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略大歷史：戰略是人類永恆的遊戲規則，懂戰略，你就能理解世界、定位他人，掌握自己的優勢
Strategy: A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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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創造使該事務成功條件的環境
2.策略是「選擇」的基礎，了解「如何做選擇」、「何時下決定」
3.了解影響成敗或選擇的各種因素
前言
「戰略」、「策略」是最常被濫用與誤用的詞(=空話)
「戰略」≒做決定≒權力、政治=不明確、不嚴謹
就一般概念而言，戰略包含
1.明確的目標
2.為實現或達成目標所需要的資源、方法或手段
3.在結果、過程與手段之間保持平衡與機動調整=>發現最務實的成功路徑
以上過程只能用來描述最簡單的任務,如果實現目標輕而易舉,或者無須和其他人鬥智鬥勇,再或者行動的風險微不足道,那麼就很難稱其為戰略。
只有在出現真正或潛在的矛盾、發生利益衝突或者需要做出決斷時,戰略才會發揮作用。正因如此,戰略遠遠不只是計畫。所謂計畫只是事先假定一連串事件(或因果關聯),使人能夠胸有成竹隨其發展進程來採取行動。
而當有人因持不同意見,或出於對立的利益和關切考慮 而要挫敗他人的計畫時,就需要運用戰略了。有時衝突比較溫和,比如在同一組織内,人們雖然各司其職,但追求的仍是同一目標。
由於偶發事件、對手干擾、盟友失誤等種種因素的存在,人類事務的天生不可預知,這些都為戰略增添了挑戰和戲劇性。人們往往期待戰略從最開始就能夠提供一幅理想的最終圖像,然而在落實時,事先設定的種種目標很難按部就班地逐一實現。相反地,事物的發展進程會隨著狀態的變化而改變,完全不像事先所預估或期待的那樣,這就需要對先前的戰略以及最終目標進行重新評估和修正。本書中採用的研究方法沒有遵循任何特定的社會科學流派，最終把戰略當作一個故事來思考回顧。希望即便讀者不認同書中的分析內容,也能對其中的歷史部分感興趣。用這種(說故事)方法研究戰略可能有些離經叛道, 然在各式各樣的社會科學中,隨機與無序、失調與矛盾、例外與反常的東西, 都是必須受到控制的尷尬異類。戰略必須嚴肅地對這些異類(意外與例外)給予特別關注,因為當事者的無能為力或意外成功,都會改變事情的預期走向。這種研究方法或許無助於演繹出什麼偉大的理論,但能夠讓讀者體會到一些最具挑戰性的決策過程中的刺激和起伏變化,而不用擔心沒有數學證據。=>本書有趣的地方與論證上的罩門
本書由探討「史前」戰略開始,講述了西方文化傳統的兩大源頭：希伯來聖經和古希臘的偉大文獻,以及幾位影響力最持久的戰略著作家——修昔底德(Thucydides )、孫子和馬基維利 (Niccolo Machiavelli)。
書中的第一部分著眼於軍事戰略。
第二部分關注的是政治戰略,尤其是失敗者的政治戰略。
第三部分則從大型組織,特別是商業組織負責人的角度出發,思考了戰略(策略)的發展。這部分內容篇幅最短,因為它只涉及半個世紀的研究資料,而不像前兩部分那樣動輒橫跨兩個世紀。
最後一部分則思考了社會科學對當代的貢獻,並尋求對重要的主題加以歸納。
第一部分：起源
第1章 起源一：演化
人類戰略的基本特徵中存在著若干跨越時空的共性,包括欺騙和結盟的方式,以及使用暴力。
黑猩猩具有自我意識, 對同類的了解甚至達到了足以矇騙牠們的程度,牠們在有所得或遭拒絕的時候,還會分別做出感激或報復的舉動。黑猩猩有自己的交流方式,會仔細思考面臨的難題,甚至還懂得未雨綢繆。黑猩猩利用梳理毛髮、交配、提供食物等手段拉攏潛在支持者,拉幫結夥建立同盟。牠們也懂得控制衝突的重要性,只有這樣才能合作共處。激烈爭吵之後,牠們會相互親吻,修補關係。牠們還會刻意展示自己的弱點,目的是獲得對方的信任。
Frans de Waal 1982出版的《黑猩猩的政治》(Chimpanese
