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略大歷史：戰略是人類永恆的遊戲規則，懂戰略，你就能理解世界、定位他人，掌握自己的優勢
Strategy: A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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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用說故事講課的方式來談戰略思想，果然讓人讀得津津有味，更加了解重大歷史戰役背後當事人的想法與兩造雙方的壓力與張力。
戰略思想的變遷如同陰陽交替循環與禍福相生相依，每個決定或思想觀點在當下都是相對適切與合理的，然而當時空環境轉變，對的變錯的，錯的變成對的；如果要「正確」因應未來的挑戰，或許再當下都要做一些不是那麼「正確」與「適切」的決定；管理與策略，本身都是非常弔詭的事情。
第16章 新軍事革命
新軍事革命可能會為戰場帶來某種戰術上的清晰,卻要以戰略上的模糊為代價。 -埃利奧特·科恩
戰爭的「操作」方法(各種作戰的想定)從來沒有在設計它時所設定的環境中得到檢驗。
一九八〇年代末,蘇聯共產主義從內部崩潰,華沙公約組織瞬間化為泡影,中歐地區爆發另一場大戰的可能性也隨之煙消雲散。環境發生了巨大變化,這本應給重新思考作戰方法提供很好的理由。但事實並非如此,舊的作戰思想反而更加根深柢固,這在今天被說成是一場新軍事革命。
美國無須再擔心出現一個極度龐大而強悍的敵人。得益於新技術的發展,美軍拉開了與所有潛在對手之間的素質差距;同時對作戰理論的看重,又使得美軍能夠利用情報和通訊優勢在對手附近活動。這種全新的作戰能力很快就得到了證明。
一九九〇年八月,伊拉克侵占了鄰國科威特;次年年初,美國領導的多國部隊就解放了科威特。在此之前,感測器、智能武器和系統整合等技術發展對戰爭的影響還只是未經檢驗的假設。身為懷疑論者的美國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資深研究員愛德華·盧瓦克曾警告,在和伊拉克的戰爭中,那些理論上最先進的武器系統可能會因為它們本身的複雜性和傳統作戰能力的欠缺而威力大減。然而在「沙漠風暴」行動中,這些裝備卻表現出色。
這場一面倒的戰爭,展示了現代軍事系統在最完美狀態下的潛力。
伊拉克人曾經吹噓自己擁有規模龐大的陸軍,但其中大部分都是裝備低劣、缺少訓練的新兵,他們面對的卻是訓練有素、裝備精良、擁有壓倒性優勢火力的多國部隊。這就像是在「好心」地用自己的軍隊來炫耀敵方軍隊的實力。美軍的作戰計畫遵循西方軍事實踐的基本原則,專門針對一個實力和火力完全處於下風且沒有制空權的敵人。伊拉克僅僅在一次試探性的正面攻擊後,便潰不成軍。但諾曼·史瓦茲科夫(Norman Schwarzkopf)上將仍乘勝前進,以一種攻敵側翼的複雜機動戰術包圍了敗退的伊軍,只是沒有足夠迅速地全部消滅他們。美國人甚至宣布停火,有意避免了一場殲滅戰。
這反映出美國在這問題上的決斷與想法,那就是把戰爭控制在有限程度之内,達到解放科威特的目標後,立即收手,而不是貪得無厭地謀求占領整個伊拉克。這樣做對外交和軍事都有好處,但是戰爭後果卻佐證了決定性勝利的論調。薩達姆·海珊(Saddam Hussein)的政權得以倖存,只能說戰爭的結果不算完整。
有觀點認為,這次戰役可能為未來樹立一種模式,甚至象徵著一場新軍事革命,這種看法來源於安德馬歇爾(Andrew W. Marshall)領導的美國國防部「淨評估辦公室」 (Ofice of Net Assessment, ONA)。馬歇爾曾效力於蘭德公司,在軍事戰略分析方面是個厲害的老手。堅信,新型武器系統不僅僅意味著裝備質量的提高,更會改變戰爭的性質。一九九一年波灣戰爭結束後, 他要求手下一名分析師、陸軍中校安德魯.克雷皮內維奇 (Andrew F. Krepinevich)研究精確導航武器與新型資通訊技術結合使用時所能產生的影響。
一九九三年夏,馬歇爾就未來戰爭提出了兩種看似可信的變化趨勢。其中一種可能性是遠程精確打擊將成為「首要的作戰方式」,另一個就是「所謂的資訊戰」的出現。
就此,他開始鼓勵使用「軍事事務革命」(revolution in military affairs,簡稱RMA)這一術語,取代「軍事技術革命」(military-technicalrevolution),用來強調戰術上、組織上以及技術上的變革對於戰爭的重要性。”
雖然RMA源於理論,但背後的驅動力是技術。也就是說,新軍事革命是資訊收集、處理和交換系統與運用軍事力量的諸系統之間相互作用的結果。新軍事革命有望一舉改變陸戰的面貌。遠程精確打擊能力的提高,意味著時間和空間將不再是重要的制約因素。對敵方作戰單位的攻擊可以在遠距離的位置上發起。陸軍可隨時保持靈活機動,因為官兵不必再攜帶除自衛武器之外的笨重
裝備行動,能夠從外部請求所需的火力支援。有效運用非自備火力,將會減少對規模龐大、行動不便的整裝陸軍師的依賴,同時降低與之相伴的高傷亡率。
當敵方指揮官還在忙著調用資源和制定計畫時,一支已經不再受時間和空間限制的軍隊很可能突然發起致命打擊,令敵人的種種努力瞬間灰飛煙滅。避免赤裸裸地消滅敵人有生力量的軍事行動或許能遵照博伊德法則來完成,那就是更迅速和更敏捷地採取行動,進而讓敵方指揮官處於無力抵抗的境地。這一法則的狂熱鼓吹者甚至宣稱,「戰爭迷霧」將因此消散,戰場上的各種阻力也將被一一化解
不管怎麼說,至少戰爭將從此遠離高強度拚殺,
變得更加可控,更加細緻,以最小的軍事體系,不消耗更多資源,不浪費更多財產,不流更多的血，同樣可以實現特定的政治目標。
這一切可能會讓將來的戰爭變得相對文明,既沒有核戰的毀滅性,也沒有越戰般的陰鬱和煎熬。它應該是由專業化軍隊進行的專業化戰爭,就像波士頓大學國際關係學和歷
在一九九七年發表的〈共同願景二〇一〇〉 (Joint Vision 2010)報告中,這種思想的影響顯而易見，該報告將作戰方面的資訊優勢定義為「源源不斷地收集、處理和傳播資訊,同時對敵人收集、處理和傳播的信息加以利用或抵制的能力」
