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略大歷史：戰略是人類永恆的遊戲規則，懂戰略，你就能理解世界、定位他人，掌握自己的優勢
Strategy: A History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855760
對於作者而言，戰略不只是戰略，而是人生觀與人類計謀思想史，串起了好多只在巨著上出現的歷史人名。
看得頭好痛，但是也讓人對於各種想法與觀點的顏色深淺辨識力大增，反洗腦自我保護程式更加升級。
另外的感想是：自己出生在一個相對風平浪靜的幸福時代，沒有見識過一二戰期間的大風大浪以及種種人性與組織的瘋狂和荒謬，相較之下，近代組織內各種人事規章制度與人事管理的邏輯，其實反映的都是主事者的幼稚與思想淺薄。(各種心理量表與SEM/HLM只是自囚在學術象牙塔內的自閉者娛樂)
第22章 規則、神話和宣傳
精英存在的必要性與維繫自身存在的手段
核心主張是少數人(精英)將永遠統治多數人,因此,其關鍵問題始終圍繞菁英階層應採用什麼手段維護自身地位,以及會以何種方式下台。
德國社會學家羅伯特·米歇爾斯 (Robert Michels)
https://en.wikipedia.org/wiki/Robert_Michels
身為韋伯學生的米歇爾斯認識到：
無論資本主義政黨(右派)如何談論「人民意志」，但其實只是操弄民主(選舉制度)；而社會主義政黨(左派)宣揚平等主義的目的，不過只是為了奪權。米歇爾斯的分析和韋伯的官僚制理論完全一致,但韋伯沒有這位高足這般激進, 韋伯對米歇爾斯解釋說:「對我來說,人民的真正意志早就不存在了,只是些虛構的概念而已。」
米歇爾斯透過對戰前德國社會民主黨的研究發現,政黨的壯大以及在選舉中獲得成功,會使其失去戰鬥性與當初的理想性和代表性:「組織成為政黨生死攸關的要務。」只要這個黨還在繼續發展,其領導階層就會知足,不願意冒險採取任何可能威脅現狀的大膽舉措。米歇爾斯指出, 他們(左右派領導)感興趣的是如何使自身利益永久化,「在某種意義上, 組織本身就成了目的」「所謂組織,就是寡頭統治。」這是米歇爾斯所提的「鐵律」。因為組織工作需要專門的才能。那些知道如何管理財務、照看黨員、
撰擬文件、指揮運動的人掌控了各種溝通的形式和内容；只要這些人保持團結,那麼相對弱勢的群眾就難以對其施加自身意志。
西西里人加埃塔諾·莫斯卡(Gaetano Mosca)
https://en.wikipedia.org/wiki/Gaetano_Mosca
莫斯卡的論點很簡單:在所有政治體系中,古往今來任何地方總有一個統治階級,他們是「有影響力的少數人,不管願意與否多數人都得服從他們的管理」。莫斯卡認為,這種統治既不可能由單獨一個人,也不可能由大多數人來執行。這是由組織的必要性決定的。大多數人天生缺乏組織性,而個人光從定義上看就是無組織的。所以只有少部分人可以被組織起來,這也就意味著重大政治鬥爭只能在菁英階層內部展開。而環境的因素影響著菁英們的命運起伏—神職人員在宗教社會中如魚得水,武士們在戰爭中享有主導地位。如果某種特定的社會力量式微,那麼從中獲取權力的那部分人,地位也會隨之下降。
赴日內瓦發展的義大利人維弗雷多.帕雷多(Vilfredo Pareto )(發現了收入符合80/20法則的Pareto分配與Pareto效率)
https://en.wikipedia.org/wiki/Vilfredo_Pareto
追隨一般均衡理論之父、法國數理經濟學家里昂、瓦爾拉斯(Léon Walras) 創建一般均衡理論
https://en.wikipedia.org/wiki/General_equilibrium_theory
帕雷多有兩項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重大貢獻：
1.帕雷多法則是指在任何大系統中,約八〇%的結果是由該系統中約二〇%的變數產生。這條粗略的經驗法則表明,少數的投入可能會對產出造成不成比例的影響,從本質上質疑了均衡概念。