Politis)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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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黑猩猩社會的複雜性得出了一些令人吃驚的結論,他認為,黑猩猩的結盟方式和權力鬥爭表明,牠們的行為舉止稱得上是「政治性的」。
對黑猩猩來說,天生的蠻力作用有限。掌權的雄性黑猩猩顯示權力時,全身毛髮倒豎,看起來比實際模 樣更大、更猙獰。牠撲向成群的屬下,牠們立刻四散奔逃。接著,其他黑猩猩便會謙卑順從地問候牠,或者 極為精心地為牠梳理毛髮,讓牠享受應得的尊崇。每當黑猩猩的等級體系發生變化時,攫取權力者並不一定是最強壯的。當其他黑猩猩「選邊站」或「另投他主」時,社交策略就會更重要。這種等級結構的變化並非突如其來,而是有條不紊地展開。
與其說戰鬥改變了黑猩猩們的社會關係,倒不如說它反映了社會關係的變化。猩猩們似乎知道要控制暴力,因為牠們今後可能還要團結一致對付外敵。牠們好像也懂得調停與和解。一旦達到目的,牠們的行為方式就會跟著改變,比如勝敗雙方都不會再咄咄逼人地挑釁。
德瓦爾因此得出結論:「政治的起源比人類更古老。」他在後來的作品中以這些獨到的見解為基礎,用各種證據表明,靈長類動物具有表達容忍、自我犧牲、約束克制的能力,這意味著牠們有心靈溝通、理解他人感受的能力。要做到心靈溝通,至少要對他人有一定的情緒敏感度,最高的境界是具備理解他人觀點的能力。
戰略的另一個至關重要的特性是欺騙,即為了改變他人的行為而故意發出不真實的信號。有些黑猩猩會趁強勢的雄性不注意的時候騙取同類的食物,或者開小差、偷偷追求雌性。同樣,做出這些行為也需要和其他黑猩猩進行一定程度的溝通。要想誤導別人,就得先明確理解他們的正常行為。
不管是黑猩猩還是人類,所謂的「戰略智慧」是從嚴酷條件下的生存需求出發,透過複雜社會環境中的相互作用發展而成的。試想,人類大腦的重量只占成人體重的2%,卻消耗人體20%的能量,遠遠超過其他任何器官。既然它的運行成本如此之高,就必然有極其重要的用處。大腦尺寸和社交智慧之間存在某種連結,後者包括合作共事、應對衝突以及施展詭計的能力。
演化有兩個層次的競爭：
個體間的競爭與群體間的競爭
潛在的合作與限制衝突意識或許塑造了群體内部的社會關係,不過一旦和外來群體發生對峙,這些意識就會被其他指令替代。個體攻擊行為是動物們的家常便飯,但群體間的鬥毆就少多了。螞蟻是最好戰的動物之一。有人說,牠們奉行的外交政策是「永無休止地侵犯,武力爭奪地 盤,盡其所能地消滅鄰近群體。如果螞蟻掌控了核武,牠們很可能不出一個星期就毀滅整個世界」。螞蟻
體中有專門負責打仗的兵蟻,牠們沒有生育能力,因此即便在戰鬥中陣亡也不會威脅部落的數量規模。螞蟻的作戰目標很明確:搶奪食物,占領地盤。一群螞蟻戰勝其他群體後,勝利者會把敗軍的糧食儲備轉運到
自己的巢穴中,敗者不是被殺死,就是遭到驅逐。螞蟻打仗毫無戰略可言。牠們憑藉的是殘忍無情的蠻力消耗。螞蟻們緊緊貼在一起,形成一團,肆無忌憚地猛攻敵人的防禦工事,完全沒有談判和協商的餘地。
黑猩猩以成熟果實為食,在尋找食物的過程中,相鄰部落之間的權力關係就很重要。當果實數量不足的時候,黑猩猩會獨自上路,或者三五成群組成小隊去尋找食物。食物分布地點很不均衡,某個部落的領地上可能食物非常充足,而有些部落則沒果子吃。這就是造成衝突的原因,同時也解釋了為什麼強大的部落總想尋找機會欺負弱者。
蘭厄姆認為,成年雄黑猩猩會「評估暴力行為的成本和收益」,當「可能淨收益足夠高時」就會出手進攻。殺戮行動的後果之一是,某個部落的相對地位會大大提高(這些部落一般規模都不大,任何一名部落成員死亡都會產生很大影響)
造成黑猩猩之間相互攻擊和殺戮的因素有兩個:一是部落之間的敵意,二是競爭對手之間巨大的權力不對稱」。這是產生殺戮的原因,但並非潛在衝突的根源,真正的
衝突根源是爭搶某種稀缺的和攸關生死的資源。
比極端暴力行為更突出的是黑猩猩對待衝突的審慎態度。珍·古德在觀察中發現,「當一小支巡邏隊 遇到規模稍大或者雄性成員較多的隊伍時,即便在自己的領地範圍内,牠們也會轉向逃跑;反之,一大群黑猩猩即使走出自己的領地,只要來者在數量上不占優勢,牠們十有八九要追打對方」。有時候兩群黑猩猩不期而遇,雙方無論在成員數量還是成年雄性的力量方面都旗鼓相當,那麼典型的結局是雙方「互相打量, 發出各種聲音進行展示交流,不會發生衝突」。