資訊優勢可以憑藉「性能卓越的感測器、迅速強大的網路、顯示技術,以及複雜的建模和仿真功能」獲得。部隊應用它們,將會「大大增強對戰場的感知和了解,而不是簡單地獲取更多的原始數據」。這可以彌補部隊數量、技術條件或陣地位置等方面的不足,同時加快作戰指揮流程。 部隊可以「透過自下而上或同步的組織形式來貫徹指揮官的意圖」,使「敵人的行動計畫迅速落空,化解 併發事件的突然衝擊」、敵人根本沒有時間遵循著名的博伊德OODA循環。
這種戰爭模式適用於美國,因為能夠發揮美國的長處:它比人海戰術更有價值;反映出了對智取敵人的偏好;避免了敵我雙方的過度傷亡;讓人覺得幾乎不用費什麼勁就可以取得優勢。這些觀點無疑讓人深受鼓舞,而且有可取之處。雖然新軍事革命計畫認識到美國的優勢對尖端技術和強大火力(特別是空中火力)的依賴程度,但資通信技術必定會深刻地改變軍事實踐。而且,美國在特殊類型戰爭中明顯的軍事優勢可能會促使其他國家改變作戰方式,它的網路中心戰能力還能遏制對手的野心。由於和美國打一場傳統常規戰爭的做法顯得越來越愚蠢,特別是在一九九一年波灣戰爭證明了這種愚蠢之後,對美國優勢的潛在挑戰又少了一種,就像之前的「相互保證毀滅」戰略將核戰踢出政策選項之外一樣。
新軍事革命的表現形式是由政治偏好決定的,即美國人想要打什麼樣的戰爭。它恰好既滿足了降低高傷亡率或避免陷入越戰式泥淖的意願,又符合西方道德傳統強調的戰爭區別和適度原則。建設專業化常規部隊成為新軍事革命的表現形式,因為高品質武器已經讓數量不再重要,同時對部隊的精悍也提出了更高要求。無法忍受人員傷亡和附帶損害,意味著打擊行動應針對軍事目標而不是無辜平民。要打垮敵人,無須大開殺戒,混亂和迷惑就可以讓他們一敗塗地,因為他們永遠都不可能擺脫OODA循環。
不過這種對未來戰爭的看法有些不太真實。它要求進行戰爭的政治實體摒棄畏懼、絕望、復仇和憤怒的心理,能夠在利益和敵人面前保持理性、分清主次。這種看法背離了對於衝突和暴力之源的超然態度,表現得更像一個憂國憂民的旁觀者,而不是立場堅定的參與者。它忽略了戰爭的物質性及其暴力和破壞傾向。如果那些未來戰爭的信奉者只打注定會取得簡單勝利的小仗,那麼軍事就很難有什麼革命。一九九一年的波灣戰爭似乎證明了這種未來戰爭觀的正確性,但它的勝利是因為薩達姆·海珊幫了忙,他並不了解真實的力量對比。就此而言,這個證明本身就靠不住。考慮到二流常規部隊在一流勁敵面前的不堪一擊,未來的敵人在挑戰美國時必然會加倍小心。一九九一年後,全世界都知道不要跟美國再打這樣一場戰爭。
這種對陣模式是依照美國的實力設定的,而正是因為美國太強,敵人望塵莫及,它們才不會依照這樣的對抗模式,反而會千方百計地利用美國人缺乏耐心和擔心傷亡等想像出來的弱點。敵人更傾向於透過製造傷害來達到擾亂人心和瓦解同盟的目的。
精確戰爭既可能減少損害,也可能最大限度地造成損害。就像精準打擊既可能避開核電廠、醫院和居民區,也可能直接命中目標一樣。即使在美國的戰爭模式中,也總是會有一些軍民兩用的設施,比如能源和交通設施。出於軍事目的打擊這些設施,勢必破壞民眾的正常生活。從其他方面來看,新技術使民事和軍事領域逐漸重疊,高品質的監視、情報、通訊和導航設備越來越容易獲得,成為普通人手中的小玩意,而這給了那些缺少資金的小型非法組織以可乘之機。
不對稱戰爭
當一個國家在常規戰爭中陷入絕境、敗局已定時,攻擊敵人的後方恐怕就成了唯一的選擇。這就是二十世紀戰爭史讓那些相信軍事行動後果可控的人倍感沮喪的原因。軍事弱國可以採用一系列手段對付軍事強國:集中力量,造成敵人痛苦而不是指望打勝仗,盡量爭取時間而不是急著結束戰爭,像破壞敵人先進的軍事能力一樣,攻擊敵國的政治中心,以及利用敵人不願忍受極端的損失和痛苦與己方在解決衝突上利益關係不大的心理優勢。簡單而言,軍事強國天生偏愛在戰場上贏得決定性勝利,而軍事弱國則更願意把平民推入衝突,同時避免正面交鋒。
對於那些與美國常規軍事能力難以匹敵的國家(差不多是所有國家)來說,最理想的戰略就是盡量把衝突變成一場所謂的「不對稱戰爭」。這個概念作為越戰的一個反映,大約出現在一九七○年代到一九九○年代中期重新流行起來,開始被用來指涉不同軍隊之間的所有交戰行為。
這些概念是如此繁雜,以至於人們對不對稱的定義往往前後矛盾、無所不包,因而開始失去了實際意旨。在一九九九年的〈聯合戰略評估〉(Joint Strategy Review)報告中,不對稱手段被定義為企圖「使用 明顯不同於美國預料的作戰方法對美國的弱點加以利用,進而規避或破壞美國優勢」的手段。這些手段可以 用在「戰略層面、作戰層面、地面戰術層面等各種級別的戰爭中,以及軍事行動的整個範圍內」 可以這樣 說:不對稱手段已經成了所有對抗美國的有效戰略的代名詞,不再具有任何特殊性
自越戰後,美國軍隊已經了解,最好的做法不是為打贏非正規戰爭進行更充分的準備,而是避開可能陷入的戰爭泥淖。美國陸軍軍事學院教官哈里·薩默斯(Harry Summers) 引用克勞塞維茨的理論,解釋了美國人是如何只顧反叛亂而忘了戰爭最傳統的屬性。戰爭成功，但政治失敗
一位熟悉一九六〇年代南越反叛亂内情的批評者看來,問題不在於美國軍隊忽視了敵人的「主力」,而在於他們沒有充分認識到游擊戰想要達到的目的。
美軍對越戰式衝突的堅決抵制反映在「大規模作戰行動」 (large-scale combat operations)和「非戰爭行動」 (operations other than war)的差別上。前者是美軍所歡迎的作戰方式;後者則包括武力展示、為實現和維持和平所採取的行動,以及反恐和反叛亂,這些事情比打仗次要得多。 對非正規戰爭的提防,意味著美軍不願為適應這種作戰形式而去發展專門的理論並對部隊進行相應訓練。人們認為在絕對必要時,能夠勝任大規模常規戰爭的軍隊也應該能夠完成要求更低階的任務。其實不然
實際上,一九九〇年代頻仍的小規模緊急事態都沒有受到重視,因為在處理不涉及國家切身利益的次要政治事務時不當地使用武力,很容易讓自己深陷惡性流血衝突,難以脫身。
美國政府隨即宣布發起「反恐戰爭」,並展開旨在推翻塔利班和粉碎「基地」組織的軍事行動。雖然挑釁來自「基地」組織,但如何反應卻由美國人說了算。塔利班在一場準正規戰爭中被打垮了,因為美國人能夠得到阿富汗反對派(北方聯盟)的幫助,後者為美國人提供步兵,美國人則為後者提供通訊設備、空中支援,偶爾還透過利誘策反敵人陣營中的某些派系力量。小布希宣稱,這場衝突「在軍隊未來發展方面教給我們的東西,比藍綬帶專家小組和智庫研討會在十年裡教給我們的還要多」
言外之意是類似戰法不僅可用於二○○一年年底阿富汗的特殊環境,還可以用到更廣泛的作戰領域中。在下一階段的行動中,這種觀點得到了體現。