2.是帕雷多最適境界 ( Pareto optimality或Pareto efficiency)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F%8F%E6%8B%89%E5%9C%96%E6%95%88%E7%8E%87
一九〇二年,帕雷多發表了一篇對馬克思主義的批判性文章,這標誌著他從經濟學領域轉向了社會學領域。帕雷多認同馬克思有關階級衝突的觀點,以及分析人類行為時所採用的犀利方式,但不認同階級衝突會隨著無產階級勝利而終結。人們或許篤信他們在為一個偉大的事業而鬥爭,或許領導者們也這麼想。然而在現實中,菁英們只關心自己的利益。
帕雷多最重要、最具影響力的主張之一,是源於其工程學和經濟學背景的社會均衡理論。他認為社會天生拒絕變革。當其内部或外部出現干擾力量時, 一些對抗性運動就會應運而生,使社會回到原本狀態。
一派菁英像是一群聰明的狐狸,憑藉狡猾和欺騙來維持地位,。狐狸們設計出種種能夠讓大眾得到滿足感的意識形態,尋求透過意見達成一致來實現統治,他們不想使用武力.而是想在短期内解決危機。但這也正是狐狸們的弱點所在,他們易於妥協,對使用武力過於敏感,這會削弱他們的政權。當有朝一日他們的伎倆失效時,面對的將是無法以智取勝的強硬對手。
而另一派菁英有如冷漠缺乏想像力的獅子, 傾向於依靠暴力,對於妥協毫無興趣,聲稱要維護與追求更高的價值觀。獅子與狐狸都無法單憑一己之力維持長久統治,那麼最穩定的政權就是這兩種類型的混合體。在實務上(物以類聚),雙方都會將自己的同類拉進這個陣營。狐狸政權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退化,難以承受驟然出現的武力;獅子政權則會因遭到狐狸們的滲透而日漸式微。由此,帕雷多假設出了「菁英循環」(circulation of elites)理論。菁英永遠存在,只不過其成分會有所變化。有利的統治方法是依靠精明和狡詐,但永遠不排除使用暴力。
這算是雙頭寡佔動態均衡禮論的政治版，果然是絕頂聰明的腦袋與心智，想見「力量(暴力)」與「智慧(詭計)」有如雙頭寡佔一般，沒有均衡解只有反覆循環(物極必反)與動態變化辯證；不知道他如何回頭看待一般均衡理論XD
群眾與大眾
保守派也許認為菁英永遠存在,激進派則相信菁英們遲早要被推翻。雙方都感興趣的是,如何在幾乎不使用武力的情況下抓緊權力。雙方都想從意識形態中尋求解釋。
菁英統治是否牢靠,得看其用於控制大眾的意識形態是否強大。馬克思認為階級鬥爭可以產生一股這樣的挑戰力量。日漸增強的自我意識會引導工人階級行動起來去獲得政治身分,而不僅僅滿足於紙上談兵。但令人遺憾的是,階級結構的發展方式遠比馬克思想像的複雜得多。對於保守派菁英而言,政治穩定並非取決於信仰的對錯,而在於是否能讓大眾滿意 是否會點燃造反情緒。
莫斯卡提出為統治階級服務的「政治公式」
它們可以令人信服地提供一些能被人普遍理解並承認的廣泛概念,比如種族優越感、君權神授、「人民的意志」等。政治公式絕不只是見利忘義的統治者所使用的「詭計和騙術」。相反地,它需要反映大眾需求。莫斯卡設想,大眾更偏好「服從以道德原則為基礎的統治,而非僅僅依靠物質力量和才智」。
勒龐的《烏合之眾:大眾心理研究》(The Crowd: A Study of the Popular Mind) 是一本極具影響力的作品。該書於一八九五年在法國出版,很快被譯成多種語言。從許多方面來看,它是保守菁英對等級制解體和「天賦人權」取代「君權神授」的哀嘆。勒龐敵視社會主義和工會,認為它們是惡意煽動家蠱惑大眾的例證。最引人關注的是他對大眾心理中不理性根源的探討。當個人加入群體後這種影響會變得更為強大,不理性得以充分釋放。
進一步說,單單是他變成一個組織的成員的這個事實,就能使他在文明的台階上退好幾步，這個孤立的他,可能是一個有教養的個人，但在群體中,他卻會變成野蠻人, 一個行為受本能控制的動物。他表現得身不由己,殘暴而狂熱,也表現出原始人的熱情和英雄主義,他會甘心被各種言辭和形象所打動,一個群體中的個人,不過是眾多沙粒中的一粒,可以被風吹到任何地方。
