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略大歷史：戰略是人類永恆的遊戲規則，懂戰略，你就能理解世界、定位他人，掌握自己的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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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章節來回顧社會學三大始祖的思路(感覺跟戰略其實不大相關，但卻又不能否認這些哲學觀點主導了宏觀的革命思想或社會變革)
第20章 修正主義者和先鋒隊
實行突然襲擊的時代,由自覺的少數人帶領著不自覺的群眾實現革命的時代,已經過去了。 -恩格斯,一八九五年
儘管恩格斯堅稱自己並不反對暴力革命,而且他的分析中更樂觀的部分只真正適用於德國的情況,但他也承認,他對社會主義革命策略的看法在一八四八年後發生了顯著變化。那時革命被看作一場「大決戰」一旦開始就注定進行到底直到取得「無階級的最後勝利」。然而,在差不多五十年的時間裡,街頭起義者打敗正規軍的例子少之又少。
當他苦苦思索如何把起義者變成一支成功軍隊的時候,過去幾十年來針對軍事問題的討論困擾了他- 想使力量對比能夠朝著有利於革命的方向傾斜,唯一可行的辦法就是利用政府軍對作戰理由的疑慮,以及勸說他們不要向自己的人民動武。除此之外,在任何情況下,裝備精良、紀律嚴明的正規軍都占上風。武器落後的示威者往往寡不敵眾，何況政府還能利用鐵路,把後備部隊迅速送到任何動亂地點。他們的武器裝備也要好用得多。甚至連城市規畫者也在和革命作對,各個城市的「街道都是又長又直又寬, 好像是故意要讓新式槍砲充分發揮效力似的」。
守住區區一個村鎮,對於革命者來說尚且困難,更不用說守住整個城市了，遑論集中戰鬥力決定勝負，革命鬥爭的方式通常是消極的防禦，某些地方採取進攻通常只是例外, 而街頭防禦工事的唯一價值是在民眾士氣上起作用而不是實際戰鬥上，如果不能讓群眾直接參與其中,革命就沒有成功的機會。
相較之下,男性普選權創造了真正的機會。在恩格斯看來,歷史的發展頗具諷刺意味,「革命者」和「顛覆者」透過合法手段得到了更全面的壯大,反倒是那些「秩序黨」「正在他們一手製造的合法條件下漸漸沉淪」。按照他的觀點,只有在群眾充分擁護革命、也就是政府軍士氣最低落的時候,才能啟動革命進程,不能把上街發動革命當成爭取群眾支持的手段。
馬克思理論內涵是經濟決定論,但作為一個行動主義者,馬克思不會忽略任何機會,包括可能促進工人階級事業發展的議會選舉。儘管他一直頑固堅持自己的基本理論,但他的政治判斷卻非常務實。無產階級革命必須取決於工人階級是如何逐漸了解自身處境並奮起抗爭。當無產階級從一個階級本身發展成一個為自身謀利益的階級,掌握了其全部實力和潛能時,關鍵的時刻也就到來了。對馬克思理論的一種解讀是,當人們看清了自己的痛苦根源,弄清楚如何才能改變一切時,這個過程也就自然而然、幾乎不由自主地發生了。
但這時候政黨該做些什麼呢?民眾的憤怒和對更好生活的渴盼,最後等來的往往是希望的破滅以及更多的迫害和苦難。激進運動不是漸漸平息,就是突然變得體面起來,成為整個體系的一部分,而不是顛覆這個體系的一種手段。
這簡直是馬克思的詛咒，如果沒有適當的物質基礎,政治上就不可能正確,那麼革命政治家們該怎麼辦?一個答案是等待件成熟,先積聚起足夠力量,直到革命時機最終到來、工人階級做好準備。另一個答案則是為更快地提高階級意識的創造條件,設法加速變革進程。作為一個最有分量、最具自信的馬克思主義政黨,德國社民黨看似找到了一條中庸之道- 階級意識的提高程度可以用黨員人數的不斷增加和選舉的連勝來衡量。至於過渡到社會主義的時刻何時到來,並不神秘:該黨將會得到多數選民的支持。但風險在於,工人階級的革命熱情會隨著其境遇的逐漸改善而消失,政黨本身也將演變為現有體系中利益相關者。
馬克思和恩格斯一直強調正確的社會主義綱領而非特定戰略的重要性。(糾結在自己階級鬥爭與工人起義的觀點)