美國打垮塔利班之後並沒有制定應對激進伊斯蘭運動的計畫,而是發動了一場旨在推翻伊拉克海珊政權的戰爭,理由是美國懷疑海珊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而它們可能會落入任何企圖對美國造成更可怕傷害的恐怖組織手中。隨著伊拉克政權的頃刻覆滅,美國再次展示了在常規軍事能力方面的公認優勢。
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都具有明顯的決定性意義,敵對政權在它們的軍隊失敗後被迅速推翻。但是, 這兩場戰爭都沒能解決根本問題。美國國防部長倫斯斐(Donald
Rumsfeld) 一直想要證明,軍隊大膽地使用更少的兵力也能打贏一場戰爭。儘管所面對的敵人基本沒有抵抗能力,但他的觀點還是得到了認可。
在不久之後美軍的反叛亂作為中,兵力投入的不足暴露出了美國的輕率。美國當初入侵伊拉克的政治理由, 即「伊拉克非法發展大規模殺傷性武器」
最終被證明是個錯誤,這使得舊政權向新政權的過渡進程更趨複雜。這就要求建立起一套以幫助伊拉克實現民主轉型為目的的新秩序
但這項任務又因為美國領導的聯軍缺
少因應日益惡化局勢的能力,而變得更加艱難。
曾在舊有政治菁英階層中占據重要地位、占人口少數的遜尼派,發起了最激烈的抵抗運動,遜尼派得到了那些自感喪權辱國、害怕失去既得利益的人的支持。失業青年紛紛加入了他們的隊伍。這支隊伍中包括了「前政權骨幹分子」和以約旦人阿布·穆
薩布.札卡維(Abu Musab
al-Zarqawi)為首的一夥強悍的「基地」組織成員。札卡維不但想趕走美國人, 而且熱衷煽動伊拉克遜尼派和居多數人口的什葉派打內戰。雖然什葉派是海珊政權倒台的自然受益者,但是 由穆克塔達·薩德爾(Muqtada
al-Sadr)領導的什葉派激進勢力同樣對美國人懷有敵意。美國在打了這場毫不費力的勝仗之後所面臨的挑戰表明,戰爭的勝利不一定帶來順利的政治過渡。同時還表明,不管美國人在正規戰爭中有多麼英勇,他們在應付非正規戰爭時都表現得手足無措。
在美國的權威不斷遭遇挑戰、軍隊頻頻受到伏擊和土製炸彈困擾的同時,美國陷入兩難境地:一方面形象受損,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強硬地使用武力。很快,聯軍的戰線開始拉長,政治信譽也隨之喪失。糟糕的安全形勢阻礙了經濟和社會重建,而重建進程的擱淺又進一步惡化了安全形勢。由於過去三十多年裡一直缺乏對反叛亂重要性的了解,美軍在伊拉克舉步維艱。為了展示實力,他們穿鎮過村地清剿每一處的叛亂分子, 但由於沒有足夠的美軍部隊留駐當地,敵人可能很快又會捲土重來。這意味著當地民眾不會願意和美國人合作。
美軍也曾努力在各地建立起地方安全部隊,但經常被武裝分子滲透。之前,美軍部隊從未接受過作戰以外的訓練,不知道該如何克制使用火力、如何避免使自己的行為激起民憤,以及如何設法接近充滿疑慮的當地民眾。他們發現很難從無辜的百姓中辨別叛亂分子,於是很快就開始懷疑每一個人,這進一步加重了彼此間的疏離感。
美國把更多的精力放在震懾對手上,卻沒有想爭取那些猶豫不決的中間力量。一份針對二〇〇三至二〇〇五年美軍在伊拉克行動的分析報告顯示,大部分行動都被「用在了對付叛亂活動,即搜剿叛亂分子方面」,很少有行動「專門被用來為當地民眾營造一個安全環境」
「隔離加清剿」戰略使保住占領區，消滅敵人成了唯一選擇。無論這種方法在軍事上能否奏效,其政治後果必定是致命的。
美軍認識到了自身所處的複雜局勢,開始重新考慮採取行動鎮壓叛亂,對原有軍事體制已經心灰意冷的軍官開始指揮行動。正是因為這些體制性障礙的存在,美軍此前一直對非正規形式的戰爭抱著輕視和排斥態度。二〇〇四年之前,位於萊文沃斯堡(Fort
Leavenworth)的美國陸軍聯合兵種中心(Combined Arms Center,譯註: 成立於一九七三年,為美國陸軍智庫)的內部刊物《軍事評論》(Military Review)很少提及伊拉克戰事，而在二〇〇四年之後,該刊平均每期都要登載五篇左右這方面的文章。從勞倫斯到格魯拉的有關游擊戰的經典著作被重新翻出來加以研究。
被借調到美 軍服役的澳洲軍官大衛·基爾卡倫(David Kilcullen)提出了一套更有價值的反叛亂理論,其中融入了一個重要認識,即「基地」組織和其他具有相同意識形態的恐怖集團的目標是發起一場無國界的全球性叛亂。基爾卡倫想要弄清,普通人「意外變成游擊隊員」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因為反對外來干涉,而不是贊成激進主義思想？要想防止「基地」組織成為一支全球性叛亂力量,就必須將其化整為零、各個擊破。要想防止它在資訊化環境中發展壯大。
反叛亂作戰行動的領導人是大衛·裴卓斯(David Petraeus)上將。他認識到,問題的出現是因為美國被動地捲入了一場準備不足的戰爭。為此他強調,這不僅僅是個軍事技術問題,更應該從政治維度加以考量。「反叛亂戰略還應該包括其他内容,首先就是努力營造一個政治環境,以減少叛亂分子可能獲得的支持,並降低他們所信奉的思想的吸引力。」二〇〇七年年初,當伊拉克瀕臨內戰邊緣而美國已經開始考慮抽身之際,小布希總統決定做最後一搏。這就是眾所周知的「增兵」行動,由裴卓斯負責實行。但這行動過強調了軍隊數量的重要性,與新戰略的原則背道而馳。 經過一年的努力,形勢出現了些許明顯的改善跡象,這被看作戰爭的一個轉捩點,就算不能實現美國人早先承諾的把伊拉克變成自由民主國家的目標,起碼 也降低了伊拉克發生內戰的危險。
形勢好轉和增派部隊及其部署技巧並沒有太大關係,雖然這些因素也很重要,但更主要的原因在於伊拉克人厭倦了內戰,特別是「基地」組織的暴行激起了遜尼派內部不少人的強烈反應。隨著針對什葉派目標的襲擊行動不斷減少,什葉派對遜尼派的報復性襲擊也越來越缺乏理由。必須拿出一個更加細緻巧妙的伊拉克政治解決方案,而不是簡單地把安全責任移交給伊拉克政府,不管有沒有能應付。這意味著美國人開始順應伊拉克的政治現實行事,不再逆勢而為。
第四代戰爭
二十一世紀的戰爭經驗究竟是代表了一種趨勢,還是一些不可能被複製的特殊情況呢?在那些持前一種觀點的人看來,有一套比較可信的理論架構能夠證明這一點,因為它可以輕易解釋國際恐怖主義的出現。