勒龐的語氣很悲觀,但提出了一種控制大眾的可能性。由於大眾意見所反映的並非其利益,實際上甚至算不上什麼嚴肅想法,因此,同樣一群敏感的大眾既可能受到別有用心的社會主義者的荒謬想法影響,也可能聽從鑽研過大眾心理學的幹練菁英們所提出的對立想法。在錯覺當道時,訴諸理性是毫無意義的。人們需要的是戲劇性效果、一幅吸引人注目的驚人景象——「是絕對、毫不妥協、簡單的」,能夠「填充並戰勝敵人的意志」。掌握了「影響群眾想像力的藝術,也就掌握了統治他們的藝術」。勒龐的書也成了統治階層菁英們的必備讀物。
法國人喬治·索列爾(Georges Sorel)
https://en.wikipedia.org/wiki/Georges_Sorel
他深信勒龐的觀點,認為人的理性會消失在群體之中,這意味著他對群眾性的政治運動不抱信心。
索列爾厭惡腐朽的菁英階層、懦夫和騙子,認為這些人缺少爭取自身權益的魄力,一心想與反對者媾和,他認為這些人會在一場決定性暴動中被清理掉。他腦海中的鬥爭模式是一種拿破崙式的戰鬥,最終讓敵人一敗塗地。索列爾最負盛名的是,他在參加工團主義運動期間寫下的作品《反思暴力》(Reflections on Violence) 。
工團主義運動之所以能夠吸引他,部分原因是不涉及黨派政治。索列爾在書中提出了一個顛覆性的有力觀點- 神話理論。
對於神話唯一的檢驗就是,能否推動政治運動向前發展。它不是系統性思想概述,更關注的是信心和動力；內容真假、論述邏輯或可行與否反而不重要。
一個成功的神話能迫使人們參與一項激進的事業,讓他們樹立必勝的信念。神話鼓舞的副作用,就是破壞性大於創造性。索列爾特別厭惡諸如原始基督教和馬志尼民族主義所主張的烏托邦主義,以及認為人會善良行事的種種主張。
在撰寫《反思暴力》期間,索列爾腦子裡的神話就是工團主義者大罷工。他已經對馬克思主義革命喪失了信心，致力於尋找一種能夠發揮作用的神話,用意識形態方面的影響來評估思想, 可以說,這些做法都是務實的,儘管這並不十分符合實用主義者的想法。
欸，真是個活在自己世界當中的言詞人
https://eshmanager.blogspot.com/2019/12/13.html
葛蘭西
索列爾影響了一批人,包括安東尼奧·葛蘭西(Antonio Gramsci)。
https://en.wikipedia.org/wiki/Antonio_Gramsci
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他才被真正「發現」,被稱為人道的、非教條的馬克思主義者,他質疑第二國際遺留下來的僵化構想,反對依賴歷史進步的法則得出一個樂觀的社會主義結論,並認為應該將文化和經濟置於同樣重要的地位。他的獄中札記裡有一些很特別的筆記,試圖闡述工人階級在面對赤裸裸的剝削時為何表現得那麼順從。
統治者更願意借助於普遍支持進行統治,而不願使用高壓政治。要達到這個目的,就得讓被統治者信服,現有的政治秩序是為他們的利益服務。不透過暴力,而是憑藉思想的力量實現統治,葛蘭西將這種能力稱為「領導權」。
馬克思主義所面臨的問題是經濟與政治之間的緊密關係,物質條件的變化會不可阻擋地改變政治意識。
然而,葛蘭西指出,「在某些時刻,經濟因素的自主推動力會因為傳統意識形態元素而放緩、受阻甚至隨時
消失」 有個明顯的例子,資產階級聲稱可以透過勸導性的議會手段獲取民主與平等。只要這種方式持續下去,統治階級就可以避免使用武力。只有當統治階級失去霸權地位的時候,才有必要動用更專制的措施。
這種方式會在危機時刻經受考驗,政府為了轉移大眾的怒火,會尋找各種操控思想的辦法,製造一批逆來受的群眾。
葛蘭西還將社會分成政治社會和市民社會。
政治社會即權力領域,包括各種國家機器:政府、司法機關、 軍隊、警察。
市民社會指的是思想領域,包括除前者之外的各種行為體,如宗教機構、媒體、教育機構,以及各種與政治發展和社會意識相關的俱樂部和政治黨派。