重點在於黑猩猩在實現權力平衡的過程中表現得精明、狡猾。當遭遇強大對手而自己處於劣勢的時候,牠們會設法避免爭鬥,隨時準備撤退;而當自己的實力強於對手時則長驅直入。因此,研究者從來都沒有記錄過進攻方的黑猩猩遭到對手殺死的案例。可見,輸贏雙方的差別不在於絕對戰鬥力量的強弱,而在於「雙方隊伍的相對規模及其組成，這種對待暴力的務實態度凸顯了黑猩猩的手段。
進化論者認為,戰略(思考)是關鍵資源稀缺和生存競爭兩者造成的自然結果。但涉及的不只是就天生力量、進攻本能而言的適者生存問題。在競爭中倖存下來的動物比對手更善於思考,能夠更好地把握社會關係並懂得如何去操控牠們。成功既來自智慧,也離不開強壯的體魄,從競爭一開始兩者的重要性就不相上下。
策略的背後是生存與競爭法則
1.確認彼此力量的大小，力量包含個體(肌肉聰明才智)與群體(利害關係)
2.依據力量大小或時機決定戰或逃
3.可以在個體的層次競爭/群體的層次合作(爭奪女友/地位)，也可以在群體的層次競爭/個體的層次合作(共同為國爭光)
有的幹部為求表現犧牲部屬以突顯自己、有的幹部會力挺自己的部屬已呈現部門的績效，很多”好”的主管更是懂得犧牲部門小我，已成全組織大我
想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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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錄：
下等：以力(利)服之，好處優點=>快速直接，壞處缺點=>容易使人心生怨恨/忌妒（早晚要報復）
中等：以智(謀)服(伏)之，壞處缺點=>容易使人心生防備，大家都怕被算計
上等：以德服之，做是光明正大不怕人家知道=>儒家的格局層次
更上層是道家：做事不露痕跡，別人也無從得知其存在與如何成事（讓別人摸不透猜不著注意不到，就不會被人對付；代表人物=>張良，忍與先）
靠暴力與智謀取得的天下不會長久！
=>你用力服人，等你力量衰退，人家就反過來用力量欺你
=>你用智謀詐術騙人，人家就用同樣的方
從演化與競爭的角度來看，其實並沒有預設以上道德優越論調!
有人(靈長類、腦細胞神經連結夠多的生物)就有政治算計，無怪乎策略=政治算計與權力鬥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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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起源二：聖經
有關戰略起源 (其實是萬物之源)的另一種解釋來自希伯來聖經。聖經從未在任何意義上提及戰略是邪惡的。其中有許多故事圍繞衝突展開(有時是同室操戈,更常見的是對付以色列的敵人), 詭計和欺詐是慣用的手法。有些故事(大衛和歌利亞是最明顯的例子)至今仍影響著人們思考和談論戰略的方式。然而,聖經中的最佳戰略性建議是:永遠相信上帝,遵守祂的法律。
上帝可能會允許別人左右事物的發展,但最大的操控者永遠是祂自己。如果上帝拒絕提供支持,那麼十有八九要大禍臨頭。當上帝站在祂的子民一邊時,勝利就毫無懸念。
長期以來,神學界爭論的中心話題是聖經的文字問題,以及由聖經引出的有關自由意志與因果論的爭議：
如果萬事萬物都可歸因於上帝的意圖,那麼各自鮮明的人類欲望又算什麼呢?人類的意圖是不是上帝意志的產物?人類的意圖(自由意志)能否獨立形成?
對戰略研究者而言,聖經讀起來令人沮喪。聖經故事明顯傾向於將欺詐作為一種至關重要的戰略實踐,展現了赤裸裸的人性弱點。當某個人物身陷困境時,只要有可能,他就會使用詭計脫身。例如,雅各在母親的縱容下欺瞞年老盲眼的父親,騙取了保留給長子以掃的祝福。後來,他又被未來的岳父矇騙,娶了兩個妻子。最終,雅各最寵愛的兒子約瑟被賣作奴隸,他被另外幾個兒子欺騙而以為約瑟已死。聖經承認騙局中存在道德模糊感,認同受騙者的滿腔憤怒,但面對強勢而卑劣的勢力時,也認可詭計的價值。在充滿缺陷的人類世界中,欺騙與生俱來,經常出現。