根據他們的思路,前三代戰爭是一種互為因果、逐代發展的關係(先是排成橫隊和縱隊的方陣戰,然後是集中了大規模火力的攻防戰,再後來是閃電戰與機動戰)。
而第四代戰爭開始於道德和認知領域,在這一領域中,即便是物質力量強大的實體,也可能因為突遭打擊、驚惶失措、信心崩塌和秩序大亂而一敗塗地。第四代戰爭,攻擊目標變成了社會凝聚力的源頭,包括共同準則和價值觀、經濟管理體系和制度架構。
災難性的大國衝突顯然已成過去,現今的觀點堅持認為,新戰爭都發生在弱國内部或弱國之間。越來越多的國際熱點事件都有著遭受內戰之苦的國家的影子
然而,西方強國對這些衝突的介入卻被看作任意之舉(它們往往被形容為「可打可不打的戰爭」)和基於人道主義考慮的救助行為。雖然這些干預行為引發了經濟重建和國家建設等諸多軍事行動以外的問題,但它們和第四代戰爭理論只沾了一點邊。
第四代戰爭有五個核心重點
1.戰略應該關注的重點在於政治、認知與道德層面的勝負
2.熱衷於高科技武器與迅速取勝是個思想誤區與錯誤
3.全球化、網路化與社群媒體模糊了各種界線- 國界、戰爭與和平、有序與無序、軍人或平民，持續而廣泛的影響社會與政治
4.敵人不易被發現或消滅(因為他們只是一些平民與意見領袖/網紅)
5.心理戰、認知戰與資訊戰才是主要的武器與戰爭方式(而非傳統認知的步槍大砲戰艦軍機)
美國陸軍上校、國家安全分析專家拉爾夫·彼得斯(Ralph Peters)認為,西方軍隊必須做好面對「勇士」的準備。他將所謂的「勇士」刻畫為「習慣使用暴力、不遵從社會秩序、忠誠度低的偏執原始人」。在彼得斯看來,這些人的作戰方法完全是游擊戰信徒所熟悉的形式。他們只有在占據壓倒性優勢時才會站出來戰鬥。「只不過,他們會採取放冷槍、設埋伏和誤導欺騙等手段,千方百計地愚弄受到紀律約束的反恐部隊士兵,離間其與當地民眾和盟軍的關係;要不然就保持低調,設法在搜剿他們的軍隊眼前苟且偷生。」
這麼說不免有些誇張,但那些最 讓人膽寒的「勇士」可能是為一項事業或者一種他們珍愛的生活方式而戰。至少可以這樣說,游擊隊、民兵和大眾武裝的行為表現是很複雜的。
資訊戰
在有關不對稱戰爭的討論中,一個關鍵要素就是對所謂「資訊戰」的關注。
「資訊戰」的目標就是獲得並保持「美國及其盟友的資訊優勢」。這需要一種「影響、擾亂、破壞或侵入敵方人工和自動決策體系,同時保護己方決策體系安全」的能力。
這一切反映出兩個不同的重點,一個是傳統上改變他人觀念的重要性,另一個是數位化資訊的作用。當資訊成為稀缺商品時,我們可以認為它和燃料、食品等其他重要商品差不多。只要能獲得並保護優質資訊,就能保持領先優勢。此類資訊可能包括智財權、敏感的金融資料,以及政府機構和私營企業的相關計畫和能力。這給了情報機關存在的理由。
克勞塞維茨可能認為情報並不重要,但隨著收集敵方機密資訊的手段不斷翻新,情報工作的價值正日益凸顯。這首先得靠間諜,其次要有破解密碼的能力。電報通訊技術誕生後,用它偵聽到的資訊為確定敵人的位置和任務提供了可能的依據。第二次世界大戰
盟軍正是因為破解了德軍的通信密碼,才在多次遭遇戰中明顯占得上風。接著,又陸續出現了從空中 和太空拍攝照片的技術。阻止敵人獲取軍事設施和軍隊部署方面的重要資訊變得越來越困難。
隨著資訊的日益數位化(這樣可以更簡單地生成、傳輸、收集和儲存資訊),即時通訊技術應運而生, 資訊爆炸也取代了以往的資訊匱乏,成為新的挑戰。大量數據資料可以透過公開或非法手段輕易獲得。外人會試圖破解系統密碼並闖過防火牆,以獲取敏感資料、盜取身分或挪用資金。另一個挑戰是在蓄意擾亂或竄改行為的威脅下維護資訊的完整性。這些破壞行為往往透過發自遠端伺服器的病毒、蠕蟲、木馬和邏輯炸彈等各種陰險狡詐的惡意程式碼,通常沒有清楚動機,但有時也懷有明顯惡意。大多數此類活動都和犯罪與詐騙有關,但也會有一些例外,比如:由國家資助的駭客大規模盜取政府和企業機密,發動網路攻擊使政府運作系統癱瘓,用神祕病毒感染武器研發計畫,以及損壞軍事設備賴以正常工作的軟體。那麼,會不會有一支軟體天才大軍暗中使用數位手段干擾破壞諸如交通、金融和公共衛生這樣的現代社會支持系統呢?
類似的攻擊行為無疑會造成不便和煩惱,偶爾還會惹出大麻煩。其間,軍方可能會發現防空系統失靈了,飛彈射偏了,地方指揮官慌亂了,高級指揮官面前的螢幕變成一片雜訊了。如果他們認為快速的資訊流能夠消除「戰爭迷霧」,一定會遭受天大的打擊。就算沒有敵人的干擾,迷霧也會因為資訊過剩而產生。比起過去的資訊匱乏,過濾、評估和消化海量資訊更讓人頭疼。不可否認,新的資訊環境為各國政府帶來了新的問題,它們需要清楚如何管控形勢發展以及如何影響新聞議題
普通人會用手機轉發一些經常內容失準或斷章取義的圖片和新聞,當它們在社交網站上瘋傳的時候,政府可能仍在設法弄清到底發生了什麼,忙著尋找對策。
這會發展成國際關係學者和蘭德公司研究員約翰·阿奎拉(John Arquilla)和戴維,倫菲爾德(David Ronfeldt)於一九九三年所指出的那種危險嗎?當時他們警告:「網路戰來了!」 他們斷言,未來的戰爭將以知識為中心。他們對「網路戰」(cyberwar)和「社會網路戰」(netwar) 的概念進行了區分,認為前者限於軍事體系之内(雖然後來擴展了這個概念的使用範圍),而後者更多發生在社會層面。網路戰面臨著
和其他新型戰爭同樣的問題:就其本身而言,它會是決定性的嗎?或者像史蒂夫·梅茨(Steve
Metz)所說 的,能不能找到一種「政治上可用的辦法」去充分破壞「敵人的國家或商業基礎設施」,以「達到不戰而勝的目的」? 那些猜想會有一場決定性網路戰的人認為,發起網路攻擊的一方優勢在握,而且其影響將深遠、持久和 無法控制。隨著公司企業甚至五角大廈等知名機構的網路系統頻繁遭到駭客攻擊,這種威脅變得越來越真實可信。
面對著處心積慮探測網路最薄弱環節的老練敵人,保護和管理好特權資訊已成當務之急。但若想對敵人發起有效攻擊,需要掌握大量情報,以了解敵方數位系統的精確配置及網路入口。發動匿名或突然襲擊
可能是個有吸引力的選擇,但任何此類行動都會引出一系列顯而易見的問題:攻擊一個有所警惕的敵人,有多大勝算?能否對敵人造成真正的傷害?敵人的系統恢復需要多長時間?會不會招致敵人的報復(未必以相 同的方法)?一個真正受傷的對手很可能會以物理方式而非數位方式進行反擊。但倫敦國王學院戰爭系教授托馬斯·里德(Thomas Rid)提醒,這個問題的嚴重性被誇大了。大多數「網路」攻擊從他們的意圖和效果看都是非暴力的,而且總體來說,網路攻擊比其他可能的攻擊方式更為溫和。它們只是傳統的破壞活動、