統治階級要想獲得支持、維持統治，必須將政治社會與市民社會融合成一個整體,統治階級要自然而然地動用傳統、各種愛國象徵、儀式慣例、語言形式,以及教會和學校的權威，不是隨隨便便地把一個偉大的想法植入大眾意識中。
菁英的弱點在於其自身階級理念和大眾實際經驗之間的落差。精英在獲取霸權的過程中難免會對大眾或工人階層做出種種讓步，即便如此也仍有問題。工人階級期待的是一種能夠反映他們自身狀況的世界觀與社會觀。「出於服從以及階級從屬等原因」,工人階級的意識形態可以與從統治階級中提煉的意識形態共同存在。
然而兩種理論意識在社會形成了競爭局面：一種反映在實踐活動與市民社會中,是把工人們緊緊地團結在一起,另一種意識來源於歷史,精英透過政治社會讓人們 全盤接受,透過語言、教育、政治和大眾媒體鞏固和加強。
葛蘭西沒有機會完成他的分析,更是無從談起將它們付諸實踐,但是他的觀點中有一種從馬克思主義核心內容中流露出的張力。他堅持認為,經濟最終會駕馭政治,階級鬥爭是真實的,能塑造並形成意識,終有一天,占大多數的工人階級會獲得權力,依靠真正的霸權共識進行統治。然而,他的分析中也流露出一系列極不穩定的關係、可能性,以及相互脫節、毫無連貫性的思維方式。
作為一種解決方式,葛蘭西的想法和考茨基的幾乎沒什麼不同,只不過前者在思想領域設想得更加廣泛深入,對議會路線持更加懷疑的態度。葛蘭西的出發點似乎意在避開早期的暴力運動,將焦點放在遊行示威、抵制、宣傳和政治教育等方面。至於如何將民間反霸權運動的成果最終轉化為政治領域的權力轉移,這個問題仍然是模糊的,設想,如果統治階級仍占主導地位卻不再實行霸權,那也是一個問題。
如果不是在監獄裡,那麼葛蘭西的戰略看來溫和而有耐心,避免了列寧主義者所招致的獨裁主義指控, 有效避免了革命,不可避免地與其他黨派達成了協議和妥協。現實中,葛蘭西在身體被法西斯的囚禁,知識上則被政黨路線所框限。他和自己進行著一場霸權較量。他承認人的思想方式影響了行為方式,思想絕不會聽命於階級, 然而他的想法也等於顛覆了自己心中長期樹立起來的知識和政治傳統。他正在有意無意地挑戰這些傳統。
葛蘭西身處困境。他非但沒有機會將自己的思想付諸實踐,而且一旦嘗試就必然遭到阻撓。如果他公開提出這些思想理念,就會被當作激進主義分子逐出黨外。當他的作品在其去世後最終出版時,最初也只是收錄了被義大利共產黨認為可以安全發表的章節而已。一旦人們不再相信馬克思主義是反映歷史規律的科學理
論,葛蘭西的設想就不會實現,或者至少向一個與他最初設想毫無關係的方向發展(戰後的事實的確如此,這激發了眾多學術文化研究)
共產黨轉向了維持霸權的階段,它要求黨員忠於現行路線,無論看來多麼自相矛盾,難以自圓其說,即便證據確鑿,黨員們也得毫不猶豫,深信不疑地向追隨者做出解釋,陷入這種知識扭曲的官方理論家必須擁護領導,他們自知只要表現出一絲懷疑或者獨立思考的跡象就會身陷麻煩。當意識形態從街頭走向政府的時候,思想紀律便擴大到了作為一個整體的所有人身上。政黨的路線每天都要遭到各種日常事務的考驗,還有各種分歧需要解釋,因此其正式立場不得不做出一些必要的改動,困擾由此產生。一種自稱能夠詮釋一切意識形態,必須對任何事物持有立場,有時候這些論調聽上去可能有點可笑。即便在群眾中擁有一批鐵桿支持者,還是會產生各種各樣的疑問。到後來,與其說信譽維護了霸權,倒不如說是向懷疑論者、變節者、批評者和離經叛道者所發出的懲罰性威脅在發生作用。
有關階級意識、政治規則、神話和霸權的極端主義原命題與極權主義國家的極端主義做法是相互匹配的。大謊言總是具有一定的可信度;因為相較於自覺意識和自由意志,一個國家的廣大民眾更容易在深層的情感本性上受到感染」。出於「思想上的古樸本性」,人們更容易成為大謊言的犧牲品,「因為他們的頭腦中根本編造不出如此的漫天大謊,他們無法相信竟然有人會如此厚顏無恥,如此惡劣地歪曲事實」
伯納姆
史達林主義對開放社會的左派思想產生了一定影響,在美國,人們提出的問題是:西方資本主義社會難道真的會按照馬克思設定的道路發展下去嗎?或者它會更加持久,而並非那麼具有自我毀滅性?
