處境,而非他們想要達到的目的：就在德國人一路開進法國,英國的親密盟友搖擺不定的時候,邱吉爾當上了英國首相。他上任第一天, 時間便被法國事務占滿了:法國會不會繼續戰鬥下去?如果法國無力繼續戰鬥該怎麼辦?當時,邱吉爾作為戰爭領導者的威望尚未建立起來:人們因為他之前在職業生涯中的種種判斷失誤而對他充滿懷疑。此時,邱 吉爾首先要解決的是與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伯爵(Lord Halifax)之間的分歧。後者認為,如果能夠和希特勒達成妥協,繼而保全英國的獨立和完整,那麼遭受戰爭痛苦便是不必要、毫無意義的。當時還有一個選擇是,讓尚未參戰的義大利充當調停者。但邱吉爾說服了當時的同僚,讓他們明白這招並不可取。
當時擺在英國人面前的,並不是選擇一條獲勝的途徑,而是如何盡可能地避免戰敗,避免和德國人簽訂羞辱性協定。問題的重點並不在於英國人堅決拒絕談判,而是在當時糟糕的情況下,英國究竟能從談判中得到什麼好處。邱吉爾拒絕談判不是出於好鬥的本性,而是因為主和派的觀點根本沒有說服力。在當時的情況下,和希特勒談判得依靠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 而後者的立場是親德國的,並且對希特勒缺乏影 響力,因此此人作為調停者的可能性日漸減少。而且英國人發現,醞釀中的和平條約看來令人無法接受。為了表現理智,邱吉爾在一次關於徵稅的內閣討論中公開承認,自己也曾考慮過讓步,以英國的影響力或者幾塊閒置的殖民地來「擺脫混亂不堪的狀態」
但是,這些和談條件直搗國家憲政獨立的要害,事關建立另一種形式的政府(海外流亡),以及被迫裁軍,因此不可能接受。
現成的媾和條款可能看上去比將來的軍事慘敗稍好些, 但事情顯然並非如此簡單。形勢很有可能每下愈況,英國可能面臨亡國。可是,事情也可能不會如此。如果德國人認為他們的對手戰鬥力尚存,對英國來說也許做筆交易會更好。可是尋求和解的做法,不但會被別的國家看作示弱的表現,還會打擊國内士氣。而在當時,英國並沒有被打垮,其武裝力量仍然自信能夠組織起來奮力抵禦德國侵略。上述討論發生在敦克爾克(Dunkirk)「奇蹟」之前。人們最初的樂觀期望是,成千上萬的人能夠從淪陷的法國撤退到英國。當百萬大軍冒著無休止的空襲從敦克爾克海灘上撤退,而且有三分之一的人獲救時,事實早已證明抵抗的決定是正確而合理的。
當時,邱吉爾並不知道戰事會如何發展下去。據埃利奧特·科恩 (Eliot Cohen)所述,邱吉爾並不認為戰略是勝利的藍圖。他深知戰爭進程無法預測,也許要等到最後一刻,人們才會摸索到通向勝利之門。
他不相信那些教人打勝仗的「老生常談的算計」。對他而言,戰略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門近乎繪畫的藝術, 而不是科學。「他肯定具備一種無所不包的宏觀見解,這種見解能夠為他展現出事物的開始和終結、整體和局部,就像瞬間的印象能被一下子記在腦海裡並久久揮之不去。」靠著之前始終在思考的一些關鍵主題和對形勢發展的有效把握,他早就有了一個隨機應變的計畫框架。科恩指出,這不是一台意在「精心設計減少誤差」的機器,更不是「一堆雜亂無章、投機取巧的決定」。
雖然邱吉爾對待純軍事事務的方法有點魯莽,但他天生精通聯合作戰。聯盟一向是英國人的戰略核心。一旦歐洲戰事發展到一個微妙的階段,美國完全有能力毫不含糊地扭轉局勢。邱吉爾剛一上任便意識到,要想得到令人滿意的結局,唯一的出路是「把美國拉進來」
此後這一直是他的戰略中心。他的前任張伯倫 (Neville Charnberlain)從來沒有想過要去和羅斯福總統建立任何密切聯繫。雖然從當時的情況來看,英國的處境看上去相當危險,而美國民意則堅持反戰,華盛頓方面幾乎幫不上什麼忙，但邱吉爾還是從一開始就與羅斯福展開了頻繁的信件往來。他在第一封信中就英國陷入絕境或遭遇戰敗對美國安全的不利影響發出了下去,美國民意或許會發生轉變。邱吉爾甚至相信,如果美國遭遇侵略，美國人對於參戰的態度就會改變。(德國的豬隊友日本幫了英國)