上帝允許人類在一定界限範圍内有所作為,對此存在兩種可能的解釋。
第一種解釋是,所有一切最終無可探討,因為人類所有活動都受制於一種更高層級的操控。
第二種解釋是,人類有能力自行盤算,但最終攸關的戰略判斷只有一個:要不要服從神的旨意。
美國政治學者史蒂文·布拉姆斯(Steven Brams)運用賽局理論分析聖經故事得出的結論是:上帝是個「最高級的戰略家」。
上帝有先發優勢,任何事物只要不是最好的,就會令他不滿。然而,布拉姆斯注意到,上帝雖然對自己的無所不知樂在其中,卻並不享受自己無所不能的本事。與其說祂是個純粹的傀儡操縱大師,還不如說祂深受其他玩家的影響。
為了解釋上帝的意志及其戰略,布拉姆斯參考了波蘭哲學家萊謝克.柯拉柯夫斯基(Leszek Kolakowski)的觀點。上帝「為了自己的榮耀」創造世界,但如果沒人感恩,這一切就毫無意義。「祂需要一個能讓自己超凡卓越的大背景」, 而這一切只有在創造世界之後才有可能實現,「因為這樣祂就有了崇拜自己的信眾,也有了參照物來顯示 自己是多麼受人愛戴」。從中可見,上帝的策略是允許人們做選擇,祂想讓人們透過有意識的行為來選擇服從,而不是事先定下指令,讓人們除了服從之外別無選擇。
靠，原來上帝也是因為有人追隨與信任才能突顯自己的偉大XD
即便個人意志行為是創世時刻神聖計畫的一部分,人們依然被賦予了對選擇的感知力以及算計的能力。
《出埃及記》中比較偏愛的戰略是脅迫,即利用威脅手段迫使目標(此處指埃及法老)投降。 其難點在於如何影響目標人物心裡的打算,讓違背的潛在損失超越失去當下所造成的損失。
這個例子中所採取的方法很獨特,但其戰略邏輯反映的還是「鎖螺絲」式的逐步壓制。評論家們甚至注 意到了其中的逐步升級方式:前四個災難只是令人討厭而已,後四個災難引發了真正的痛苦,而最後兩個災難則使埃及人陷入了絕對恐懼之中。還有人發現,這種不斷升級的壓力是
上帝需要一個頑固的法老,只有這樣祂才有機會展現不可思議的神蹟,顯示自己的威力，假如上帝剛一發威,法老就崩潰了,那麼這些奇妙的故事就無法一代代傳給後人了, 旁人也就無從了解上帝的威力究竟有多強大。
猶太教法典學者以及後來的基督教神學家都對此存有疑問,因為它提出了一個有關自由意志的基本問
·如果災難降臨是因為我們做出了錯誤的道德選擇,那麼對於一個無法知道自己的愚蠢並一再犯錯的法老,我們該拿他怎麼辦呢?上帝並不想找個藉口來消滅埃及人。當埃及軍隊遭到毀滅時,歡天喜地的猶太人遭到了上帝的斥責。正如前面所述,普通埃及百姓與希伯來人之間的關係本來並不糟糕,但是如果埃及人受苦是因為法老的頑固,那麼似乎只有從道德意義上才能解釋為什麼最後一場災難會吞噬那些無辜的生命(甚至女僕們的兒子也沒能幸免)。戰略和道德一樣全憑選擇,如果這齣戲中的演員只是在按照一個不容更改的腳本演出,那麼只有上帝才是真正發揮作用的戰略家。
上帝的目標很明確,但其手段總是充滿欺騙。祂設下圈套,讓對手誤以為自己掌握了命運。因此,「欺騙」成了聖經的一個強大主題。當處於劣勢者必須動用智慧才能取得勝利時,巧施詐術便成了一種自然而然的方式。
《出埃及記》和大衛的故事給了劣勢者希望。實際上,每當論及劣勢戰略的時候,人們總會搬出大衛戰勝歌利亞的例子。然而人們常常忽略的是,成功並非只靠初次打擊,還需要第二次打擊配合才能實現。正因如此,大衛確信歌利亞沒有復原的機會,而且非利士人也準備接受現實。在這兩個故事中,成功的關鍵在於對手的反應。法老和歌利亞都分辨不出自己落入了陷阱。其間,只有法老有機會考慮自己面臨的困難,並做 了相應的戰略調整。但上帝讓他的心腸變得越來越硬,即便他曾經想到自己正帶領國家走向深淵,那個念頭 也只是一閃而過,很快便消失了。不只是摩西,法老也在聽從上帝的指令。最終看來,這兩齣戲都是人為策畫的,而這就是真正的戰略。
數世紀以來,對於希望透過苦讀聖經而從中尋求引導和啟發的人來說,聖經傳遞的核心信息是顯而易見的。上帝的臣民們主張將信仰和服從作為戰爭的「標準配備」,即便是内鬥也要遵循這一標準。他們或許一直堅信,這是獲取勝利的一個必要條件。但同時幾乎所有人都發現,光靠這些是遠遠不夠的。
呵呵，原來聖經的故事從策略家的觀點讀來是這麼一回事，難怪我有讀沒有懂過(更沒有耐心聆聽人家牧師的講道)
搞不懂上帝是否存在、亦或上帝只是一種迷因或人腦中的想像幻覺?!..