這樣的環境造就了一名關鍵人物——紐約大學教授詹姆斯·伯納姆(James Burnham)。
https://en.wikipedia.org/wiki/James_Burnham
他曾是托洛斯基身邊最犀利的謀士,直到托洛斯基支持史達林與希特勒簽訂友好條約才分道揚鑣。他認為,托洛斯基此舉完全是種背叛。與此同時,兩人在辯證唯物主義的哲學有效性方面也存在旁人難以理解的深奧糾紛。從此, 反共產主義在伯納姆的思想中占據了主導地位,他堅決地站到了右翼立場。一九四一年,正值伯納姆走上右翼道路的初期,他秉持一貫的嚴謹、準科學、預言式風格,以生產資料為重點,探索權力究竟何在,出版了一本極具影響力的作品《管理革命》(The Managerial Revolution) 他發現一個新階級——並非無產階級——正漸漸占據主導地位。正如這部書的名字所寫,該書的核心主題是經理人能夠提供技術指導並協調生產,他們已經取代資本家或共產主義者,取得了掌管權。托洛斯基意識到,伯恩斯坦識別出一個統治著不同類型社會的國家機器的官僚階層。
伯納姆在他的下一部作品《權謀政治家》(The Machiavellias) 中,試圖為他在《管理革命》中的經濟分析提供政治視角,他借鑑了莫斯卡、索列爾、米歇爾斯和帕雷多的思想,該書意圖重申馬基維利關於基本利益和本能在政治中的角色的坦率觀點,即權力在其本身的實施過程中,如果有必要,是需要靠暴力和欺詐來維持。
伯納姆發現,這些新興的菁英「有能力掌控當代的大規模產業、大規模勞動力以及超國家的政治組織形式」。他設想,這種控制會透過一種強制性的政治模式來實現。因此,對於菁英而言,明智的做法是讓大眾接受各種非科學的神話。如果他們無法用這些神話來維繫信仰,社會結構就會坍塌,被推翻。簡而言之,領導者——如果他們自己還算講點科學——必須撒謊，這就是伯納姆分析的問題核心。
呵，腦洞大開
管理學包含了80%非科學的政治神話=宣揚誠信商業倫理、帶人帶心的領導、按功勞貢獻分紅 (分贓不均)&策略的有效性+20%的科學(泰勒作業研究+會計財務分析+統計分析)
政治強調的是思想與掌權，管理反而單純，強調要誘因與建立制度
原來我在學校的管理知識其實只是工具人的那20%；Burnham讓我看見那學校沒(法)教的80%
在納粹德國和史達林統治下的蘇聯,人們炮製出一個個神話,將其作為一種社會控制手段。這兩個案例中,潛在的意識形態根植於領導階層的頭腦中,但同時也能透過強制性手段來維持，持異議者必然遭到懲罰。伯納姆認為,菁英們建立了一種政治模式,然後傳承給大眾, 然而這種主張未免過於簡單。比起控制自然條件,掌控思想要困難得多。即便接受者有意願,也並非所有的原始資訊都能原封不動地被人理解。
比較起來杜拉克似乎還蠻膚淺與天真…只是個觀察社會的旁觀者，而非引領思想潮流的洞見者；只求賺錢的生意人相對也比追求掌權統治他人的政治人物單純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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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與宣傳
當納粹將宣傳的藝術推到了一個全新的、令人困擾的層級時
美國也在宣傳理論和實踐上突飛猛進。
羅伯特·帕克(Robert Park)在此問題上提供了一個切入點。他曾經師從杜威,並接替斯莫爾成為芝加哥大學社會學系主任。一九〇四年,他用德語完
塔爾德在回顧一八九〇年代的德雷福斯事件(Dreyfus affair,一八九四年法國陸軍參謀部的猶太籍上尉軍官德雷福斯被誣陷犯下叛國罪,被革職並處終身流放,法國右翼勢力乘機掀起反猶浪潮)時發現,,這是個「群眾或者公眾的時代——他們與烏合之眾完全是兩碼事」。一個人可能加入一幫烏合之眾,卻可能同時是多個公眾群的一分子。烏合之眾易受刺激,公眾卻要冷靜得多,其觀點也更平和一些。
帕克進一步發展了烏合之眾與可敬的公眾之間的二分法概念,前者同質、簡單、衝動,一有風吹草動便會做出情緒性反應,後者的成分各不相同,他們善於發表評論、陳述事實,能夠沉著應對複雜情況。要想建立一個有秩序的進步社會,依靠的正是公眾,「因為它由持不同意見的個體構成,並且在謹慎和理性反應的引導下行事」。”一旦公眾不再發表評論意見,那麼也就和一幫烏合之眾沒什麼差別了,所有的情緒都會朝著同一個方向發展。
