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略大歷史：戰略是人類永恆的遊戲規則，懂戰略，你就能理解世界、定位他人，掌握自己的優勢
Strategy: A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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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章 非暴力的力量
當壞人在處心積慮地謀劃時,好人必須制定計畫去抵抗他們。
-馬丁·路德·金恩(Martin Luther King, Jr.)
當人們對如何影響民意有了更進一步的認識之後,政治戰略便有了新的機遇。那些出於道德顧慮或因為謹慎而不願意訴諸武力的人,就可以考慮採取一些別的戰略,在創建令人信服的印象基礎上,不採用強制手段就能推動民意朝著自己的方向發展。這種戰略的力量有多大,要看他們鼓動菁英和民眾的程度有多深。
女性參政運動為其中許多問題提出了解答。這場運動的獨特之處在於,不僅對政治體系構成了威脅,而且還對傳統的性別觀念和最基本的人際關係提出了質疑。女性參政運動採用的策略產生了深遠影響,即便面對自認為高人一等的男性, 她們也能靠手段獲得關注,而且還直接挑戰了人們對柔弱女子的刻板印象,比如人們原本料想女性根本沒有能力發動或維持一場政治辯論。但事實是,女性不僅應該享有平等權利,而且還將為公眾生活帶來特殊的品質。英國的這場運動,開始是提議將女性參政權納入一八六七年改革法案,後來竟促成了一九二八年的《平權法案》
隨著女性進入慈善和民政事務領域,女性政治權利逐漸得到擴張。雖然拒絕賦予女性同等權利的力量十分頑固,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重壓之下,這股勢力最終還是瓦解了。
花了60年的時間+戰爭勞動力短缺的因緣際會，才讓弱勢的女性獲得平權。
女性參政運動有眾多意見分支。有些人打算和現有的政黨展開合作,然而另一些人卻認為這是徒勞;有些人主張把參政問題限制在政治權利的架構内,而另一些人則尋求解決經濟問題,並挑戰傳統上男性對女性角色的各種預期。從戰略角度來說,則分成了憲法派(採用請願、遊說和遊行等方式)和激進派(令人敬畏的艾米琳·潘克赫斯特
〔Emmeline
Pankhurst〕和克麗斯特貝爾·潘克赫斯特〔Christabel Pankhurst〕母女領導的婦女社會和政治聯盟〔WSPU〕)。 至於哪個派別最有成效,以及它們相互之間到底是彼此拆台還是相互支援,人們至今眾說紛紜。激進派因其破壞畫像、縱火、砸窗戶、將自己捆綁在鐵軌上,以及監獄絕食抗議等硬碰硬的舉動而至今被人銘記。然而,這場運動在形式和關注度上千變萬化,激進派的表現只是其中之一。
這場運動也經歷一次又一次的幻滅,首先是自由黨並不贊同女性參政的理念,其次是勞工運動也沒有賦予女性任何優先權;再者,人們逐漸深信在立法道路上已經無路可走。這場運動的核心主題源自經典的自由理念:反對各種形式的強權,是它們導致個人只有義務沒有權利。這樣的口號可以追溯到法國大革命以及後來的憲章派身上,只不過,這次由性別取代了階級。克麗斯特貝爾·潘克赫斯特曾說,激進派之所以採取這樣的策略,是因為「那些被排斥在憲法之外的人,無法擁有正常而可靠的申告途徑,因此他們必須嘗試採用特殊的方式」
這些技巧使WSPU獲得了關注,而對他們最為有利的關鍵因素可能是被捕後法
庭審判案件,一場刑事指控辯護演變成了一場政治辯論,這就帶來了機會。例如一九一二年陪審團審判期間,艾米琳·潘克赫斯特以及她所代表的組織留給人的印象是聰明機靈、口才流利·精明能幹,組織有序, 完全不情緒化、歇斯底里的,特別值得一提的是" 她和其他女性参政運動參與者給自己的行為找到了一個矚目的政治理由,最終使得陪審團要求對艾米琳的案子進行寬大處理。
此後 人們更是在語言上下足了工夫。克麗斯特貝爾·潘克赫斯特甚至引發了恐怖主義。她強調:「無論男性還是女性,那些被剝奪了政治權利的人被迫對
一九二〇年美國的女性參政運動取得成功,相形之下,其戰鬥性要弱得多。它與進步運動建立起緊密聯繫,後者將工業化壓力推到了前台,比如因為工資微薄,貧困婦女被迫一邊照顧孩子一邊工作等。雖然在一戰爆發前的那幾年,美國婦運組織在應對主要團體的僵化實踐,以及和英國婦運的交流中,確實變得日益激進,但美國人的方式還是透過工會糾察隊、集會和遊行來展示其可觀的力量。貴格會教義對這場運動產生了特殊的影響,它一直允許女性參與各項事務——甚至可以成為牧師。貴格會為早期美國婦運培養了一大批領導者,並且堅持非暴力的抗爭理念。美國婦運最終取得了成功,從中可以看出,他們掌握了一定的政治組織動員基礎技能,各種集會、巡迴演講和全職活動家始終讓運動備受關注 ~其結果之一是,和平主義有機會成為一種成功的政治策略基礎,而不僅僅是針對某一種特定道德的主張。
十九世紀出現了「和平主義者」一詞,專門指那些自願放棄所有形式暴力抗爭的人。他們普遍面臨一些挑戰:當遭遇對手咄咄逼人的進攻時如何進行防禦,以及如何在不使用暴力的情況下採取行動實現變革。
和平主義者的最大困難在於,他們將主要精力放在強調和平方面,而非控訴不公正,因此就會受到現狀的束縛。和平主義者出於被壓迫者的利益考慮,排除了暴力手段,於是就得被迫接受現有的權利架構,要嘛收斂起不滿情緒,要嘛提出一些諸如呼喚和平、號召理性等不太現實的情感訴求,和平主義者的籌碼是,當爭端演變為暴力活動時,劣勢者必然損失慘重 一旦使用了暴力,即便出發點是好的,也不太可能從抗爭中獲得什麼真正的好處,因此還不如施加一些有效的非暴力壓力。