隨著反社會主義法的廢除,德國社民黨於一八九一年通過了由卡爾·考茨基(Karl Kauesky)和愛德華·伯恩斯坦(Eduard Bernstein)所擬寫的<愛爾福特綱領> (Erfurt Program)。
https://en.wikipedia.org/wiki/Karl_Kautsky
https://en.wikipedia.org/wiki/Eduard_Bernstein
https://de.wikipedia.org/wiki/Erfurter_Parteitag
這份黨綱仍然預言資本主義即將滅亡,但準備以和平手段追求社會主義。恩格斯去世後,伯恩斯坦作為他的遺稿保管人,開始著手修正革命理論,以使其適應改良主義實踐,與馬克思的預測相反,他指出,工人階級的境遇不是惡化而是改善了。
一八九八年, 伯恩斯坦出版了《進化社會主義》(Evolutionary Socialism) 如書名所指,他的結論是不必進行革命,利用合作社、工會和議會席位這幾件事,就可以漸進而溫和地實現社會轉型。他將兩種運動方式進行了對比:後者是一個依靠合法活動推動的明智、有序但緩慢的歷史發展進程,而革命活動則是要憑藉感情和自發行為推動歷史加速發展。
但他昔日的合作夥伴卡爾·考茨基則以一個虔誠馬克思主義信仰守護者的姿態,反對以上觀點。他反對伯恩斯坦把問題歸咎於階級對立的激化,而非工人的日益貧困，認為資本主義滅亡的時機終將成熟,無產階級終將取得政權,而草率的行動不會讓資本主義滅亡。但他並沒有完全解釋清楚如何看準時機,以及如何奪取權力。他相信,工人階級在革命前的鬥爭時期準備得越充分,就越有可能和平地取得政權。這使得他一直宣稱德國社民黨是一個無須真正發動革命的革命政黨。
以上原則或差異沒什麼意義。一個準備花很長時間逐步取得政權的政黨要做教育和組織工作,這和那種想用「一勞永逸的暴力行動」奪權的政黨大不相同。然而在政治策略方面,這種思想卻很有道理，它讓革命者們能夠保持自己的信仰和追求,但又不會給當局實施鎮壓的理由。很難說這不是一種成功。社會民主黨在一八八七年德意志帝國議會選舉中獲得了一〇%的選票 到一八九○年得票數就翻了將近一倍 一九〇三年時又達到三〇%以上,想了解無產階級的階級意識成熟度,只要看看德國社民黨不斷提升的支持。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E%B7%E5%9B%BD%E7%A4%BE%E4%BC%9A%E6%B0%91%E4%B8%BB%E5%85%9A
盧森堡
羅莎盧森堡(Rosa Luxemburg)是修正主義的強烈批判者,但同時對於將工人運動與政黨完全連結起來的做法持謹慎態度。
https://en.wikipedia.org/wiki/Rosa_Luxemburg
她為俄國社民黨和德國社民黨建立起獨特的連結並活躍於兩黨之間,但這同時也意味著兩黨都不會把她當成自己人。
盧森堡的出發點是,工人將藉由鬥爭和實踐逐漸成長為社會主義者。政黨的任務是幫助他們制定計畫, 但不需要自上而下地向他們灌輸思想意識。她反對實行集中制的官僚主義政黨。真正的策略創新不是政黨領導人的組織發明,而是「已經爆發起來的運動本身的自發產物」。鬥爭將是長期的而且無疑會遭遇挫折,讓她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如果不對國家權力發起攻擊,鬥爭該如何進行,或者說如何確定勝利的標準。
她想到了群眾罷工,覺得這是避免過早暴動的風險和議會改良主義陷阱的最佳方式。她的靈感並非來自德國,而是來自俄國。一九〇五年一月,一場自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革命以來發生在歐洲國家的最嚴重暴動在俄國拉開了序幕。以俄國在戰爭中敗給日本為背景,以槍殺前往冬宮向沙皇請願的手無寸鐵工人為導火線,歷時數年的經濟和政治動亂蔓延至各條大街小巷。從工人委員會到工會,形形色色的組織大量湧現, 襯托著局勢的動盪,表達著各自的訴求。盧森堡回到華沙投身群眾運動,並開始相信有效的革命手段是罷工。