烏合之眾和公眾,兩者到底誰會成為主導力量,這一切取決於媒體的作用。那些人們所謂的「扒糞記 者」把報紙當作啟蒙和民主的代言人。一八八〇年代曾經有人寫道:「宣傳就是最偉大的道德消毒。」 但如果媒體喪失了自身的重要作用,只是一味地迎合大眾,那麼大眾的品味就會被拉低。人群很容易受到某種暗示,這種特性可能會被媒體放大而不是受阻,這點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表現得尤為顯著。
沃爾特·李普曼
https://en.wikipedia.org/wiki/Walter_Lippmann
李普曼對當時的社會思潮非 常敏感。戰前,他和前輩威廉·詹姆斯結下友誼,並且迷上了精神分析運動在探討意識的發展以及非理性 的根源問題上的洞察力。李普曼發現,通俗報刊總是在揭發陰謀,挖掘各種譁眾取寵的内幕,他對此深感不安。他認為這是在煽動騷亂,使人們無法展開理性的討論。一九二二年,他發表了具有里程碑意義的著作《公眾輿論》(Public Opinion) 。李普曼認為,人們對世界的認識,來自嵌入於他們與真實世界之間的虛擬態環境一 ( pseudo-environment)在一他們頭腦中的圖像」正如芝加哥社會學家湯瑪斯(William Thomas)幾年之後在以其名字命名的「托馬斯公理」中所說的, 「如果人們把情境界定為真實
的,那麼它們在結果上也就是真實的」
李普曼還指出,個人在一定程度上執著於他們的「系統刻板印象」,因為它提供了一個「有序的、或多或少有連續性的世界,面對這一景象,我們的習慣、偏愛、能力、安逸和希望都會進行自我調節」。
因此任何對成見的襲擾或質疑，看來都會像是攻擊當事人的世界觀與基本認知道理。人們不會迅速承認個人認知世界與整個真實世界的區別。一個世界如果成為我們崇敬的人一錢不值、我們鄙視的人卻高高在上的世界,那就是一個令人心煩的世界。如果我們先入為主的秩序並不是唯一可能的秩序,那就會出現混亂。
除了常見的對有害成見的認知問題之外,大多數人既沒時間,也沒意願去以更嚴謹的態度探索真理。如果他們依賴報紙,那麼得到的只會是選擇性、被簡化了的資訊。李普曼擔心媒體出於私利,在一些暧昧廣告的資助下,各種傳播的資訊難免被利益所影響干擾，這意味著「公眾輿論」並不可信。「共同意志」(common will)是人們自發形成的概念,相反地,實踐中的公共輿論是一種人為製造出來的建設性的民主共識。一個政府的好壞不在於公眾的參與程度,而在於其決策品質。杜威相信,民眾是其自身利益的最佳評判者,參與性民主是創造共享社區意識的最佳途徑,然而李普曼卻是代表性民主的堅定支持者。
讓李普曼遺憾的是,工程師們一直在推動社會進步,而社會科學家並沒有發揮出這種作用。他將這歸咎
於缺乏信心,社會科學家無法「在展示給大眾之前先證明其理論」 ,況且「一旦他的建議被採納而他又是錯的,後果便無法估量了。他所負的責任更大,所面對的結果更加變幻莫測」
因此,社會科學家總是在解釋已經做出的決定,而不是去影響那些尚未付諸實施的決策。「正確的順序,」李普曼認為:「應該是由不偏不倚的專家首先為實做家發現和闡述事實,然後盡其所能,在他所了解的決策和他所組織的事實之間進行比
」他們能為政府帶來另一個層面的意見,代表那些「並不明顯的選民的功能」,他描述的是些「看不見 的事件、沉默的人、未來的人、人與事之間的關係」。雖然,後來李普曼提出了讓專家掌權的建議,但他的辦法也只是鼓勵他們輔助政府做出些英明的決策而已。而李普曼也並不認為專家比普通民眾要高一等。他們並非要充當大眾的對立面,而是要抵消一般的進步阻力——城市政黨機器、大托拉斯,以及拋棄使命受廣告收入驅動的新聞媒體
李普曼發現,有一種專門技術與行業正在嶄露頭角,那就是「說服與遊說」,「已經變成一種自覺的藝術和世俗政府的一個常規功能」。
時至今日就是網管與網軍
他接著又有所保留地說道:「我們當中還沒有人開始理解這變化的後果,但如果熟知如何製造同意,那就可以改變每一項政治算計,修正每一個政治前提,這並不是輕率的預言。」和當時有關這一話題的其他許多文章一樣,他打算將其稱作「宣傳」(propaganda),其中並非含有惡意。這個詞最早指的是天主教用來說服那些尚未改變信仰者的方法。在當時的一般定義中,宣傳只是「傳播某種教義或實踐」
的方法而已。
第一次世界大戰中,人們製造謊言來鼓舞士氣、迷惑或誹謗敵人,這種行為遭人詬病,宣傳這個詞也因此披上了一層邪惡的外衣。哈羅德·拉斯威爾(Harold Lasswell)是美國政治學領域的傑出人物,因其宣傳理論而一舉成名。在他的定義中,宣傳是「透過操縱有效符號來控制集體的態度」,既然普通民眾和菁英之間存在無法避免的差距 ,那麼從社交層面來看,宣傳就是「不可或缺的」