我比較看得懂的版本
https://eshmanager.blogspot.com/2019/11/25.html
從聖經故事詮釋策略與戰略，可以歸納為
1.一切都是上帝的旨意(事情發展非凡人所能理解，對於祂的信仰與信心是關鍵)
2.詐欺說謊與欺騙是策略的手段(彰顯上帝的目的與重要性>手段的正當性；特別是弱勢者要善用”智慧”智取)
3.作者最最後一段話反駁了此一信仰無敵與精神勝利論XD
第3章 起源三：希臘人
荷馬史詩(=難以考據)
https://en.wikipedia.org/wiki/Homer
荷馬史詩中出現了兩種對立的特質,力量 (bie) 和智慧(Métis),它們分別以阿基里斯和奧德修斯為代表。
雖然靠狡猾與詭計獲勝常被斥為既不榮譽也不高貴,但比起公開衝突,用計取勝的痛苦風險更小。還有一個更現實的問題是,依賴騙術很容易導致收益遞減現象,因為對手會逐漸識破詭計,認清自己的處境。正如前兩章所述,突襲或用計是戰勝強敵再自然不過的手段。在對手力量較強的時候,還可以採用結盟抗敵或破敵聯盟的方法來應對。
偏好武力或計謀可能反映出人的氣質性格,但其本身並不是一種戰略。所謂戰略取決於如何將一系列複雜並不斷變化的事務轉化為有利條件,而這反過來依靠的是一種遊說能力,即能否說服計謀執行者,並得到他們的認可。
奧德修斯
https://en.wikipedia.org/wiki/Odysseus
在希臘語中,Metis描述的是一種特殊的戰略智慧概念,在英語中沒有明顯與之匹配的詞語。希臘語中 與之相關的另外兩個詞語是 metiaó(考慮、冥想、計畫)和metióomai (圖謀) 這兩個詞傳遞的是一種未雨綢繆、講究細節、掌握他人思考和行為方式的能力以及足智多謀的才能，但同時它們也包含了欺騙和 住了戰略藝術中至關重要的道德矛盾。
根據希臘神話,女神墨提斯(Mécis)被宙斯選為智慧與戰爭之神,比其他諸神更具智慧。她與最智慧的凡人——荷馬史詩中的英雄奧德修斯——結成親密聯盟。雅典娜稱奧德修斯「在凡人中最善謀略、最善辭令,我在所有的天神中間也以睿智善謀著稱」。
奧德修斯展現出一種機敏而圓滑的智慧。他能迅速評估形勢,做出預測,即便身陷模糊不定的局面也能堅守最終目標。他關心成功甚於榮譽,善於攻心,迂迴行事,始終尋求迷惑敵人、以智取勝。但是,身為知名騙徒的奧德修斯,自己也飽受磨難。過沒多久,他就成了說謊者悖論的受害者:人們不再輕易相信他,即便他說實話也沒人信。奧德修斯最輝煌的成就是留在特洛伊城外的那匹木馬。
奧德修斯一直被當作某種現實智慧的例證，每當奧德修斯按捺住一時衝動、放棄報復時,他想到的是,比起眼前的勝利,他更需要實現長遠目標,比如安全地回到妻子潘尼洛普(Penelope)身邊,回到家鄉伊薩卡 (Ithaca)王國。
現實智慧中的理性和激情並不矛盾,要在兩者的此消彼長中找到相互依存的恰當關係。奧德修斯深知他人如何看世界,由此,他透過發出自認能被他人以某種方式理解的信號,來操控別人的思想過程。奧德修斯不是因為喜歡看別人落難,才搞出各種惡作劇。實際上,他的詭計多端和善於瞞騙都是經過磨合,來遂行他的最終目標。因此,智慧 (Metis)是一種包含預期和計畫的前瞻,其中不乏狡詐和詭計。
這種智慧「出於本能而非源於理智」,與其說是「冷漠的權衡選擇」,不如稱其為一種目標優選或者最渴望的內心衝動。在理性的作用下,它更反映出「激情的強度和深度(=出賣道德)」
奧德修斯所代表的智慧是現實智慧的一種特殊形式。它不僅精明世故、狡猾詭詐,而且 頗有遠見,能把眼下的行動納入長遠計畫,把握局勢發展並將人引入歧途。它是一種氣質,也是一種以弱勝 強的方式。雖然這種智慧和「不忠的騙局、背信棄義的謊言、背叛」有千絲萬縷的聯繫,但它是一種「致命 武器,無論在什麼環境下,無論衝突條件如何,它是確保勝利、控制他人的唯一手段」。力量會敗於更強的力量,而智慧能擊敗一切力量。
現實智慧在衝突環境下發揮作用,反映在對事物的先見能力、洞察力、敏銳的理解力、用詭計的能力等方面。具有這種智慧的人往往難以捉摸,能夠憑藉模稜兩可、本末倒置、驚天逆轉等本事, 但這種智慧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種直覺,或者至少被含蓄地隱藏起來,直到危急突現的時候才可能成為救命稻草。至於為何在有條件進行深謀遠慮的情況下,這些智慧的特性無法發揮作用, 這個問題沒有答案。
修昔底德