在恩格斯看來,舉行群眾罷工必須要有「一個工人階級的完善組織和充裕的基金」 在具備這些條件之前,工人們應該已經透過其他手段得到了權力。而且,如果他們有了這樣的組織和資金,「也就無須走大罷工的彎路去達到它的目的了」
她還反對德國工會之類的組織把罷工看成經濟活動的一個單獨類別。經濟和政治密不可分,相互依賴。 群眾罷工的優點就在於結合經濟鬥爭和政治鬥爭。罷工可以從經濟訴求開始,然後在社會主義者的鼓動和政府的應對下變成某種更政治化的運動。更重要的是,它們有助於提高階級覺悟:「在革命大起大落的波浪式發展中,最可貴的是它的精神成果,因為這是永存的:無產階級在知識和文化上的快速發展,為今後在經濟和政治鬥爭中不可遏止的前進提供了堅實的保障。」資本與勞動的矛盾越是發展,群眾罷工就越是有效，它們不會取代「殘酷的街頭起義」
因為在運動發展到最高潮時,群眾武裝必須迎戰國家武力的進攻。只是街頭起義將會僅僅成為「漫長的政治鬥爭時期的一個瞬間」
軍事史學家德爾布呂克對殲滅戰略和消耗戰略做出的區分
殲滅戰略要求以一場決定性戰役全殲敵軍,
而消耗戰略則利用一系列替代手段拖垮敵人。
在政治上,這兩種戰略也可以被分別稱作顛覆戰略和疲勞戰略。顛覆戰略靠的是「迅速集中力量正面迎敵,以決定性的打擊瓦解敵人,使其喪失反抗能力」,而疲勞戰略是指:最高統帥開始時會避免決戰;他的目的是採用所有機動迂迴的戰術令敵人疲於奔命,沒有機會透過打勝仗來提升部隊士氣;他會努力透過接連不斷的消耗和威脅拖垮敵人,持續減弱他們的抵抗能力並挫其鬥志。
考茨基極力主張採用疲勞戰略。盧森堡熱衷的群眾罷工則志在顛覆政權。後者是輕率魯莽的,因為會招致政府的鎮壓, 而這正是考茨基最希望避免的。
欸，以往學校教的主流比較是右派的政治經濟思想觀念
這下子補修的一些左派的政治經濟思想觀念
原來不管是左派還是右派，其實派系內的鬥爭都很激烈，乃至於左派似乎更加強調路線與思想高度…
列寧
https://en.wikipedia.org/wiki/Vladimir_Lenin
考茨基對顛覆戰略和疲勞戰略的區分,也得到了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布爾什維克派領導人弗拉基米爾,他 ·明市(Vadimit Hyich Lenin)的認可。
列寧對派系鬥爭的偏好,反映了他的優先目標,那就是建立起聽從他領導的黨組織。為此,一九〇五年革命一爆發,他就在倫敦召開的黨代會上奮力爭奪對黨報的控制權。從他對所有革命問題的分析方法可以看出,他早年養成了執著專一的做事習慣。在列寧的政治經歷中,有兩件事對他影響較大,一件是哥哥亞歷山大因試圖行刺沙皇而被處死刑,另一件是他自己因在大學期間參加示威活動而被開除學籍。一八九一年,俄國發生可怕飢荒,而政府的不作為使形勢不斷惡化。此時,已經研究了兩年馬克思主義的列寧更加積極地參與到了政治活動中(和同時代的其他人一樣),開始以一個忠於馬克思理論的社會主義革命者自詡。接著, 他也走上了一條俄國革命者常走的老路:坐牢、流放、遍訪歐洲、參加革命者集會,嘗試建立能夠逃避警方審查的祕密組織,以及編輯一份革命報紙——《火花報》 (Iskra)
如果說列寧有個榜樣的話,那他就是車爾尼雪夫斯基的小說《怎麼辦?》中的「新人」拉赫美托夫 (Rakhmetov) 。
兩人都過著苦行僧般的生活,不菸不酒,完全獻身於革命事業,隨時準備犧牲自己的一切。列寧還借用車爾尼雪夫斯基的小說標題來命名自己的第一部主要戰略論著,此書於一九〇二年三月出版,當時列寧三十三歲。他有意培養自己強硬、堅韌、有條理和不妥協的性格,為了理論和策略問題不惜與昔日同志反目,在進行論戰時言辭激烈有如疾風暴雨。他對待不同意見毫不留情,而且從不承認錯誤,即使那些譴責修正主義的人,也恐懼列寧的觀點
如果迅速革命意味著加快歷史發展進程,那麼俄國有大段歷史需要快速帶過。俄國物質發展水平落後, 尚未告別封建時代,與此同時,它永遠表現得民怨四起而又好戰,列寧沒有解釋了為什麽用其他方法革命沒有出路,而只有透過一個組織緊密,紀律嚴明的政黨堅持不懈地按照他的方法去做,革命才能成功。
從《怎麼辦?》的很多内容來看,列寧的主要攻擊目標是「經濟主義」