他不贊成賦予宣傳這個詞任何負面內涵,認為它就像一個一水泵手柄 ,談不上什麼道德或不道德。宣傳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因為個體的人在衡量自身利益方面能力欠缺,因此就必須在官方認可的溝通方式上進行判斷, 專業人士的挑戰是「強化對達到目的有利的態度,轉變敵對態度,拉攏中立的人群,或者至少要防止後者倒向敵對方」
這種理性與感性相爭在個體身上顯露無遺,但現在卻上升成為整個社會的一大特點,並且越來越受到佛洛依德理論的影響。佛洛依德對個人和集體之間的心理差別提出質疑。一戰後,他的研究從意識和無意識 的辯證法轉向了一個更為複雜的構造。 他發現了「本我」 (Id),反映的是人性中那些無意識、本能、肉 欲、非道德性、混亂的各種層面,它追求快樂,宛如「一口充滿著刺激的大鍋」,而這一切都是有條理、有意識、有見識的「自我」尋求與現實接軌並予以掌控的。自我代表了理性和常識,它對於本我就像「一個騎馬的人,在控制約束馬匹的強大力量」。而這個任務又因「超我」而複雜化,它運用良心和道德上的考量——父親般的長者留下的傳統,或者外部、
佛洛依德的影響力可從英國外科醫生威廉.特羅特(William Trotter) 身上窺見一斑,他是佛洛依德的一個早期追隨者。一九一六年,特羅特在分別於一九〇八年和一九〇九年撰寫的兩篇文章的基礎上,再加上自己在戰爭中的經歷,寫成並出版了一本關於「群體心理」的著作。特羅特認為,人類生來喜歡群居,獨處時會有不安全和恐懼感。這就產生了第四種本能——除了安全本能、覓食本能和性本能——與其他本能的區別在於,其運用的是「一種來自外部的對個人的控制力」,因此它能迫使人們去做自己本不想做的事情(=從眾、被團體接納)。特 羅特認為,它是個人與社會之間、常識與普遍規範之間緊張關係的源頭,也是人產生罪惡感的根源。「群體心理」以及迷戀大眾心理並不是什麼新鮮事。
愛德華·伯內斯(Edward Bernays)
https://en.wikipedia.org/wiki/Edward_Bernays
是當時最出色的宣傳者,他展示了各種思想的實踐可能性。他是佛洛依德的外甥,每當他要解釋自己對於情感和非理性的理解時,都會動用這層親戚關係。他先為CPI工作了一段時間,之後於一九一九年開始成為一名公共關係諮商師(他是首個使用這種職業描述的人) 他做事 的手段方法雖係自創,但其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李普曼和佛洛依德的影響。政治上,伯內斯是一個進步主義者和樂觀的人,相信技術可以使社會變得更好,雖然當他發現戈培爾藏書中有他的書時,這種樂觀主義 情緒備受打擊。一九二三年,李普曼的《公眾輿論》問世一年之後,伯內斯出版了第一本著作《公眾輿論的
形成》(Crystallizing
Public Opinion),書中大量引用了李普曼作品中的內容。他意在證明,自己從事的是扎根於社會科學和精神病學的一種受人尊敬的職業,具有嚴謹的職業素質。在紛繁複雜的社會中,政府、企業、政黨、慈善組織以及其他眾多團體時時想要千方百計地獲取好感和優勢。即便對公眾輿論不屑一顧,公眾也對他們到底在幹什麼很感興趣。他發現,大型企業和工會被當成了「半公共服務」,受益於教育和民主制度,民眾希望這些機構能為自己的行動發聲。這就需要專家建議如何才能有效地達到這個目的
這些只是伯內斯作品主題思想中的一般内容。真正引人矚目的是他描述公共關係專業人士能提供什麼,以及在預想成功時所表現出來的直言不諱。他在《公眾輿論的形成》一書中,解釋了為什麼「個人人性中生來就有的靈活性」使政府得以「對思想實行管制,就像軍隊管制人的身體一樣」。一九二八年,他出版 《宣傳》(Propaganda)一書並在其中斷言:「對民眾的習慣和觀點進行有意識地及有組織思想操控是民主社會的重要因素。」那些操控這種隱祕社會機制的人構成了「一種影子政府,他們才是我們國家真正的統治力量」。因此,「我們受到了控制,我們的意志、品味和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一些素昧平生的人塑造的」。