甘地的影響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和平主義盛極一時。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一戰中西線的血腥屠殺使人們普遍理解到, 戰爭就是徒勞和浪費。而另一大原因是,和平主義者莫罕達斯·甘地(Mohandas Gandhi) 頗有成效地在印度領導了一場反對英國統治的激進變革運動。
甘地的思想源自他在南非和印度的種種經歷。對其產生影響的人物之一是美國人亨利,大衛·梭羅 (Henry David Thoreau)
https://en.wikipedia.org/wiki/Henry_David_Thoreau
梭羅是麻薩諸塞州康科特人,他反對奴隸制度,拒絕「向一個買賣男人、婦女
和兒童的國家納稅,拒絕承認這樣的國家權威」。僵持六年之後,梭羅因「逃稅」被捕並在監獄蹲了一夜, 這激發他在一八四九年做了一場名為「個人與政府之關係」的演講。雖然梭羅提出的戰略不過是讓每個人都照著他的樣子做,奴隸制就會走向窮途末路,而且他當時在人們眼裡還是個孤僻、古怪的人,但他的演講稿 〔出版後更名為「論公民不服從」(Civil Disobedience)〕卻成了拒絕接受不公正法律的道德案例的經典言論。
甘地早年參加激進運動時就讀過梭羅的作品,後來有報導指稱,梭羅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甘地的思想,並成為他和志趣相投的美國人之間的一個交流點。
甘地和托爾斯泰之間的連結更為緊密。甘地在自傳中寫道,自己完全被托爾斯泰的《天國在你裡》 (The Kingdom of God is Within You)一書「征服」了
https://en.wikipedia.org/wiki/The_Kingdom_of_God_Is_Within_You
摘錄：
托爾斯泰從雜誌和報紙上摘錄了關於各種個人經歷的摘錄，並敏銳地洞察了從基督教的根基開始的不抵抗的歷史，因為少數信徒自稱如此。特別是，他面對那些尋求維持現狀的人說：
“這種帶有赤貧、飢荒、監獄、絞刑架、軍隊和戰爭的社會秩序是社會所必需的；如果這個組織被摧毀，將會帶來更大的災難；這一切都是由這個組織獲利的人說的，而那些遭受痛苦的人——他們的人數是其十倍——認為和說的恰恰相反。”
一九〇八年甘地翻譯並四處分發了<給一個印度人的信〉(A Letter to a Hindu) 這是托爾斯泰給印度一名雜誌編輯的一封回信。信中包含了一個被甘地認為不容置疑的觀點。托爾斯泰寫道,令人震驚的是「身體強壯、頭腦聰明的兩億人,竟然被一小撮和自己的想法南北梆、在宗教道德上遠遠不如自己的人玩弄於股掌之間」 。由此,托爾斯泰得出的結論是「顯然不是英國人奴役了印度人,而是印度人自己奴役了自己」
甘地和托爾斯泰之間顯然有許多共同點。他們都尋求過上一種建立在自然淨化基礎上、充滿愛心、摒除暴力的生活。兩人雖然出身特權階層,卻一心貼近貧窮的勞苦大眾。他們引人矚目地過著一種苦行僧似的生活,並由此成了道德權威,獲得了一批國際信徒。甘地篤信自我完善思想,和托爾斯泰不同的是,甘地認為自我完善並非政治活動的一個選項,而是其核心。他有一個精明的想法,認為個人的精神生活不僅能使自己免受大眾生活的誘惑,還能為政治主張增色。他的天才之處就在於,把指導自己個人生活的教義,轉化成一場群眾運動的基礎。
呵呵，要當上師或政治領袖，道德上不能夠有瑕疵或不容被質疑，無私之人果然是極端自私之人
他自創的非暴力不合作(satyagraha)哲學,融合真理、愛心和堅定於一爐。信奉這種思想的人內心無比強大,有足夠的勇氣和意志去忍耐並推翻那些仰仗暴力手段的人。他認為目的和手段不可分割:暴力手段不可能帶來一個和平的社會。人們可以虔誠面對牢獄,微笑面對攻擊,平靜面對死亡。甘地不是個煽動型政治家,他平心靜氣地說了這番話,並以一種近乎專業的態度將其落實於行動。所有這一切都包含著一種精明的政治敏感。甘地很有才能,不僅占領了道德制高點,而且還找到了讓英國人感到特別尷尬的問題,難以招架。
一九三〇年三月,甘地發起了一場全程
友。他們設法讓政府當局明白,對方面臨著兩種選擇,要嘛讓步,要嘛充當壓迫者的角色... :他們先會故意 製造事情的嚴重性,然後再去向全世界訴苦。」
起初,貝恩認為對付這種狀況的最好辦法,是拒絕在讓步和壓迫之間做任何選擇,但拒絕顯然是不可行的。「他們絕不會放過我們。」為此,他寧可和持左輪手槍的人直接開戰,那樣的話事情做起來就會簡單得多,這活兒也要好幹得多。甘地發起的運動並沒有將英國人趕出印度。但所作所為連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成果一起證實了,一個遙遠的式微小國根本無法有效掌控如此大的印度次大陸。印度輿論中的民族主義在膨脹,這種狀況不可能無限期地持續下去。雖然甘地的種種努力都沒能終結英國的殖民統治,但他領導的國大黨由此成了領導政府的一個可信賴選項。
當全世界都充斥著暴力和動亂的時候,甘地憑藉簡樸的穿著飲食和精神教義,成了尊嚴和善良的化身。 在此同時,他還想方設法打造了一場真正的、成功的群眾運動。甘地採用的是受壓迫者的常用戰術——遊行、罷工和抵制——並且將它們當作一種更高尚敘述的一部分。他主張深入了解對手的美德,相信一定能夠達成和解,這就為讓步留出了餘地。這到底是一種可以廣泛應用的戰略公式,還是一種只適合於印度特殊環境的策略?它仰仗的是一種基於永恆而普遍的價值觀的道德權威,但是其成功與特殊的環境條件有關係嗎?