與此同時,擺在希特勒面前的選項則顯得順心、容易得多。德軍節節勝利幫他確立了軍事天才的美名, 贏得了至高無上的權力。然而他也意識到,擊敗法國之後再去侵略英國,並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情。一場跨越海峽的侵襲既複雜又危險。要避免和英國打仗,還有其他辦法可以選擇。第一個辦法是將英國排擠出地中海,進而蠶食它的地位和影響力,干擾其獲取石油資源。不管這招能否達到目的,可以肯定的是,希特勒十分提防他的幾個地區夥伴——墨索里尼的義大利、佛朗哥(Francisco Franco)的西班牙和維琪法國。它們各執己見,沒有一個靠得住。比如,墨索里尼利用德國的勝利,把一個不情願的國家拖入了戰爭。接著, 他為了顯示自己在希特勒面前的獨立性,魯莽地入侵了希臘。墨索里尼的這招不僅削弱了自己的力量,也惹 惱了希特勒。德國被迫開進希臘、北非去拯救義大利,此舉分散了希特勒的一大部分精力和物資,影響了其主要目標——進攻蘇聯。
希特勒認為德蘇必有一戰,並且將之視為自己雄心抱負的頂點。他認為此舉能夠讓德國實現對歐洲大陸
的掌控,一勞永逸地對付猶太人和共產主義這對雙胞胎(在希特勒眼裡,兩者緊密相連)。如果他無論如何 都打算和俄國人交手,那麼最佳時機莫過於一九三〇年代史達林剛剛在軍隊和黨內搞過「大清洗」、蘇聯尚 未恢復元氣的時候。 迅速拿下蘇聯不但能夠實現希特勒的重要目標,還能讓英國陷於完全孤立。希特勒對戰爭走向也有一套自己的看法。他推斷,英國之所以頑抗到底,是因為期望俄國人參戰。當然,如果對蘇戰爭不能速戰速決,希特勒就會面臨兩線作戰的可怕前景——這是優秀戰略家千方百計避免的情形——以及國內資源越來越緊張的局面。他必須征服蘇聯,獲得食物和石油補給以維持戰爭。他推斷,只要打敗蘇聯,英國人就會認識到一切都完了,只能尋求講和條件。如果希特勒當時承認蘇聯不可能被打垮,那麼他唯一的出路就是努力和英國達成有限和平,但這麼做,顯然與他之前的軍事成就不符,也與他尚未實現的政治野心不符。
希特勒想要速戰速決的另一個原因是,美國最終很可能參戰,但他認為美國人動作再迅速也不會早於一九四二年介入。迅速趕走俄國人,可以限制敵人結成一個大聯盟來對付自己。在這方面,史達林確實幫了希特勒大忙。許多人提醒史達林要提防希特勒的計畫,但這位蘇聯領導人根本聽不進去。史達林認為,希特勒會始終按照蘇聯人寫好的腳本行事,根本沒把邱吉爾的警告放在眼裡,認為那只是出於私利的宣傳而已,其目的是挑起歐洲兩大巨頭之間的戰爭以緩解英國的壓力。和一八一二年沙皇亞歷山大一世的(誘敵深入)做法不同,史達林將軍隊部署在邊境上,這麼做加劇了問題的嚴重性, 方便讓德軍勾畫作戰路線和在交戰前切斷蘇軍防守提供了便利。蘇聯軍隊遭到了毀滅性打擊,最後勉強死裡逃生。然而俄羅斯著名的嚴冬,再加上德國人對發起進攻的時機與地點的判斷錯誤,讓史達林在遭到首輪打擊之後得以恢復元氣。德國指揮官們有著藝術家一般的表現能力,他們千方百計地避免戰敗,卻無法克服先天不足的大戰略所帶來的強大局限。
德國打向蘇聯的第一拳靠的是出其不意(就像日本對美國一樣) 但它沒有將蘇聯打垮。最初的戰場優勢並不是長期勝利的保證。一九四〇年春天德國的意外獲勝及其從秋天開始對英國各個城市的狂轟濫炸,這些都與富勒、李德·哈特和眾多空軍理論家的推斷相差無幾,但這些行動並未發揮決定性作用,而是將戰爭從一個階段推向了另一個階段,接下來的戰事將會更加殘酷且曠日持久。之後,雙方展開了大規模、高消耗的坦克戰,其程度在一九四三年的庫斯克(Kursk) 會戰中達到了高峰。民眾沒有在空襲中崩潰,而是持續忍耐著巨大的災難,直到日本的廣島和長崎遭到原子彈轟炸——戰爭以一種令人震驚的方式結束了。一九七〇至一九八〇年代我們在討論美國軍事思想的時候發現,美國人對德國人的戰爭藝術評價很高,但結合當時的情況,這些做法雖然高明,卻不足以贏得戰爭。 勝利最關鍵的是同盟, 同盟如何形成,如何團結在一起/ 如何瓦解。
呵呵，覺得高談闊論戰略有如鄉民妄議朝政
一方面是以管窺天，用micro
發想macro
二方面難以理解或解釋成敗，各種陰錯陽差與摩擦（沒有人說得準）
再者談到所謂的策略與戰略，講好聽是各種方案與計畫，講難聽則是奇淫巧計/雞鳴狗盜與趁人之危
可以贏了戰役輸了戰爭、戰術成功/戰略失敗，勝或負放到不同的時間點或尺度格局來看，成敗截然不同。
真正的戰略其實是門帝王學與人生觀，沒有辦法教/也沒有辦法學，只能意會不能言傳，而能否意會要靠天賦與緣份(時機成熟開悟領會)
太年輕與見識淺薄的，學與聽了也沒用，當中也充滿太多死人的錯誤見解需要辨證(這些見解在當事人活著的時候可能堪用可謂是對的，但放到後世來看就不適用了)。
跟人切磋所謂的戰略與策略，其實有如跟散戶與鄉民探討產業分析與股價，是一種芽給(台語，無聊與浪費自己心力)的行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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