經濟主義者們嘲笑空談理論的馬克思主義者在工人腦袋裡塞滿不切實際的訴求,認為還不如集中精力提些實際的建議,得到實實在在的眼前利益。因為在俄國的高壓環境下,經濟訴求的風險遠低於政治訴求,而政治訴求可以留給一直盼望民主革命的資產階級提出。列寧諷刺這種觀點是「尾巴主義」,是跟在無產階級運動的屁股後面走,而不是領導它。他以德國社民黨為例來證明有效的組織可以鼓舞工人,讓他們相信自己每天的鬥爭都是為了實現社會主義。因為社會主義是最佳解答,所以不能讓它的意義有絲毫弱化。
就像他的批評者所指出的,上述說法想當然地認為工人沒有自己進行鬥爭的能力,必須由那些掌握社會主義理論的人來指導。列寧寫道:「社會民主主義的意識只能從外面灌輸給工人,各國的歷史都證明:工人階級單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聯主義的意識。」鑑於只有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種政治意識,拒絕接受其中任何一個都意味著接受了另一個。但是,列寧似乎並不擔心這個問題。他相信工人的天性,所以並不認為職業革命家先鋒隊的努力可以代替工人階級的努力。他擔心的主要是俄國社會主義的先天不足。在政治上不夠成熟,組織鬆散,無法賦予鬥爭必要的凝聚力和目標,無法引導鬥爭遠離「資產階級意識」。這些事需要職業革命家來做。
所有這些在歐洲主流馬克思主義者中並沒有引起什麼特別爭議,只是他對資本主義意識和社會主義意識的尖銳劃分引出了奇怪的結論,即純粹的工人階級運動幾乎注定會變成資產階級運動,除非由出身資產階級、精通理論的職業革命家來領導運動。列寧也不希望由知識分子來領導運動,認為這個群體太喜歡空想、利己,而且對他所看重的黨的紀律無動於衷,真正重要的是政黨本身,它扎根於無產階級 得到他們的支持,但也必須為整個運動制定目標和相應的策略。無政府主義者曾警告,政黨本身將變成一種目的。但馬克思主義者堅持認為任何一個至高無上的角色都只會在革命進程迫切需要時發揮短暫的作用,而非反映領導人的私利。
列寧堅稱,政黨僅僅是實現目標的工具,然而他卻以一種非常獨特的方式對組織和領導權問題給予太多關注。在同樣的政治環境下還有許多其他積極有效的替代辦法可選擇。然而列寧期盼著能有一個理論正確、行動堅決的政黨來發揮果斷的領導力。
列寧的組織能力和旺盛幹勁首先被用在了對付黨内批評者上,而不是他想要推翻的制度上。一九〇三年七月,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在布魯塞爾召開了第二次代表大會,列寧領導的黨報《火花報》編輯部及相關人員參加了會議。該黨在這次會上儼然分成了兩派力量,儘管兩派直到一九〇五年的另一次黨代會上才正式決 裂。以列寧為首的布爾什維克派(多數派)和孟什維克派(少數派)之間的論戰占滿了報紙版面。論戰源起於有人指稱列寧堅持要在黨內設立一個大權獨攬的中央委員會,接著又涉及黨員資格問題,即政黨是應該只接納那些全心致力於政黨大業、隨時準備為政黨工作的人,還是應該同時向那些只願意提供一點幫助的人敞開大門。一是把政黨變成一個菁英集團;另一徑則是把黨發展成為一個群眾性政黨,對黨內領導權實行民主管理。除此之外,兩派在政黨的策略問題上也存在很大分歧。孟什維克派傾向於和自由派聯合, 採用議會手段展開鬥爭,而列寧不太願意依靠議會鬥爭,認為農民才是天然的同盟軍。
在所有這些激進的團體之間,不同意見常常會自然而然地升級為對原則和理論核心問題的爭執,而列寧的態度使論戰氣氛更趨緊張。孟什維克派不僅令人奇怪地接受了一個自貶身分的名字(少數派),而且也不特別善於妥協,這在很大程度上源於其內部分歧,他們的領導階層不團結,紀律也很渙散,列寧則是個極具影響力的人,從不做好好先生,對政治騎牆派和妥協派缺乏耐心。他寧可控制一個小集團,也不願在一個大集團裡和人分享權力。革命注定是件專制的事情,需要一種帶有「雅各賓心態」的強制性獨裁。
盧森堡對於列寧的這些組織設想感到震驚,這無疑和德國社民黨內的官僚作風給她留下的印象有關。