如果說非暴力方式終究見效,那是在逃避道德問題,因為它忽視了其中的艱難選擇。這種方式確切地說依靠的是權威和尊嚴,因為它還有一種可能的結局,就是受盡折磨卻在政治上一無所獲。如果拿不出理性的成功許諾,那麼堅持非暴力就等於容忍更大的惡,將追隨者置於危險的境地,使他們毫無防備地墜入險境。 即便採用暴力真的毫無益處,非暴力也不見得就等於無害,甚至還有可能招來更大的傷害。隨著希特勒崛起 一戰爆發,這問題變得尖銳起來。非暴力方式或許在對付英國人的時候很管用,因為英國人不願意面對暴力抗爭,並對群眾抵抗運動感到束手無策,然而甘地卻深信他的這種方式可以用來反抗納粹,這就有些不可信了。
而且印度獨立後,他也沒有處理好自己陣營裡的內訌。雖然甘地盡了最大的努力,但沒能在印度教徒和穆斯林教徒間架起溝通橋樑，最終在1948死於暗殺。
欸，作者的評論超級犀利。
非暴力的潛在能量
甘地的影響力觸及了美國南部為非裔爭取公民權的運動, 那裡的種族隔離和歧視現象非常嚴重,雖然一九二〇、一九三〇年代曾經有人提及採用非暴力戰術,但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這種方式才被真正採納, 並使這場運動獲得了巨大成功。
美國的群眾運動顯然和印度有著截然不同的背景。甘地喚醒所有印度人奮起反抗遙遠的帝國主義勢力, 美國非裔則是以少數人應對無情的大多數本地人,後者所處的困境使非暴力策略成了一種潛在的兩難抉擇。
美國內戰後,南方各州的立法機關通過了所謂的《吉姆·克勞法》 (Jim Crow laws)並且往往以殘酷的暴力作為支持。
https://en.wikipedia.org/wiki/Jim_Crow_laws
這些立法使得非裔難以參與選舉;他們在使用飲食、交通、喪葬、醫療和教育設施時都會遭到隔離;法律還禁止非裔和白人同居生活或者結婚。從種族隔離
主義分子身上尋找美德,無疑是徒勞,然而,若發起反抗就等於自殺。
非裔在經濟上和政治上受到重重限制,使他們無法施展能力。一八九五年布克·華盛頓(Booker
T. Washington)發表了名為「亞特蘭大種族和解聲明」 (Atlanta Compromise)的演說,動搖了橫亙在非裔面前的阻礙。他認為,「非裔中的有識之士明白,挑起社會平等方面的爭端是極其愚蠢的」。相反,非裔應當勤勤懇懇工作,做個模範雇工,漸漸地以平等身分進入美國社會(因為「能為世界市場提供必需商品的民族是不可能被長期排斥在外的」)。隨後,非裔必將得到公民權。果不其然,布克.華盛頓的妥協演講受到 了非裔和白人溫和派的熱烈歡迎。獲得政治力量的前提是具備一定的經濟實力,這句話有一定的道理。實際上,布克,華盛頓的演講沒有帶來任何經濟或政治上的進步,人們漸漸把它看成一種實行長期奴役的說辭。
杜波依斯(W. E. B. Du Bois)提出了更為激進也更具分析優勢的論點,他是第一位在哈佛大學獲得博士學位的非裔美國人。他曾經在德國師從韋伯,兩人一直保持聯繫。韋伯認為他是美國最具才能的社會學家之一,是挑戰種族偏見的一個反例。他對「非裔問題」展開了大量研究,其中論證的不是原始的種族差別,而是政治選擇的影響。他發起了爭取公民權的運動,並在珍·亞當斯和約翰·杜威等白人改革者的支持下,成立了美國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NAACP)
一九二四年,杜波依斯在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的官方雜誌《危機》(The Crisis) 上,發表了一篇由非裔社會學家(芝加哥人)富蘭克林·佛瑞澤(Franklin Frazier)撰寫的有關非暴力的批判文章。佛瑞澤諷刺了那些一味容忍暴力的思想。當時,一項取締私刑的法律剛剛在參議院遭阻撓未過,顯示出南方的白人勢力將寬恕種族殺人犯當成了一種恐嚇非裔的手段。作為對佛瑞澤的回應,貴格會白人會員艾倫·溫莎(Ellen Winsor)提出,美國是不是也能出現一個甘地似的人物,「帶領人們擺脫苦難和無知,他不應該走悲傷和錯誤的暴力革命的老路,而是應該採用建立在能夠直接通向自由的、經濟公平基礎上的教育新方法」。對此,佛瑞澤反駁道:
不妨設想一下,在廿地的領導下,非裔們如果胸無仇恨,怎能在南方的償債制度下舉行罷工;怎能做到拒絕向一個愚弄他們的國家納稅;他們怎能忽視不公正的權利和《吉姆·克勞法》。我擔心,非裔 們會遭遇一場突如其來、打著法律和制序旗號的大屠殺,而且美國的基督徒們幾乎不太可能站出來阻止這場血腥屠殺。