https://en.wikipedia.org/wiki/Thucydides
撰寫的伯羅奔尼薩戰史
https://en.wikipedia.org/wiki/History_of_the_Peloponnesian_War
修昔底德是歷史學家啟蒙精神的典範,他用不攙雜任何感情的審慎言語描述衝突,針對權力與目的提出尖銳的問題,並且評論探討了選擇對結果的影響。
他不再將人類事務歸因於反覆無常的命運和惡作劇的眾神,而是將責任集中在政治領導者及其戰略上。
他的敘述闡明了戰略的幾大中心主題:時代環境的局限、結盟作為力量源泉的重要性和不穩定性、同時因應內部對手和外部壓力所帶來的挑戰、防禦性的沉穩戰略面臨快速果斷進攻時的困境、意外的打擊,以及(也許是最重要的)語言作為戰略工具的作用。
修昔底德強調的這些主題,常常被看作在說明權力的不可抗拒性,以及強者面對叫苦連天的弱者或種種道德考慮時的不為所動。
基於此,修昔底德被認為是現實主義學派的創立者之一。人們一直認為戰略理論家致力於研究權力,認為自身利益是對行為的最好解釋,因此他們很容易受到現實主義的影響。
在現實主義看來,缺乏一個統治國際事務的絕對權威,往往會導致各國本能地沒有安全感。如果它們沒有膽量相信他國的善意,那麼就必定採取預先防衛的措施——而這些先行的措施反過來又會使對方產生不安全感。
從這個方面來看,修昔底德的重要性在於,他揭示了這種不安全感是永恆存在的
從非教條主義的角度來看,修昔底德確實是現實主義者,他如實反映了人類事務,而不是按照自己的想法來塑造它們。但他不認為,人必須按照狹隘的自身利益行事,也不建議人們真的為爭取廣泛利益而採取行動。他描繪的圖像相當複雜多變:片刻的力量展示可能隱瞞了潛在的弱點;政治領袖的聽眾既有內部成員, 也有外部行動者;新的聯合既能創造新型優勢,也能導致劣勢 。
然而,修昔底德筆下的關鍵人物卻用言語暗示,他們是在遵從不可抗拒的權力命令行事,而且毫無緩和的餘地。比如,雅典人曾一度解釋說,他們的所作所為「沒有什麼違反人情的地方」,維持其帝國地位是迫於「三個強大的動機:榮譽、恐懼和利益」。而且,他們認為這個先例不是自己首創的,「弱者應當屈服於強者,這是一條普遍的法則」。 在著名的「米洛斯對話」 (Melian dialogue)中,雅典人又提出了類似 的論點:「強者能夠做他們有權力做的一切,弱者只能接受他們必須接受的一切。」
因此,他們對米洛斯人除了鎮壓別無選擇。雅典人這麼做除了擴大統治範圍之外,還有理由:如果機會來了而他們不占領米洛斯,就會顯得懦弱無能,進而有損名聲。法律和道德的約束能力非常有限,強者可以根據自己的目的需要來量身制定法律,解釋道德規範。
雖然修昔底德引證的論據都支持弱肉強食的權力行為,但這並不意味著他對此認可。他認為,總擔心自己顯得不夠強大是可悲的,它會導致一個國家不顧警告(它們一向謹慎),墮入災難性的賭局。
伯羅奔尼撒戰爭的起源,是修昔底德最著名的言論,也是有關現實主義哲學最重要的斷言:「使得戰爭無可避免的原因是雅典日益壯大的力量,還有這種力量對斯巴達造成的恐圍, 修昔底德承認轉移至關重要,但當時的戰爭起源其實是與權力和爭議交織在一起的系統性因素。
雅典領導的希臘聯軍在抵抗波斯入侵的戰爭中取得了勝利。戰前,雅典的發展並無特別之處,戰後其勢力和威望壯大起來。它將一些與其合作的鬆散、互助的城邦變成了更加可控的聯盟。然而,隨著之後雅典霸權越來越不得人心,這種聯盟反而成了弱點。西元前四六一年伯里克利鞏固了其雅典執政官地位
https://en.wikipedia.org/wiki/Pericles
他說,即便不再尋求擴張聯盟,管理現有帝國也是個不小的挑戰。斯巴達人認同這樣的看法。前四六〇至前四四五年 的戰爭結束後,雅典和斯巴達簽訂了《三十年和約》。簽約後,伯里克利一直避免激怒斯巴達人。斯巴達人注意到並默認這一點。在此期間,雅典既沒有對斯巴達持敵對立場,也沒有進行非同尋常的戰爭準備。
雅典和斯巴達之間的關係為何出現倒退,原因在於聯盟的複雜局面。對於一心圖強的弱國而言,加入聯盟顯然益處頗多;而對已經強大的國家來說,聯盟卻是把雙面刃,它被寄予期望、賦予責任,但得到的回報 卻少得可憐。聯盟成員可能在共同禦敵方面達成一致,但除此之外幾乎沒有什麼共同利益。更何況,雅典還 採取了一些從提洛同盟搜括好處的手段,比如同盟國須向雅典人繳納金錢和提供船艦等,這些行為招致了怨恨。隨著波斯人的威脅日漸弱化,同盟國對雅典的不滿日益加深,後者的態度也變得更加強硬。雅典人要求同盟國更加雅典化,包括要求它們實行雅典式民主政治。與之相反,斯巴達人對盟國内部事務卻興趣缺缺。