間諜活動和顛覆活動的最新版本。所以他的結論就是 「網路戰」是一個「被濫用的比喻」 這樣的比喻無 助於解決新技術帶來的實際問題。
阿奎拉和倫菲爾德將「社會網路戰」形容為「一種在傳統戰爭之外,表現在社會層面上的新興衝突(和 犯罪)模式, ,社會網路戰的參與者「可能是一些分散的組織、小團體和個人,他們往往沒有中央指揮系統,主要以在線方式進行聯絡、協調和開展活動」
恐怖分子、叛亂分子,甚至非暴力激進團體一般不會發動正面進攻,也不需要層級式的指揮鏈,而是會採取 「螞蟻雄兵戰術」,在一個由手機和網際網路連成一體的網路中,用不同方法、從許多不同方向、以小集團
的形式發起攻擊。在實踐中,這種攻擊更明顯地表現為「駭客活動」,其追求的主要是對政治或文化的衝擊而非威脅經濟或社會的穩定。就算是心腸更硬的敵人想要發起實體的攻擊,其結果也可能是「大規模破壞」,而非「大規模毀滅」,對社會心理造成的不便和迷惑要比恐怖和崩潰更明顯
在二〇一一年「阿拉伯之春」運動初期,人們對臉書和推特這些社交媒體的使用,表明了螞蟻雄兵戰術是如何讓政府對迅速發展的民意束手無策。這種戰術和資訊時代到來之前就已被廣泛接受的原則一脈相承。激進組織,特別是在其早期階段,組織上往往都比較鬆散。它們也發現,要想避免引起當局的注意,比較安全的做法是以半獨立的基層組織為單位活動,各基層組織彼此間或和共同的上級之間應盡可能少聯繫。
網路和其他數位化通訊方式固然方便了人際溝通,但一些導致電話或數位資訊被跟蹤的安全漏洞,仍讓他們不敢在網上交談時把話說得太直接、太具體。另外,激進網絡的形成,條件是有一個基本的社會凝聚度或是對某個社會運動宗旨的普遍忠誠度,才能把形形色色的人拉攏在一起。為了壯大自身,他們的行動必須超過 小股模式。這就要求他們擁有一個能夠動員充足力量進而給對手造成重大打擊的領導階層。如果沒有權威性
的決斷力,除了不斷惹人厭地騷擾對手,很難占得上風。正如二〇一一年至二〇一三年的阿拉伯起義所展現的,統治階層面對洶洶民意,沒有使用自己的社交網路工具應對,而是採取了武力鎮壓手段,結果就可能引發武裝叛亂,而執政當局也樂得用軍警捍衛岌岌可危的政權。
最初人們關注的是資訊流對軍事行動的支持作用,包括加快決策速度和確保達到更精準的打擊效果。但發生在二十一世紀的非正規戰爭很快就讓更傳統的資訊戰成了新的焦點,在這些較量中,美國人看起來敗給了明顯落後的對手,他們不知該如何認識這類衝突,也不知其中蘊含著什麼風險以及應對辦法是什麼。
美國現在需要學著從影響大眾認知而不是消滅敵人的角度來思考如何取得勝利。
前美國陸軍軍事學院院長、 哈佛大學軍事歷史學家羅伯特.斯凱爾斯(Robert
Scales)少將提出「文化中心戰」的概念,試圖用以解釋伊斯蘭軍隊為什麼會在西方式常規戰爭中失敗,而在非常規戰爭中獲得巨大成功。
他認為,在面對著一個 「耍陰謀使詭計、大搞恐怖活動、沉得住氣又不怕死」的敵人時,美國人把主要精力都花在了讓「打擊精確度再少幾公尺、速度再快幾海里、頻寬再多幾個比特(bits) 」上,卻很少能讓它們「平行轉換為基於認知能力和文化意識的價值」。打贏戰爭靠的是「締結同盟、利用非軍事優勢、解讀敵人意圖、建立信任、引導
民意以及樹立形象——做到這些都需要具備一種了解民眾及其文化和動機的特殊才能」。
五角大廈表現得越來越重視文化因素,聘用了美國文化人類學家、高級社會學家、防務和國家安全事務分析師蒙哥瑪麗·麥克菲特(Montgomery McFate) 請她分析軍事行動和伊拉克社會之間的相互影響。
經過分析,她發現美軍犯下了一系列錯誤,包括忽視了民眾在政權垮台後仍會忠於各自部族的既有傳統;忽視了價值堪比官方宣傳的「小道消息」的重要性;忽視了諸如手勢交流這種小事的意義。
在這之後,美國軍方明顯越來越重視影響他人的世界觀,不斷提及「感情和理智」 用以警告任意而無情的軍事行動將會造成怎樣的政治損失。美軍的長遠目標是切斷武裝分子的潛在支持來源,包括招募成員、消息情報、糧食補給、武器彈藥和庇護場所,作為這一更廣泛戰略的組成部分,美軍會隨時隨地把「感情和理智」這個短語掛在嘴上,透過行善、培養感情,說服當地民眾相信安全部隊是他們真正的朋友。
而馬基維利的觀點與此恰恰相反:被人畏懼總比被人愛戴更安全;對敵人可以靠武力加以威嚇,使其喪失鬥志,任何妥協讓步都只會激起他們的反抗。
問題更多在於對「感情和理智」這個概念過於膚淺的詮釋。在其他語境下,「感情」和「理智」是截然對立:前者表現為強烈的激情,後者表現為冷靜的算計;前者看重的是象徵意義,後者看重的是思維能力。
更早使用這一概念的是美國獨立戰爭時期的北美英軍總司令亨利·克林頓爵士(Sir Henry Clinton) 他在
北美獨立運動風起雲湧的一七七六年遇到了相似問題。當時他認為,英國必須「贏得美洲人的感情並壓制美洲人的理智」
但事實上,在討論該如何打擊叛亂活動和恐怖主義時,那些反對使用武力的人往往更注重
贏得感情,而不是壓制理智,好像光靠提供物資和服務就能得到絕望民眾的支持。
爭取人心存在三大難處。
1.當地的政治忠誠度取決於當地的權力結構,所以採取任何措施之前,都必須評估會給這種結構帶來的影響。
2.修道路、建學校或保護電力和衛生設施的安全固然能造福當地社會,但如果安全環境差到外國軍隊和當地百姓無法密切溝通和發展互信時,這些努力終將難以為 繼。類似的政策或許能防止形勢進一步惡化,但不太可能讓形勢恢復如初。
要建立信任,更理智的做法,恐怕是弄清誰有可能在持續不斷的政治和軍事衝突以及利益各方的長期賽局中成為贏家。叛亂分子會在民眾中間製造各種猜疑,比如誰可靠誰不可靠、什麼是真相什麼是假象、誰是真幫忙誰是假裝。在叛亂和反叛亂雙方為爭取當地民眾支持而大玩智鬥遊戲時,他們可能會像渴望樹立友好形象一樣急於展現自己強悍的一面, 以求在慷慨施惠的同時彰顯自己的勝利。從戰略的認知層面來看,展示力量和行善積德同樣重要,兩者都得依靠當地老百姓和當地領導人的親身體驗,以及他們用來解讀這些體驗的心理建構。
3.實施這種戰略需要更加細緻用心,不能僅僅滿足於知道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文化。不可否認,尊重其他民族的世界觀、避免表現出種族優越感,正變得越來越重要。文化本身是個難以捉摸的詞語,經常被用作掩蓋個性並不切實際地塑造個體行為的某種東西。這個詞幾乎可以涵蓋所有無法用常理解釋的事物。