幾年後,杜波依斯收到甘地應邀發來的一篇文章,他在旁邊加註了自己的觀點:「鼓動民眾、非暴力、 拒絕和壓迫者合作已經成為甘地的口號,甘地靠著它們帶領印度奔向了自由。此時此刻,他向西方的深膚色夥伴們伸出了援手。」然而,杜波依斯最關注的是甘地的行動意願和不妥協的態度,而不是這些行動背後的深層思想。他一直對此持懷疑態度。當其他美國非裔活動家開始談論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運動時,杜波依斯指出,絕食、公眾祈禱和自我犧牲對美國人來說是不可思議的,但「在印度,這些觀念卻已經深入骨髓地存在了三千多年。(種性制度)
一九二〇年代初,處理勞資爭議、對工會較同情的律師理查·格雷格(Richard Gregg) 對雇主壓迫工人的種種暴力手段感到非常震驚。他擔心,工人們如果以暴制暴,就會陷入險境,於是開始鑽研消極抵抗的方式。此後,他到印度定居,並和甘地 往來頻繁。回到美國後,格雷格寫下一系列著作,鼓勵人們在處理國內衝突時,從充當道德選擇的傳統和平主義——在被戰爭問題困擾時,人類對生活尊嚴的一種內心確認表達——轉向更具戰略考量的非暴力力量。
他尋求將和平主義從「充斥著情感形容詞和模糊神祕主義的無益氣氛中解救出來,從徒勞的抗議和夾雜著混亂思維的情調中分離出來」。他沒有強調非暴力與傳統軍事戰略的不同,而是敦促讀者將非暴力當作另一種武器,一種可以避免殺戮的抗爭新方式。
格雷格特別感興趣的是,人們是否可以利用自己所遭受的苦難來獲得社會對問題的關注度。這不是個人仰問題,而是用行動讓對手蒙羞,並獲得旁觀者的同情。他提到,面對暴力攻擊的時候,非暴力抵抗就好比是種道德柔術,能讓進攻者「失去道德平衡。當代社會,由於大眾媒體的參與,這種同情反應的範圍程度和影響力都比過去廣泛得多。手無寸鐵的男男女女遭遇惡毒攻擊的獨特經歷,既可以成為引人入勝的「故事」,也可以當作「絕佳新聞」。它們可能產生的負面宣傳作用會對攻擊者形成一種威脅。
格雷格意識到, 這種方式可能與非裔人權抗爭存在某種連結,因此一直和他的哈佛校友杜波依斯保持聯繫。格雷格將非裔描繪成一個「溫和的種族,對痛苦有非凡的忍耐力」 因此非常適合展開非暴力運動。而杜波依斯對此到底有 何感想,外界並不清楚。
正當格雷格苦心鑽研能否將非暴力當作一種戰略時,新教牧師萊茵霍爾德·尼布爾(Reinhold Niebuhr)卻斷言:這不可能。他和格雷格有相似的經歷,曾經在底特律當牧師,處理過福特汽車廠工人的勞資關係問題。他漸漸發現,非暴力的結果通常還是維持現狀。他不反對非暴力原則,但同時對它在一個不完美世界裡將引起的負面效應發出了警告。他並不對人的善良本質持樂觀態度。對於那些從不平等和不公正行為中漁利的人來說,根本不可能期待他們對平等和公正的理性要求做出什麼正面反應。他認為,不應對權勢者持有包容的愛與想像,而是應該起來反抗。他在頗具影響力的著作《道德的人與不道德的社會》 (Moral Man And Immoral Society)中,表達了這一觀點。
尼布爾因對權力的專注而成為一位著名的現實主義思想家,尼布爾認為,面對大千世界,權力能夠讓人賦予自身重要性。這種內在的自我認可會因為人類意識的本質而得到加強。因為人類很清楚,如何在排除直接可能性的情況下實現自己的願望,這種自我擴張的衝動一旦不受拘束,任何妥協讓步都會落空,取而代之的就是戰鬥的意願。雖然理性能夠指導合作和非暴力,但不幸的是,「不可能產生一種奇蹟,使人達到一種高度發展的理性——這種理性能夠使人像清楚地了解自己的利益一樣了解普遍的利益」。群體會讓事情變得更糟,因為他們幾乎沒什麼理性可言。因此,愛的道德或許會在個體身上發揮作用,但用來跟群體打交道就會完全失敗。
尼布爾知道,他這種對人性、對人類事務中權力和利益作用的悲觀看法,會導致遭受不公正和不平等的人們產生失敗主義觀點。但是他判斷,從現實主義出發,要勝過那種高估他人的善良和誠信、天真而多愁善感的理想主義。拒絕面對現實衝突、解決權力問題的人,他們的方式在實踐中往往是膽怯的、無效的。對於包括武力在內的各種強迫形式的種種不適應,使他們根本不具備獲取正義的能力。
尼布爾的另一個觀點是,暴力和非暴力強制之間並不存在什麼嚴格的區別。「只要這種消極抵抗形式進
〈社會和物質關係的領域,併用物質手段來限制他人的欲望和行動,那麼它就是一種物質性的強迫形式。」
即便徹頭徹尾的非暴力行動也會導致對他人的傷害。例如,甘地發起抵制英國紡織品,這一行動傷害了英國的紡織工人。相較於非暴力實踐本身,更讓尼布爾惱怒的是非暴力行動實踐者的偽善。他認可非暴力的優點在於防止「行動者產生憤怒情緒,而暴力衝突總會產生這種情緒,以致引起雙方的衝突」。另外,它還能展現人們對於和平解決問題的興趣。有意思的是,尼布爾注意到,當「被壓迫群體絕望地處於少數地位,並且不可能去發展足夠的力量反對壓迫者時」,非暴力是有潛在戰略價值的。他補充道,因此這種戰略適用於「美國非裔的解放」。
打不過只好採取非暴力行動(=道德上的持久戰與游擊戰)的策略。
美國的甘地?