他贊成為公共關係行業樹立嚴格的道德標準,社會作為一個整體,其需求是第一位。他堅信大眾不可能被迫去做那些傷害自己核心利益的事情,政治領導人仍是推動創造「確立觀點」的最重要因素。然而,他的構想 卻加深了對民主的冒犯。李普曼似乎也說過,如果民意是自上而下形成的,那就侵蝕了民主的觀念,即權力 應該是自下而上產生的。伯內斯從中得出的結論是 理解了「群體意識的機制和目的」 就有可能「根據我們的意志,在大眾並不知曉的情況下對他們實行控制並嚴密管制」 。他認為這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範伯內斯擔任政府,慈善組織和公司企業的顧問,堪稱天生的戰格家。他把自己和追隨者描述為一心想讓人們接受某種商品的特殊辯論者。相較之下,他的做事方式要更具整體性(針對客戶與其環境的整體關係提出建議)且更加間接(尋求讓人們用完全不同的方式來觀察世界) 伯內斯後來寫了一篇標題頗具刺激性的文章- <操控共識>(The Engineering of Consent) 明確討論了公共關係戰略。 他還在其中用了軍事隱喻。除了他一直強調的要在可用的預算、明確的目標、了解當前的思潮等方面進行細緻準備外,還必須注意各種重大主題。他認為,和小說情節相比,這些主題「永遠存在卻不可捉摸」,無論在意識和潛意識中都對大眾有吸引力。然後是運動:「要應對這種情況可能需要一場閃電戰或持久戰,或者兩者合而為一,抑或什麼別的戰略。」選舉可能難以解決問題,需要採取一些快速行動。要想讓人們在健康議題上轉變想法則需要更長時間。至於策略,伯內斯強調其目的並不是簡單地在報紙上發表一篇文章或上一個廣播節目,而是要「製造新聞」,意思是「突破常規模式」的內容。這樣,新聞事件就可以傳達給「除實際參與者之外更多的人,而對那些沒有親眼看到事件的人來說,這樣的事件讓觀點變得更加生動而戲劇化」
伯內斯的豐功偉業還包括:讓知名醫生出面說明吃一頓「豐盛」早餐的必要性,鼓勵人們將「燻肉和 雞蛋」作為早餐;讓柯立芝(Calvin
Coolidge)總統與當紅藝人見面來提升形象;其中最耀眼的當屬他為美國菸草公司(American Tobacco Company)策畫的極富想像力的噱頭。一九二九年,他說服十名剛剛踏入社交界的女性,在復活節遊行期間點燃手中的香菸,以女性主義的名義出擊,挑戰女性不能在公共場所吸菸
的禁忌。香菸由此成了「自由的火炬」
伯內斯的做法招致嚴厲批評,人們指責他越俎代庖,擅自塑造人的思想,篡奪了民主的角色,引發的是大規模效應而非個體責任,他依靠的是陳腔濫調和煽情,而並非在才智層面提出了什麼新的挑戰。而伯內斯則認為,在一個大眾媒體時代,宣傳無所不在,人們不可避免地會運用各種技巧,個人和群體有權推廣他們的觀點,為此展開的競爭對民主和資本主義是有好處的。另外,伯內斯對於公關行業的誇張表述,以及他 急於樹立公關業者權威的做法也激起了一片過激反應。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這個行業幾乎還不為人們所接受,而關於如何建立並影響政治意識的問題則早已有了定論。伯內斯的貢獻在於他向人們展示了,衝動需求不僅影響到有關潛在政治意識形態的思考,而且還將為更加具體的問題建立架構。在一九五〇至一九六〇年 代針對種族和戰爭展開的種種政治鬥爭中,戰略越來越聚焦在如何建立正確印象的問題上。
共產主義和納粹主義等極權主義意識形態希望用行動來展現的是,廣大群眾很容易受到特權菁英炮製出來的政治規則所影響。他們迴避產生於生活體驗的顯而易見的異常、矛盾和落差,刻意尋求在所有人的意識中植入一致的世界觀來執行自己的命令。況且,他們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源於人們心中的恐懼,因為只要對政黨路線表現出一絲異見、懷疑或背離,就會遭到可怕的後果。而這種強制性的法術一旦被打破,被壓制 的潛在思想就會設法生存下來。其實,信仰系統要比菁英理論家所設想的更為複雜和多變,民意也不如他們想像的那麼溫順。伯內斯所探討的是一些更加難以捉摸的東西,它們處在大的意識形態衝突層面之下,涉及的態度和看法更為具體,行為後果也沒那麼苛刻。思想家期盼用言語控制行為,但實際上兩者之間是一種緊密的關係,功成名就的政治家和競選家都認識到,即便取得的只是短暫的勝利也必須理解這一點,更不用說持久的變革了。
呵呵，大腦再次被敲了大洞，人真的很難意識到自己的想法受到各種宣傳的影響，乃至於所謂的本我與自由意識本來就不是恆定的具體事物，只是一堆來來去去的想法與念頭，去影響別人與被別人影響是群體生活的常態與社會和政治的運作方式。
問題在於有沒有自知之明？要不要承認自己無知？承認了自己無知與無法做出最佳判斷之後，那又該如何為人處事？
所謂的擇善固執很可能只是食古不化
所謂的幫助別人很可能只是自我感覺良好
迷迷糊糊地過活，不明不白地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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