因此,當時伯里克利極力維護的地位其實已經風雨飄搖、岌岌可危。帝國統治對雅典極具價值,卻令各城邦躁動不安。
出於不同的原因,伯羅奔尼撒同盟内部也不得安寧。斯巴達在實力最強大的盟友科林斯(Corinth) 的逼迫下,對雅典採取強硬路線。科林斯有自己的支持者,其中就包括墨伽拉(Megara) 由於雅典頒布 《墨伽拉法令》,墨伽拉人無法將產品運至雅典市場上出售,因而心懷不滿。而墨伽拉之所以如此急於進攻雅典,是因為它當時正與克基拉(Coroyra)鬧得不可開交,後者是墨伽拉向外擴張的一大障礙。克基拉尋
。求透過與雅典結盟來獲得海上軍事援助,進而鞏固自己的地位。如果雅典拒絕了這一要求,戰爭或許可以避 免,但最後兩者最後竟然達成了一種尷尬的妥協。一個同盟即將成形,但只具備防禦功能,希臘史學者唐納 德·卡根(Donald
Kagan)注意到,修昔底德的描述中,雅典人對防禦同盟表示不解。修昔底德當時可能 就在辯論現場,但提到這一段經歷的時候,他放棄了自己向來採用的引用整篇演講內容的敘事方法,也沒有 提供其他不同意見 卡根認為,修昔底德之所以這麼做,是因為如果對這場辯論做進一步的詳細描繪,就會暴露出戰爭並非無法避免,它其實是在伯里克利的勸說下導致的，凡是在戰爭問題上做過爭議性決定的人,都願意把此舉說成是迫不得已,以淡化其中審慎判斷的成分。
雖然修昔底德認為在關鍵時刻雅典官方不該派人去斯巴達,但雅典方面還是決定派遣使者到斯巴達去解釋自己的政策。因此,修昔底德沒有在書中提到使者是誰,以及此人的使命是什麼。他對斯巴達辯論進行了更為完整的描述,其間提到,被雅典打敗的科林斯要求斯巴達提供援助。這種要求具有一定的威脅性。如果
這就提高了風險。斯巴達人表現得消極被動,盟友們就會落入險境,甚至「在絕望中投入其他陣營」
巴達人不想落得個軟弱的名聲,也不願意因失去牢固盟友而削弱自身的實力。這導致斯巴達陷入危機。雖然
科林斯人描繪雅典人懷著永無節制的霸權野心,但斯巴達人之所以回應科林斯人,並不是出於對雅典人的共 同恐懼,而是擔心關鍵盟友的背叛。實際上,斯巴達國內的「主戰派」對雅典力量不屑一顧。與「主戰派」
相比,斯巴達的阿希達慕斯(Archidamus)國王做事更為謹慎,更渴望維護和平,但他的意見被忽略了。
西元前四三二年八月,斯巴達長老會議投票決定與雅典開戰。
然而,即便投票通過了戰爭決議,斯巴達還是向雅典派出外交使團,並且雙方差點達成和解。修昔底德寫道,許多人站出來發表看法,修昔底德引用了伯里克利的觀點,這種觀點經常被用來警惕表面謙遜、理性,但背後隱藏更大野心的對手。「這絕非小事,」伯里克利強調道,「如果你對他們讓一尺,他們馬上就會要求你退一丈,因為他們會認為你們是因怕他們而讓步的。」即便到了此時,伯里克利的策略仍是克制的。他把先發制人、拒絕仲裁的責任都推到了斯巴達人身上。
在最極端的版本中,修昔底德關於戰爭不可避免的主張則完全站不住腳。戰爭爆發前,出現過好幾個時間節點,不同的想法很可能占據上風,並推動歷史朝著不同方向發展。政治學者理查德·内德·勒博 (Richard Ned Lebow)認為,戰爭絕非不可避免,而是由「牽涉其中的幾大權力領導人所做的一系列極為糟糕的判斷」所導致的。
一切皆因幾個小國而起,它們之間的敵對行為與複雜關係將雅典和斯巴達推到了交鋒邊緣。不然,雅典人本可以拒絕克基拉的結盟要求,斯巴達本不該受科林斯人的鼓動而採取強硬立場; 雅典人完全可以放棄《墨伽拉法令》,而斯巴達人或許會同意接受仲裁。
但問題是,其中還有一些結構性因素在發揮作用。提洛同盟和伯羅奔尼撒同盟之間的關係並不穩定。兩者之間的不信任感,為追求各自利益的小國提供了發揮空間。雅典和斯巴達的一些領導者為了維護和平,準備採取措施遏制打仗的衝動,以免事態升級,他們千方百計維護《三十年和約》。但雙方陣營中都有鷹派, 不喜歡緩和局勢,一心為戰爭造勢。科林斯人告訴斯巴達人,雅典人骨子裡喜歡挑釁、好鬥;克基拉人則遊說雅典人與其結盟,理由是兩國海軍聯合起來力量更大。克基拉人說,戰爭一旦爆發,很有必要結盟,因為斯 巴達及其聯盟「出於恐懼,很想對你們發動戰爭;而科林斯人是你們的敵人,他們在斯巴達很有勢力」。 不過,由於各方彼此間的忠誠度總在不斷變化,雙方都遲遲做不了判斷。擺在雅典人面前的兩條路是,要嘛和 克基拉人結成同盟,要嘛眼睜睜地看著伯羅奔尼撒同盟攫取克基拉的海上力量;而斯巴達人的選擇是,要嘛支持科林斯人的野心,要嘛冒風險任其投奔敵營。