一九四二年五月,芝加哥的傑克斯普賴特咖啡館 (Jack Spratt Coffee House)裡走進二十八個人。他們三三兩兩地坐下,每個小群體裡都至少有一名非裔。「美國歷史上第一次有組織的民權靜坐抗議」就這樣拉開了帷幕。咖啡館的服務生不知如何是好,他們盡量不去理會這些非裔,或者即便招待了他們,也是偷偷摸摸地,但這種做法並沒有得到其他顧客的贊同,甚至聞風趕來的警察也不認可這種做法。
這次行動是成功的。那時候,芝加哥的種族關係尚未惡化,和此後南方各州面臨的問題相比,這次咖啡館行動還算不上什麼嚴峻考驗。但這卻展示出,立場堅決且彬彬有禮的行動,有可能迷惑住種族主義者,並且暴露出種族歧視現象。
這次行動的中心人物是來自德克薩斯州的非裔青年詹姆斯·法默 (James Farmer) 法默學習神學出身,當時擔任唯愛社(the Fellowship of Reconciliation,簡稱FOR)的種族關係部長。該組織總部設在紐約,是個堅定的和平主義者團體,由珍‧亞當斯、A.J. 馬斯特 (A. J.
Muste)等一批著名反戰人物於一九一五年發起成立。馬斯特是個牧師,在一九四〇年至一九五三年擔任唯愛社執行理事,後來成了一名活躍的工團主義和社會主義者。其間，和平主義者又一次在群眾運動中失手。這次,對手的險惡不僅在於誇大其詞的宣傳,而且讓整個國家遭到了一次突然襲擊。
法默一直呼籲建立一個單獨的、旨在促進種族平等的組織。在他的想法得到進一步採納之前,他獲准在芝加哥考察此舉是否具有可行性。芝加哥當時已經有唯愛社,其領導人喬治·豪澤(George Houser)也一直在思考類似問題。兩人合作成立了爭取種族平等大會(CORE)。後來,這個組織的重要性遠遠超過了唯愛社。由於戰爭原因,唯愛社的一些年輕激進分子主張採用煽動性的戰術來挑起緊張氣氛,抛開愛和理性,直接訴諸強制手段。法默第一次在唯愛社公布他的「兄弟會動員計畫」(Brotherhood Mobilization Plan)時就遭到了反對。反對者的理由是,這麼做不但會分散反戰的力量和焦點,而且抗議和打仗相差無幾,即便沒有公開使用暴力,也足以打破和平與寧靜,無法讓種族主義者的心靈走上正義的道路。法默認為,這種托爾斯泰式的論調分明是在支持不抵抗。如果不採取行動,日復一日的種族歧視暴力將永遠存在下去。他信奉非暴力的信條,但判斷標準是效益,而非動機純潔與否。因此,法默並不希望爭取種族平等大會是一個只對真正的和平主義者開放的團體。
馬斯特對於建立一個全國性、不純粹的和平主義者新團體感到非常矛盾。法默告訴失望的馬斯特:「眾多的非裔不會成為和平主義者。對他們來說,不用當什麼和平主義者,做個非裔就已經夠難的了。而白人大眾也不可能成為和平主義者。」
指引法默在傑克斯普賴特咖啡館採取行動的人,是一名始終追隨甘地的印度記者克里希納拉爾·奚里哈。他寫的《沒有暴力的戰爭》(War Without Violence) 是一本務實的操作手冊，提醒實踐者要專注於罪惡而非做惡事的人,確保採取的行動與特定的罪惡是直接相關的。
在非裔如何運用非暴力手段的問題上,認識最清楚的人是貝亞·魯斯汀(Bayard Rustin)他又是個意志堅定的運動家,為反戰和爭取種族平等四處奔走,且做好了為此坐牢的準備。一九三〇年代末,魯斯汀受當時紐約激進熱情的知識氛圍感染,加入了美國青年共產主義同盟(Young Communist League),直到後來才發現,這個組織其實與種族平等並無特別關係。
一九四一年,他和菲利普·倫道夫
(Philip Randolph)建立了密切關係,後者是參與勞工運動的美國著名非裔運動領袖。倫道夫注意到,戰爭初期的動員令提升了非裔勞工在經濟中的重要地位。他計畫組織一場萬人遊行,要求美國政府取消軍隊中的種族隔離制度,停止戰爭工業領域裡的種族歧視政策。
此時,羅斯福總統簽署了《公平雇傭法案》 (Fair Employment Act) 法案禁止在戰爭相關的工業領域實行任何種族歧視規定。雖然法案並沒有涉及軍隊中的種族歧視問題,但倫道夫取消了計畫好的遊行。魯斯汀認為,倫道夫應該堅持到底,爭取讓政府做出更大讓步,於是他轉而投奔馬斯特。實際上,倫道夫是個明智的政治老手,他才是魯斯汀矢志不渝的支持者。二十年後,當魯斯汀最終成立了自己的組織時,它的名稱就叫菲利普倫道夫基金會。倫道夫十分欽佩魯斯汀的政治和管理技能,他的支持至關重要。由於魯斯汀是個同性戀者,因而在道德上和政治上都遭到了馬斯特的非難。魯斯汀因同性戀行為在加州被捕,再加上過去曾經參與共產黨組織,他被迫處處低調行事 也正因如此,魯斯汀始終沒有成為民權運動領袖之一。
回顧歷史,我們很難理解《吉姆·克勞法》為何能存在那麼久。到了媒體時代,全球反殖民主義情緒高漲,各國紛紛效仿美國展開爭取獨立的抗爭,而《吉姆·克勞法》與美國宣稱的價值觀格格不入,顯得很不和諧。然而,要推翻舊聯盟中根深柢固的權力架構並非易事,雖然北方的政治家連連譴責種族隔離政策,但為此付出的種種努力卻得不到任何政治上的回報。一九五四年,美國最高法院做出了具有里程碑意義的裁決 (布朗訴教育委員會案),宣布公立學校實行種族隔離、拒絕非裔入學是違反憲法的。這項裁決一方面振奮了非裔的士氣,另一方面也使南方白人在反對種族和解方面變得益發強硬,破壞了之前的溫和氣氛。由此產