哇哈哈，以上這個對於文化的敘述深得我心，沒有枉費我曾經花了一些時間，試圖思考與理解何謂安全文化TAT
一般認為,不同個體的社會化藉由共同的想法、準則、行為模式和相互了解的方式等硬文化 (hard culture)來實現,這些東西往往含蓄、不言而喻又是想當然的,外人幾乎難以理解。但也有人持相反的看法,認為在整個社會受到新的影響和挑戰的動態環境中,文化可能會不斷發展和調整,對人們的凝聚作用也變得越來越弱。由此,國際政治與文化研究者派崔克·波特 (Patrick Porter) 在關於文化差異造就出新伊斯蘭主義者、聖戰民兵和叛亂分子的作品中提到,他所碰到的人似乎「並非在自主行動,而是在不受個人感情影響的歷史力量的作用下行事,聽命於文化的引導;或者說他們的作戰模式獨一無二,是由祖先的習慣所固 定下來」。這些人完全能夠在他們的文化範疇內學習並適應新型武器的使用和新的作戰方法。至於根深柢固的仇恨心理和迴盪於腦海的文化信條,則會加深原有的和來自外部的成見,這與那種認為所有人都在努力按照西方式形象改造自己的成見同樣有害。把問題行為解釋成人們積習成性的結果,不僅有居高臨下、胡批亂評之嫌,而且刻意迴避了外部干預力量的影響。外來勢力的所作所為或許已經激起了敵對反應,同時他們也低估了敵人在長時間衝突中可能出現的互動,以及在思想、武器、戰術方面的彼此交流。
軍官們要想在對付邪惡敵人的同時,要與他們應該幫助的民眾打好關係,就得學會講令人信服的故事 基爾卡倫注意到,叛亂分子的「毒化影響」靠的正是一個簡單、統一、容易表達的 單一故事」,這樣的敘述可以讓人感同身受,提供聽者一個理解事物的架構。他承認這可能導致故事出現種種變化,但只要有個貫穿始終的基調, 就無須擔心。不過,自由民主制政府很難編出前後一致的故事,或者說,身處遙遠首都的政客們很難了解前線的需求。
一套由美國海軍陸戰隊編輯整理、帶有後悔色彩的論文集指出,美國已經證明自己沒有能力「將它喜歡的規模龐大且占優勢的商用資訊基礎設施迅速用於國家安全目的」 ,被「基地」組織折磨得如此不堪著實令人困惑,這個組織傳遞的資訊和他們發動的襲擊一樣無恥可惡。然而,在這場論戰中,美國卻處於被動防守的境地,一味去挑對方故事裡的毛病,而不是想辦法講好自己的故事。
最嚴重的是,無論是粗心部隊的軍事行動還是粗心政客的政策主張,都不可能徹底挽回其影響。可能會有一群專家在資訊戰的標籤下開展工作,但受眾只會從引起他們注意的資訊中得到啟示。美國也許發明了大眾媒體和現代公關產業,但這些挑戰超出了一般行銷技巧的應對能力。那些具有政治競選或政治行銷經歷的人,在受邀就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宣傳戰提建議時,往往選擇執行些沒有長期效果的短命專案。而且這些人明白,他們的工作業績要根據國内受眾的好惡來評判,所以國内受眾才是他們想去迎合的群體。這種做法非但不得要領,而且會讓那些總是迷信本國宣傳的決策者們受到蒙蔽。傑夫·邁克斯(Jeff Michaels)創造了 「論述陷阱」(discourse trap)的概念,用來指政治上悅耳得體的描述語言會讓決策者對形勢發展產生重大誤判。例如,他們堅稱最初對伊拉克的錯誤攻擊罪在前海珊政權分子 拒絕承認其他人負有責任,卻沒有估計到溫和遜尼派的不合作和什葉派激進勢力的發展壯大。
說服人們用不同的眼光認識世界並改變他們的想法很難 這需要洞悉他們的不同身分是來自某種陌生文化的類型,而這種文化又有著極其顯著但外人難以覺察的內部傾向和特徵時,要說服他們更是難上加難。
軍事作戰時, 理解這些行動如何左右陷入衝突中的人判斷形勢是十分重要的。它會影響人們的忠誠與同情會以何種方式瓦解,以及怎樣被組合在一起。理解這一點,有助於避免犯下大錯,這種錯誤有可能把民眾中的重要力量推向對立面。但由於很難衡量和確定改變人們信仰的手段的成效,軍事指揮官往往更相信槍砲的作用。如果真正的挑戰在於重塑政治意識, 那麼軍隊的作用必定是有限的。
良好的形象不會像某種精準武器一樣被直接發射到目標受眾的腦子裡,更不用說整個信仰體系了。如果說有什麼還值得安慰的話,那就是「基地」 組織的成功也被誇大了,同樣的因素也可以用來對付武裝分子,讓他們的隨機暴力行動、文不對題以及不斷重複的乏味說教成為對他們不利的東西。
正如班,威爾金森(Ben
Wilkinson)在一項針對伊斯蘭激進團體的研究中所指出的那樣,真正的問題不是缺少簡單的資訊,而是他們為說服自己和支持者相信最終定能成功而預想的因果關係並不可信。這把他們引入歧途,由於願望和手段之間存在巨大差距, 激進的戰略家們尤其會有敘事錯覺的危險,但這其實是所有戰略家都容易犯的錯誤。
呵呵，台灣的梗圖與懶人包
世界No.1
第17章 戰略大師的神話
終於進入到第二部份的最後一章，本章算是戰略大師的自我省思與批判
一七九三年出現了一種人們意想不到的情況。戰爭突然又變成了人民的事,而且成為全都以國民自居的三千萬人的事······所能夠利用的方法和所能夠做出的努力使原有的界限已經不存在了,用來進行戰爭的力量再也碰不到什麼阻力了。
-克勞塞維茨,《戰爭論》
由拿破崙開創並被克勞塞維茨以最具啟發性的方式發展的戰爭及戰略問題思考架構,不會被輕易取代。
克勞塞維茨見解之精明、闡述之雄辯,讓人們很難找出有效研究戰爭的其他方法。那些憑藉自己夠了解以往戰爭和克勞塞維茨可能想像不到的各種新情況而譁眾取寵的人,其實沒有抓住要點。
克勞塞維茨的分析架構之所以能夠產生持久影響力,在於他發現了政治、暴力和機會之間的互動。正因如此,軍事戰略作者一直保持著對這位大師的膜拜。科林·格雷就是其中一位,他不明白為什麼現代戰略思想遠遠比不上《戰爭論》,而且沒有哪個戰爭領袖像拿破崙那樣能夠激發出偉大的闡釋性理論。他還指出,無論是熟悉戰略理論的軍人還是有實踐經驗的民間理論家,目前都很缺乏。現代戰爭的複雜性對那些理論空想家構成了挑戰,而關心國家戰略的人們又變得越來越注重眼前的政策問題。
格雷對戰略家有著一種崇高的看法
認為他們能夠綜覽全局,充分顧及各種事物間的多重相互依存關係以及諸多起作用的因素,進而找出最有利的努力方向。在其《現代戰略》
一書中, (Modern
Strategy) 他定出了十七個需要考慮的因素:人民、 社會、文化、政治、種族、經濟和後勤、組織機構、行政管理、資訊和情報、戰略理論和學說、技術、操作、指揮、地理、阻力/機會/不確定性、對手以及時間。制定恰當的戰略需要對這些因素進行全盤考慮,也就是說,既要分別審視每個因素,又要將它與其他因素綜合審視。