故事的啟發
1.現實不可控制(競爭賽局難以維持平衡與均衡解)
2.雙方人馬的構想都明智與合理，展現了破僵局的創造力、對於局勢變化的洞察力
3.各種突發狀況如同運氣，以不理性、難以預測的方式顛覆所有崇高與智慧的構想
涵義與寒意
1.現今的美中關係
2.夾在美中之間的鬼島台灣
3.太平洋兩岸三地都有很多很聰明的人，然而卻難以避免落入修昔底德陷阱
題外話：
靠，當時年紀小，老師教策略講SWOT與RBV，自己聽得津津有味，自以為是寫了公司策略分析報告(分數還很高)
現在回頭想想SCP與以上故事，其實智慧與啟發成份更高，難怪常常聽到修昔底德陷阱與伯羅奔尼薩戰史(又補修了一些人類的智慧與歷史教訓)
柏拉圖的戰略妙計
柏拉圖批判先前的政治家是詭辯家而非哲學家，認為他們為玩弄政治與修辭遊戲而放棄了追求真理
為了獲取回報而不惜為任何事情(無論起因多麼卑劣,邏輯多麼荒謬)動用自己的說服力。
柏拉圖將哲學(戰略)視為一種目的純粹的專屬職業。
柏拉圖認為,真正的哲學家與眾不同,應該成為統治者。柏拉圖不相信民主,因此他認為哲學家身懷治國之才,並非因為擅長辯論而贏得人們支持,而是因為他們能夠獲得最高級的知識,明確而具體地領悟善的本質,並以此照顧與呵護全體國民。知識多元主義以及思想和行動的複雜互動是一個充滿生氣的政治體系的典型特徵,但柏拉圖對此毫無熱情。他認為,統治者必須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來評判何為明智、何為合理。他的這種設想曾一度對可能成為哲學家皇帝(philopher-king)的人產生吸引力,也一直以來被認定為極權主義的根源之一。
柏拉圖堅持真理是最高目標,但明顯與此相矛盾的是,他極力擁護一個基本神話,即一個可以讓人們「滿足於各自角色」的「高貴謊言」(noble
lie)。蘇格拉底是這種思想的倡導者:「我們想要一個能讓所 有人都相信的高貴而偉大的謊言,如果統治者也相信就更完美了,如果辦不到,那麼其他國民相信也行。」 哲學家和統治者對真理和公民秩序各有承諾,這兩個角色之間存在固有衝突,將其合而為一之困難,莫此為甚，看起來柏拉圖用一種真理觀將兩者好好調和在一起,這種真理觀不僅僅是經驗上,更是道德上的,是一種對更高美德的深刻理解。並非每個人都有這種理解力,由此在與沒有接受過教育的人以及下層社會打交
道時就得有責任感,因為那些人對世界的認識往往很有限和虛幻。所以說,高貴謊言的目的是好的,是蘇格拉底為他的理想城邦制定出的憲章神話。比起荷馬所說過的話,這些謊言必定能創造和諧與幸福,而荷馬作品中則充斥著殺戮與紛爭。高貴的謊言在很大範圍内是善意的謊言。就像孩子要哄著才肯吃藥,士兵必須打足氣才能上戰場一樣,對大眾也必須進行教育,讓他們相信社會和諧,確信現行秩序是天經地義的。因此, 階級結構是眾神將不同金屬注入不同人的靈魂的結果- 金給了統治者,銀給了統治者的輔佐者,鐵和銅分別給了農民和工匠。
柏拉圖的主要遺產不在於刻畫出一群統治者的特徵,而在於他使哲學成為一種專門職業。隨後我們會發現,在現代的後啟蒙時代,社會科學領域也發生過類似的事情。有些知識及其實踐與大而有爭議的社會政治問題直接相關,它們一開始充滿謎團,到後來卻成為一種專業知識主張,並聲稱要追求更高的「科學」真理。戰略必須與衝突相關,永遠達不到柏拉圖式的理想狀態。衝突不僅存在於城邦内部或各城邦之間,而只還存在於言語主張與實際作為之間,存在於誠實的美德與欺騙的權術之間。
從荷馬史詩故事、修昔底德的伯羅奔尼薩戰史與柏拉圖的主張，可以感受到策略與戰略充滿
1.道德爭議：利用與犧牲別人達成目標。所謂智慧(metis)，其實是狡猾算計、詭辯謊言與沒有道德原則。
2.人算不如天算+落入系統性的賽局陷阱。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大家都是人不為己天珠地滅，而人人為己=相互傷害與毀滅(共有地悲劇)
3.所謂高位的哲學與戰略，其實不過是誘騙下人去送死犧牲的謊言：「強者能夠做他們有權力做的一切,弱者只能接受他們必須接受的一切。」說到底就是一種暴力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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