生了新的挑戰,種族隔離分子態度很堅決。
美國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NAACP)是當時主要的非裔組織,在北方落腳,缺少群眾組織,因 具顛覆性立場而在南方各州遭到禁止。一九五五年十一月在阿拉巴馬州的蒙哥馬利市(Montgomery)
NAACP當地機構的一名女祕書羅莎·帕克斯(Rosa Parks) 因為在公車上拒絕讓座給白人而被捕。這起事件成為地方積極分子期盼已久的導火線:很快,蒙哥馬利市的所有公車都遭到了抵制。這不是什麼「晴天霹靂」,而是一次醞釀已久的爆發。 這場危機直搗公車公司,其四分之三的客運量依賴非裔。這樣的事情早有先例。路易斯安那州的巴頓魯治市(Baton Rouge)也曾發生過類似事情,結果非裔雖然沒有得到完 全的平等待遇,仍然只能坐在公共汽車的後排,但也獲取了一定的讓步。但是在蒙哥馬利,白人勢力拒絕改變態度。當非裔們想出辦法讓工人不再依靠公車上班時,他們的要求也升級了,開始挑戰種族隔離原則。
一九五六年年底,美國最高法院裁定公共汽車上的黑白隔離法則違反憲法 ,這場 運動才宣告結束。 對那些希望從直接交鋒中獲取經驗的人而言,這次運動有三個明顯的要點：
1.經濟效應和政治效應能夠發揮同樣舉足輕重的作用。
2.隨著抵制活動的持續， 政治效應會不斷升級，媒體會越來越關注這項抗爭
3.總的來說，運動激起的反應越強烈，能夠從中得到的好處就越多。
蒙哥馬利運動領導者後來成為初露鋒芒的民權運動領袖,他們把這些經驗運用到了此後十年的抗爭中。年輕的浸信會牧師馬丁·路德·金恩,半推半就地成為蒙哥馬利進步會(MIA)負責人,並成為該組織最為人熟知、最具有說服力的面孔。
雖然婦女組織為抵制運動提供了動力,但真正領導並組織這場運動的是教會。教會是唯一完全獨立於白人社會的地方機構,完全由非裔出資運作。他們的集會規模漸漸壯大,開始從農村向城市蔓延。教會為抵制運動提供了體面的尊嚴和宗教色彩。
事實證明,金恩是個天生的領導者、天才的演說家,他的聽眾已經遠遠不止於參與當地集會的人。他
深諳組織和戰術,孜孜不倦地學習。他聽說過甘地和梭羅,但還沒有弄清楚當作一種戰略的非暴力。
作為一個接受神學教育的人,他一直在糾結於道德和政治問題,在了解尼布爾的基督教現實主義後,一直不相信可以用愛的力量去改變人的心靈。他在大學期間的一篇隨筆中寫道,「和平主義者沒有認識到人類的罪過」,要採取一定程度的「強制手段讓他不去傷害別人」。後來他說,那次他開始相信「解決種族隔離問題
的唯一途徑就是武裝反抗」
蒙哥馬利抵制運動開始後,金恩和其他MIA成員在策略方面都沒什麼想法。他們採取了非暴力方式, 但並不是有意為之。暴力是種族分離分子的武器。如果雙方真的打起仗來,非裔一方肯定會落敗。抵制開始
一週後,運動組織者的壓力越來越大。尤其是一九五六年一月金恩的房子被炸以後,他們感到必須考慮採取一些自衛方式,其中包括使用武器。後來,金恩的身邊有了幾位深受甘地主義影響的顧問,使得這場運動在戰術和理念上發生了轉變。第一個走到金恩身邊的是魯斯汀。魯斯汀不僅具卓越的實踐經驗(他的可信度來源於他在印度和監獄裡的經歷) 而且對自己的觀點十分自信,他聰明且具有很強的說服力。由於魯斯汀以往的經歷頗具爭議,因此幾乎剛到蒙哥馬利就被迫離開了。但此後,他一直在為金恩謀畫,兩人從此緊密地站在了一起。
許多論述都認為,魯斯汀在這場運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魯斯汀離開後,另一名唯愛社成員、爭取種族平等大會的活動家格倫·斯邁利(Glenn Smiley)取而代之。在他的引導下,金恩開始關注 理查·格雷格的作品。一九五六年末金恩提到,格雷格的《非暴力的力量》(The Power of Non-Violence) 和梭羅、甘地對他產生了特殊影響。
除了魯斯汀和斯邁利,以及後來的格雷格,另一個對金恩產生影響的人物是哈里斯·沃福德(Harris Wofford) 沃福德也曾赴印度研究非暴力運動,後來為甘迺迪總統工作。 而史丹利·萊維森(Stanley
Levison)則是一名富有的律師,曾加入共產黨組織,經由魯斯汀介紹認識了金 恩,最終成為金恩身邊最親密的知己之一。
這些顧問的到來發揮了立竿見影的作用,非暴力從此不再是一種謹慎戰術,而是成了非裔民權運動的指導原則。魯斯汀認為,非暴力必須是無條件的,即使在自衛的情況下也不能使用槍枝,更不用說武裝保鏢了。他提出的這種做法能轉化為戰術優勢,為了證明這點,他勸說被大陪審團宣判違反了阿拉巴馬州禁止抵制法規的MIA領導人,要穿得漂亮些、笑容燦爛些,向警察局自首,這樣反倒讓逮捕行為喪失了威脅和恐嚇的作用。
到蒙哥馬利運動接近尾聲的時候,金恩已經投入甘地哲學中。之後的兩年裡,他趕赴印度,接觸了眾多甘地的追隨者。他認為:「遊行隊伍中群眾所蘊藏的力量超過了握著槍但絕望的人。我們的敵人寧願去對付一小撮有武器的人,也不願意面對大量手無寸鐵但意志堅定的群眾。」他從歷史中獲取了信心,學到了「就像滔天的海浪能把懸崖上的岩石擊得粉碎一樣,意志堅定的群眾運動反覆要求獲得自己的權利,往往就能瓦解舊的秩序」