美國陸軍軍事學院教官哈利·亞格爾(Harry Yarger)接受了格雷的主張並將其發揚光大:「戰略思考就是徹底和全盤的思考。它力求透過審視每個部分及其相互關係,即彼此間在過去、現在和可預見未來的影響,來理解各部分如何互動成為一個整體。」這種全盤視角需要「充分了解戰略環境中的其他動向,以及它的各種選擇對上層參與者、下層參與者和戰略家自身努力的潛在的一級、二級和三級影響」,全盤視角不是為那些滿足於得到初步見解和早期收益的人準備的:「追求實現長期利益的戰略家應摒棄急功近利的權宜之計。」人們對一個真正的戰略家賦予了太多期望:作為一個當前問題的研究者,他必須了解過去、洞見未來,能夠意識到偏見的危險性,對模稜兩可和混亂無序保持警惕,時刻想清楚備選行動方案的後果,以便足 夠精確地闡明所有這些供人們遵循的原則。”這是一個無法實現的理想。畢竟,一個人能夠累積、吸收和運用的知識只有那麼多;在一個充滿不確定、複雜和亂象的體系中,能夠解決的事情也只有那麼多。
格雷也認為上述條件過於苛刻,承認自己要求太高。他評論亞格爾「似乎是在鼓勵甚至強求人們去做不可能做到的事情」。哪怕只是開始努力具備這些素質,也需要掌握相當多的技術和概念。不過,格雷仍然把戰略家形容為某類較為特殊、工作要求「非常苛刻」、能夠看到「廣闊藍圖」並且熟悉戰爭各個領域的人。他讚賞地引用佛雷德·伊克爾(Fred Iklé,譯註:前美國軍備控制和裁軍署署長、雷根政府的國防部副部長)的觀點指出,制定出色的國家戰略需要「淵博的知識和全面發展的人格」。
同樣,亞格爾也曾認為 戰略代表著「非凡智慧的領域、終身鑽研的學者、一心一意的專家和無懈可擊的信心」
真有這樣能看透萬事、出類拔萃的戰略大師嗎?如果有,這個人將會成為各方尋求的寶貴資源,一邊要努力預測未來,一邊又不得不花時間把研究成果深入淺出地傳達給那些需要理論指導的人,由於這種系統和前瞻的思維能夠揭示很多風險和機遇,在一位實踐者看來,其全部價值就是明確提出行動要點。一國政府在實施某項重大計畫之前,往往希望能有一個對形勢的全面分析,以便在採取行動時占得先機。但是一旦遭遇事先未考慮的突發情況時,應對之策便成了一種奢侈品,這時可能需要一種臨時應變的特別戰略。在此情況下,即便是戰略大師也多少會有些措手不及。
戰略家所謂的全盤視角也是不確定的。需要特別注意的是「系統效應」,即明顯不同的活動領域發生連結後所產生的意外結果。由於可能出現意想不到的後果,所以在急於採取大膽行動時應小心謹慎,一旦付諸實行,就該密切關注其影響。對一個廣闊環境中各種關係的範圍和多樣性認真探究,就能夠施加間接影響, 或發現對手最薄弱的環節,抑或促成一個令人驚訝的聯盟,進而確定自己可以在哪些方面做文章。
但是, 這並不需要對整個系統有一個總體看法。系統内部一定存在某些界限。理論上,任何事物都和其他事物相關聯;但實際上,局部活動的影響可能很快就會消失。
而且,全盤視角需要具備從外部觀察整個系統的能力, 但實用戰略家注定是「近視眼」,更關注眼前的要務,而不是那些永遠不需要操心的遠憂。隨著時間推移, 事物的重點會發生變化。但這並不是說要預料到每一件事;相反,人們應該知道,抱著不容置疑和志在必得的信心堅持制定出一套能實現長期目標的計畫是不現實的。
有人認為,社會和與之相關的軍事體系可能被理解成了複雜的系統。這種想法讓那些苦苦搜尋敵人「重心」的人相信,在準確的位置上攻擊敵方系統可導致其迅速崩潰,因為攻擊效果會波及和影響到系統内所有相互連結的部分。攻擊效果不會從某個關鍵的中心點簡單地擴散開去,造成搜尋的挫折。社會能夠適應各種衝擊。作為一個系統,它會分解成更容易獨立發展的子系統,建起屏障、減少依賴、找到另外的生存方式。
這個過程是持久而複雜的。
克勞塞維茨曾把戰爭描繪成一個動態系統,但同時也是一個引人注目的自給自足系統。他是一個戰爭理論家,不是國際政治理論家 他從歷史中看到了戰爭的政治源頭,卻沒有將此作為著眼點。在最終成為所謂大戰略的國家政策層面, 「怎樣才能最有效地實現目標」是一個必須回答的問題。能評軍事決定性勝利的分析法,需要根據政治形勢的變化重新審視,即使有人指出克勞塞維茨當時
已開始重新評 ,決戰的思想還是在軍事專業界大受歡迎。其吸引力顯而易見:它賦予了武力特殊 的角色和使命。 當軍隊想要獲得更多資源或政治支持時,他們就會把「軍隊掌握著國家命運」掛在嘴邊。 如果問題可以不靠決戰來解決,總參謀部就會喪失其重要性和影響力。但是隨著武器殺傷力和打擊面越來越大,參戰人員越來越多,打仗本身也越來越引起爭議。要形成決戰,就必須找到某種新的關鍵性因素。在第
一次世界大戰之前,人們發現高昂的士氣和勇敢的民族精神能產生重要的激勵作用。之後,人們又開始重視 以出其不意和機動迂迴的戰術迷惑敵人、反制敵人強大火力的可能性。二十世紀後幾十年裡,美國重拾這項興趣,儘管對於預測常規軍事行動的結果而言,軍力對比和高超的作戰技巧同樣重要。
即使在那個時候,表面勝利也可能隨著正規戰轉向非正規戰而大打折扣。這不是什麼新鮮事。克勞塞維茨曾提到西班牙首支游擊隊對拿破崙大軍的有效抵抗。當時,占領軍經常會遭受憤怒不屈民眾的襲擾。這種現象常見於反抗殖民主義的行動中。一旦正規戰有陷入泥淖的危險,政府就會尋求透過海上封鎖或空中攻擊來壓制平民反抗之勢,進而打破戰爭僵局。民眾的鬥志漸漸變得和軍隊的鬥志同樣重要。所以,小到反叛亂,大到核武嚇阻,發揮關鍵作用的因素是源於對敵人政治和社會結構的攻擊,而非來自一支軍隊與另一支軍隊的角力。
一旦承認民間領域如此重要,那麼民眾的認知以及如何影響其認知便成為新的問題。要採取嚇阻政策, 就需要影響那些可能正打算動武的人的期望值,提醒他們這麼做或許是個壞主意;要打非正規戰爭,則需要分化武裝分子及其潛在支持者,讓他們明白這麼做注定失敗,即使成功也得不到什麼好處。這其中沒有多少
科學成分。核子戰爭的危險人人都能感覺到,無須絞盡腦汁地昭告天下;而要想改變那些捲入戰火又不願
選邊站的人的思想,無論做出多大努力,都會因為戲劇化事件或忽視當地民意而前功盡棄。如果想傳達的訊 息沒有核戰爆發那麼驚人,那麼透過回顧往事來解釋別人的行為要比「資訊戰」來影響人們的行為更容易。
二十一世紀早期的反叛亂行動反映出人們很喜歡「聽故事」