金恩的非暴力主張除了來自甘地之外,還有一大部分取材 於〈登山寶訓〉。作為一個牧師,他必須講究精神和尊嚴。而至於非裔民意怎麼看待這些就另當別論。他們明白暴力手段所獲有限,但同時也認為,以種族平等的名義採取高尚行為可能觸動種族隔離分子心靈的說法十分牽強。而且對於個人而言,尤其是對那些需要養家餬口的人來說,在牢裡虛度光陰的風險太大。
金恩的理論大都是他人觀點的衍生物。事實上,金恩的傳記作者發現金恩有剽竊的愛好。一開始,他只是欣然接受別人遞過來的草稿,在上面署上自己的名字。金恩第一篇發表
在《自由》
(Liberation)雜誌上的政論便是由魯斯汀捉刀。金恩從未真正地下工夫去發展一套邏輯清晰的理論。如果沒有魯斯汀和萊維森的參與,他的第一本著 《邁向自由》(Stride
Toward Freedom)就不可能面世。
魯斯汀在回憶蒙哥馬利運動時提到,抵制公車政策運動帶來了諸多戰略上的好處。它有明確的目標,產生了經濟影響力,很容易受到直接行為的影響。與爭取教育平等的運動不同,抵制公車運動的過程中不涉及「行政機構和法律操縱」的阻礙,需要的是「日復一日地重啟」抗爭,提升群眾的凝聚力和自豪感,讓「謙卑的人挺起腰桿」化「恐懼為勇氣」
值得注意的地方在於,這一切依靠的是「非裔文化中最穩定的社會機構—教堂」 一九五七年年初,魯斯汀策畫成立了南方基督教領袖會議(Southern Christian Leadership Conference,簡稱SCLC) 其中每一個詞都有特別的意義。「南方」的意思是,這個組織 「不是全國性」的 、「基督教」反映出教堂在南方(非裔和白人)的特殊作用,並且附帶反駁了所謂共產黨發起這個運動的說法。「領袖會議」則控制了該組織的成員數量。這種提法的好處是,避免和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這個全國性組織起衝突,後者認為自己是非裔群體的最佳代言人。NAACP主席羅伊·威爾金斯 (Roy Wilkins)非常警惕金恩這個年輕新貴。金恩毫不掩飾地認為,威爾金斯扎根於美國北方,但他卻日益沉浸在《吉姆·克勞法》帶來的法律挑戰中,幾乎沒有發起什麼直接行動。但無論如何,金恩不想引發民 權運動的分裂。南方基督教領袖會議的最大好處是,它為金恩提供了機構支持,讓他成為一個能夠賦予抗爭 意義的領袖人物,他會用追隨者們能夠理解的語言來描述抗爭策略。沃福德後來回憶說:「魯斯汀看上去總是有一肚子主意,有時候金恩就像一個珍貴的玩偶,他的象徵性行為都是由一個信奉甘地主義的最高指揮官
事先策畫好的。」
魯斯汀很清楚,金恩絕不是個玩偶,而是個具有特殊領導才能的人物。但他承認,真正的問題在於,教堂天生是個專制機構,沒有嚴格的官方規制。各部部長在政治組織上和他們組織群眾的方式是一樣的。
這種情況讓金恩很適應,卻引發了他人的抱怨。其中對金恩批評最猛烈的是埃拉·貝克(Ella Baker),她負責運作南方基督教領袖會議,是一名精明能幹的組織者。讓她倍感失望的是,組織內部個人崇拜越演越烈, 這反映出人們急於找到一個救世主, 卻阻礙了群眾運動的民主進程缺乏群眾基礎也就沒有可靠的資金流,金恩不得不耗時耗力四處籌募資金。
要舉行非暴力運動也面臨諸多問題。首先是,志願者人數非常有限,也許還不
到一般人數的五%。對於需要養家餬口的人來說, 把自己奉獻給這場運動顯然不現實。一九六〇年代初之所以會爆發武力抗爭,是因為那時有大量的非裔和白人學生開始傾向於採取直接行動。在南方基督教領袖會議的幫助下,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Student Nonviolent Coordinating Committee,簡稱SNCC) 於一九六○年成立。一九六一年該組織仿效一九四二年詹姆斯·法默等人的做法,四名學生在格林斯伯勒 (Greensboro)的伍爾沃斯 (Woolworth's)午餐櫃檯前發起靜坐,從此一舉成名。這場運動在當時看來是憤怒情緒的自然爆發,但是後來人們發現,靜坐的學生其實是NAACP中的激進學生,他們吸取了兩年來 靜坐示威的經驗,精心策畫了這次行動。當真相大白之後,靜坐活動就像「陽光下的葡萄乾一樣」很快偃旗息鼓了。這場運動席捲了由教堂和學校組成的網絡。
當年五月,第一批「自由乘車者」為廢除公車站點的 種族隔離,從首都華盛頓出發搭公車前往南方各地。這種戰術非常契合金恩和魯斯汀提出的直接行動理念, 參與者順利地將它變成了一個新的運動舞台。但這一次,白人勢力的手段卻更狡猾了。魯斯汀的判斷也許是正確的,即交通自然會成為鬥爭的目標,但是最高法院做出裁決後,許多城市卻沒有掀起針對公車種族隔離措
施的反抗。對非裔來說,爭取平等的另一個重大推動力就是選舉權,它是長期以來獲得真正政治權利的最佳途徑,只不過這場抗爭曠日持久,尤其一些地方官員還能用法律解釋將非裔拒之門外。
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喬治亞州奧爾巴尼市爆發了第一場「包含全社區的抗議活動」
以往的抗議活動都是針對某個特定目標,比如簡餐館或公共汽車站等,這次的抗爭目標是聯合打擊地方上一切形式的種族隔離,目的是掀起一場足以挑戰種族隔離分子底線的危機。這次抗爭並沒有獲得很大成功,但參與者從中吸取了經驗教訓,「從嘗試和犯錯中不斷改善,進入了整場運動最富有戲劇性的階段」
這場新運動更具有刺激性,幾乎就是為了煽動暴力而設計的,可見,非暴力戰略已經遠離了原先尋求喚醒種族隔離分子良知的階段。現在,製造影響力的是一種鮮明對比,一方是殘酷的官方,另一方則是要求基本權利的尊嚴。魯斯汀認為, 「如果抗議活動引發統治集團採取殘酷手段進行鎮壓,那麼抗議就成了一種有效的戰術」 如果真是
這樣,那麼鬥爭的邏輯應該是找一個最粗野的警察局長。但是精明的警方正在訓練部下,要在不使用暴力手段的前提下執行逮捕,因此這一招也變得越來越困難。一九六三年春天,在阿拉巴馬州的伯明罕市終於出現了這樣一位警察局長
綽號「公牛」的尤金·康納(Eugene「Bull」Connor) 他的做法甚至比運動組織者原先期望的還要過分,不僅逮捕了孩子,還用警犬和高壓消防水柱對付示威群眾。這一回,示威者毋庸置疑地成了受害者
與其說伯明罕運動的戰略挑起了暴力,倒不如說它以暴力為象徵引發了一場危機。當金恩身陷伯明罕監獄,當地教士們批評他「既不明智,又不合時宜」時,他明確表達了自己的理念。他堅持,和引發這場運動的惡劣環境相比,運動本身不該受到更嚴厲的譴責。非暴力直接行動的目的是談判,但要達到這個目的, 就必須「製造一場危機,形成一種緊張氣氛,這樣才能使三番兩次拒絕談判的群體被迫面對這個問題。這場 運動尋求的是將問題變得引人矚目,使之不再遭到忽視」 這是非暴力版的行動宣傳。在伯明罕事件中, 達到這種效果一半靠的是城市所受到的持續經濟壓力,另一半則是當地警察的過激行為。兩者合而為一製造出一種誇張的效果。魯斯汀此時又評論道:「南方所有的商人和商會對照相機怕得要命。」
運動製造了曠日持久的混亂,人們希望勸說伯明罕的商界領導人取消種族隔離,雇用更多非裔勞工作為保持經濟運行的條件;更進一步的目標則是改變甘迺迪政府的政治設計,朝著有利於制定民權法案的方向發展。
上演這場衝突的舞台是城市中心地帶,這是一個相對緊湊的空間,如果當局不採取措施,示威者可以源 源不斷地湧入。和阿拉巴馬州運動不一樣的是,伯明罕的抗議活動事先經過周密策畫,並且發動了當地有影響力的組織。抗議活動始於一九六三年四月,距離復活節還有兩星期,也是各家商店一年裡最忙碌的時節。
非裔團體率先出來抵制購物,並且在一些簡餐館發起了示威和靜坐。所有的非裔(在全市六十萬人口中占二十五萬)都可以到城市商業區參加抵制活動。這些行動立刻產生效果並造成了損失。為了控制局面,警察局長康納借鑑了阿拉巴馬州的經驗。他公布了一條法院禁令,禁止靜坐和示威活動,違反禁令者一旦被捕, 需支付高額保釋金才能獲釋，
但和阿拉巴馬州不同的是,集會領導者這一次決定不再遵守禁令。金恩和他的高級副手拉爾夫·阿伯內西(Ralph Abernathy)牧師在耶穌受難日那天(復活節前的星期五)被捕。金恩 認為這個日子具有象徵意義,對自己很有利。
接下來,禁令遭到了大規模反抗。
但這些手段並沒有多少效用。伯明罕警長在一份報告中寫道:「監獄裡擠滿了叛亂分子,今年的預算早已超支;大街上執勤的警察面臨無休止的壓力,他們無法逮捕更多的人,到處都是示威者的嘲弄,新聞記者的照相機無所不在,除此之外還有『公牛』康納這樣情緒不穩、不斷發出矛盾命令的指揮官,所有這一切讓警方幾近崩潰。」
事件在
金恩的這場集中運動有一套清晰的目標,他和自己熟悉的社群聯手,戰術是(其間不斷完善)一方面透過製造經濟損失,迫使地方白人勢力讓步,另一方面透過激怒警方採用暴力,將媒體的關注焦點引向不公正的種族隔離政策。白人發現,他們在當地的商業因抵制公車事件備受損失,城市中心陷入了極度混亂狀態。 如果他們仍沿用過去有效的方式來壓制這場運動,那就意味著疏遠了北方的政治家和媒體。如果他們猶豫 不決想要退縮,那就只能和非裔達成某種臨時協定。而對這場運動背後的戰略家而言,只要能占到白人的便宜,他們就滿足了,哪怕他們的人正在遭受不公待遇。只要群眾不向壓力屈服,就能在抗議者的尊嚴和警方 的殘酷對比下,製造出聳人聽聞的媒體新聞。
問題並不在於這項爭取民權的事業是否有明確的目標。種族隔離分子的論點難以置信且根本站不住腳, 完全和自由的價值觀背道而馳。真正的挑戰是,讓非裔們懂得,如果想要獲得和其他美國人一樣的權利,就必須團結起來建立足夠規模的地方組織。為了滿足這些需求,教堂發揮中心作用。除此之外,還必須採取非暴力戰略。人們並不是期待種族隔離分子回心轉意,而是需要靠它來使這場運動占據道德制高點。
許多人透過民權運動學會了政治,並認識到直接行動的價值所在,他們認為其他事業也可以透過這些手段來贏得關注度,但無論什麼事業,都不如民權事業輪廓鮮明。一九六〇年代的激進政治運動從尊嚴和保守起家,但很快 就點燃了怒火,城市的街巷充斥暴亂,一場非法的戰爭引發了強烈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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