但與其說這些故事是解決問題的源頭,還不如 說它們闡明了問題所在。從以往的經驗看,人們可能看清楚一個社會主流觀念的轉變過程,但觀念轉變並不能為一個有遠見的戰略提供依據。
在更高階的指揮體系中對非軍事領域和軍事領域進行政治區分,加大了兩者間複雜互動的現實難度。老毛奇所代表的傳統軍事思想認為,一旦政治領導人確定了戰爭的目標,接下來的作戰行動就是軍隊的事,人民應該退到次要位置。就算不必為驚惶失措的老百姓操心,對付頑強而狡猾的敵人也已經夠受的了,特別是現代通訊技術還會時不時添麻煩,總被人用來幫倒忙。試想,如果國家領袖可以和最下級的前線指揮官直接聯繫,那麼整個指揮鏈上的審慎判斷都可能被一小部分外行人和少數幾項愚蠢意見毀掉。在任何情況下, 然轉變政治方向再加上業餘者嘗試假扮偉大指揮官,都必然讓專業人士欲哭無淚。
這是唯打仗論所造成的盲點,按照這種論調,和作戰有關的事情最好留給軍事指揮官去做。
這種將武力部署和使用主要交由軍人負責的軍民關係完全不恰當。兩方需要不斷對話交流。不考慮軍事可行性,政治目標便無從談起。軍事選擇及其風險會影響外交行動。無論是做出外交讓步,還是獲取第三方的資源或基 地,抑或是締結同盟,都少不了軍事上的評估。接著,這些評估結果又可以幫助推測出敵方陣營的組織形 式,以及他們打持久戰或透過基地擴張地盤的能力。分開軍事戰略和政治戰略的想法不僅是錯誤的,而且是危險的。
百姓不能不顧那些和軍事戰略有關的所謂作戰問題,他們需要評估戰爭的手段與戰爭的目標是否一致, 超越即將開打的戰役,看到隨後而來的和平前景。他們需要讓大眾和潛在或實際的盟友站在自己這邊。這需要考慮社會所能承受的負擔以及對其他社會所能造成的合理傷害,還要考慮如何讓國家政策服從或突破這些限制。提到作戰,大多數軍事組織都不得不在某個時刻現場發揮,不管它們認為自己從以往戰爭中學過什麼
「教訓」 。這時,陸軍上將和海軍上將往往會就如何最有效地擊敗敵人出現分歧。單一的軍事觀點代表的不是規則,只是例外,而且分歧常常在本質上是政治評估。由於形勢在不斷變化,原有的計畫又千篇一律,所以需要軍人定期受到政治指揮。
發展一門戰略科學的努力,會因為軍事事務固有的不可預知性而受阻,且因為政治事務更大的不可預知性而變得異常艱巨。戰爭不是套用一些只有老練的軍事專家才能掌握的規則方法就能打贏,一味地 追求避實擊虛、出奇制勝,並不可靠。軍事行動必須根據具體情況來設計,優秀的指揮官會靈活地進行作戰
決策。在解釋戰爭的勝敗時,貶低指揮藝術當然是錯誤的,但成功戰略的關鍵往往在於政治技巧,政治技巧 是阻止敵人成功結盟,打造己方聯盟所必須具備的。
一個獨特的軍事戰略概念源於控制欲,而且在接下來的兩個章節中會看到,相似的欲望對政治(甚至革命)和商業兩種戰略的起源也都產生了影響。這種欲望塑造了透過徹底消滅敵軍控制戰場的戰略。在堅持將作戰事項列為軍事領域首要之務方面,它表現得也很明顯。純粹的控制往往是幻想,頂多算一種暫時的成就感,隨著新形勢帶來新挑戰,很快就會消弭於無形。想讓國家從一場消耗戰中解脫出來,需要進行尷尬棘手的談判;即便獲得輝煌的勝利,其中也包含著持久和平的内涵以及如何對待失敗者的問題。戰略家的想法由此成了一個神話。一方面,它要求具備一種完全掌控複雜多變形勢、不可企及的全知視角,或是為實現遠大目標開闢一條可靠而持久道路的能力。另一方面,它又考慮不到那些對於戰略制定來說往往現實而迫切的需求。制定戰略是要讓形形色色、互不相干的參與者聚在一起,就如何應對當前事態下最緊迫的問題達成一致意見,並規畫出走向更好局面的途徑。
在後勤保障任務日趨複雜、軍隊規模不斷擴大和政治形勢動盪不定的年代,產生了控制作戰進程的欲望。正如我們所看到的,這種狀況催生出兩項核心原則,雖然它們有著明顯的局限性,適用環境也變得更具挑戰性,但結果證明它們的適應性極強。第一項原則是,只有消滅敵軍才能穩妥地實現完全控制,這個道理不容置疑。第二項原則是,要達到上述目的,須始終將作戰事項列為軍事領域的首要之務。這條原則使得有關軍事戰略的討論集中到了一個既突出又狹隘的焦點上。政治因素被看成某種獨立存在的東西、目標的源頭和最終的和平條款,與作戰指揮不全然相容。
儘管不是總能做到,軍事殲滅的目標和政治鎮壓的目標,會自然而然地協調起來。更廣泛地觀察一起衝突的構成就會發現,對形勢施加一定程度的政治控制的能力,恐怕將不僅取決於敵方軍隊的實力,還取決於 敵方民眾抵抗鎮壓的決心、針對不友善的民眾可以採取的措施、己方的資本和生活必需品來源,以及雙方陣 營的力量和士氣對比。克勞塞維茨承認這些因素有其潛在重要性。在他提出的「重心」概念中,暗示可以藉由一次定向軍事攻擊來解決問題。但實際上,根據各個因素的具體情況分別因應常常是最有效的做法,這就引出了妥協和討價還價、進入市場和政治宣傳等問題。所以,偉大的戰略家往往能夠認清一起衝突在政治上和軍事上最顯著的特徵,並知道如何才能改變這些特徵。他們的天賦源於他們以行動說服他人接受其見解的能力(如林肯和邱吉爾)。他們常常被當成偉人,是因為運氣夠好以及他們的對手出現了失誤。但有時,他們的好運也會用光,暴露出自己容易犯錯的一面(如伯里克利)
由此可見,就像格雷和亞格爾描述,戰略大師是個神話。若只在軍事領域下工夫,他們的視角只能是片面的;而要想在政治領域有所作為,又需要具備一種完全掌控複雜多變形勢、不可企及的全知視角,以及為實現遠大目標開闢一條可靠而持久道路的能力,在這方面,好運氣和蠢敵人都幫不上忙。能成為戰略大師的只有政治領袖,因為他們必須設法滿足各路人馬提出的緊迫且經常相互矛盾的種種需求,這些人裡既有外交官又有軍隊將領,既有政府部長又有技術專家,此外還有親密盟友和可能的支持者。哪怕是他們當中的佼佼者置身於最簡單的政治環境下,也無從釐清所有相關因素及相互關係。因此,他們必須依靠自己卓越的判斷力看清眼下最緊迫的問題,規畫出走向更好局面的途徑,此外還要準備在發生意外時隨機應變。
欸，感謝
雖然很多的大老闆與大將軍一定不會喜歡以上觀點：你/妳的成功只是幸運、巧合、suvrvial/
hindersight bias與對手比你更蠢
認知與理解以上道理(策略與戰略是一種選擇與抉擇，不但不是萬能還會讓人陷入盲點迷思；楊威利與孔明那種戰略天才只存在於小說與大家的想像當中)，讓人深感謙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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