她認為這些設想會強化保守主義的力量,破壞創造力,剝奪政黨(以及更廣泛的運動)的各級組織發揮革命主動性的能力。列寧所主張的「極端集中主義」「其整體實質是控制,「是束縛而不是聯合整個運動」。她認為眼下的問題是「如何建立巨大的無產階級黨組織的問題，不能預先要求這個方案完美無缺,無論如何都必須經過實際生活的烈火考驗」
進一步, 退兩步
一九〇五年發生的諸多事件或許可以證明盧森堡的正確性。就在一九〇五年革命開始時, 俄國社民黨的內鬥延燒到了當年二月召開的另一次代表大會上。這一次,孟什維克派因為黨內元老級政治家普列漢諾夫(Plekhanov)背棄了列寧,而占得上風。列寧評價這次代表大會的論著題為《進一步,退兩步》(One Step Forward, Two Steps Back,編按:是俄語文法表達方式,實際則是先退一步,再進兩步的意思),表達了他面對挫折時的沮喪心情。黨內反對派被他罵成是機會主義者。現在,這些已經接管了《火花報》的人開始發起反擊,痛斥列寧的偏執作風和菁英集權主義思想。兩派都自稱代表無產階級的利益。
當時國內形形色色的政治勢力,包括自由派團體和對現狀不滿的下級軍官組織等,都想結束沙皇統治。最引人注目的是,聖彼得堡和莫斯科出現的地方工人委員會,即蘇維埃。布爾什維克對它們充滿猜疑,但又不得不有所遷就。它們的明顯局限性驗證了列寧對組織不力的後果的擔憂。在執政當局取締蘇維埃後,莫斯科發生了孤注一擲的起義,缺少武裝的革命者遭到政府軍屠殺。
當時是十一月,列寧很快就能趁著大赦從日內瓦安全返回俄國。此時,革命已經發展到最高潮。隨著十月一場全俄大罷工開始,沙皇許諾進行憲法改革以緩解眼前的危機,接著當局便對革命者進行迫害,社會主義者似乎已走投無路,他們內部出現了爭論,不知這狹窄的政治空間裡何處是自己的容身之地, 這次經歷顯然讓列寧感到不安。只要人民大眾仍然同情廣泛的政治運動,就沒有必要改變策略,使用恐怖和暴力手段 一旦運動失敗,他也變得好戰起來,要求採取更直接的行動。就像一八四九年後的恩格斯, 列寧在一九○五年後認定,他必須研究軍事戰略-「歷史上的偉大鬥爭只有依靠武力才能取得成功,而在現代鬥爭中,武裝組織就是軍事組織。」 他很想看到身上帶著「左輪手槍、刀子、用來放火的浸滿煤油的布條」的武裝民兵構築街頭防禦工事。他抱怨同志們做事拖泥帶水,說了半年之内要造炸彈,最後一枚也沒造出來。這似乎更體現出他的失意沮喪,而不是成竹在胸。他玩弄恐怖分子的伎倆,包括沒收銀行儲金。這種為了行動而行動的做法,鞏固了列寧的強硬派形象,但也顯得他魯莽輕率。
戰爭與革命
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歐洲的各路社會黨普遍對未來充滿信心。特別是在法國和德國,這些政黨已經成為令人生畏的選舉力量。它們的共同家園是第二國際(Second International)。
https://en.wikipedia.org/wiki/Second_International
第二國際是一八八九年為紀念法國大革命一百週年而成立的,為了避免重蹈第一國際的覆轍,還杜絕了無政府主義者的加入。其間,意識形態的爭論依舊激烈,但各派之間總體上是友好的(這就是為什麼列寧的行為在大家眼中如此古怪) 修正主義和群眾罷工問題雖然引發了意見分歧,但很少會讓同志之間徹底鬧翻。但有一個問題可能比意識形態更容易造成不和,那就是戰爭。戰爭涉及民族主義,原則上會破壞階級團結。 雖然馬克思主義者稱不上是和平主義者,但向來被認為是反對軍國主義和反對戰爭的,因為戰爭對工人階級沒有任何幫助。他們清醒地意識到了當時大國關係的緊張及其可能轉變為一場重大衝突的危險。關於社會主義者應如何阻止這樣一場災難發生,包括是否應該為此舉行罷工和示威,他們曾展開嚴肅而熱烈的討論,但沒有討論出什麼結果。部分是因為無論某些國家表現得多麼好戰,他們都不相信如此可怕的事情會成為現實;同時也因為罷工示威行動會被簡單地視為不愛國的表現從而為當局鎮壓提供口實並失去民眾支持。
當危機在一九一四年七月間越演越烈時,主流社會主義政黨仍缺乏應有的緊迫感。他們沒有意識到這次危機比以往更嚴重。第二國際也不一定能起什麼作用。社會主義者的戰爭觀向來源於帝國主義理論和「經濟競爭催生領土占有欲的固有觀念
」。他們沒有想到,戰爭會打著自衛的旗號而得到民眾擁護。為了維護團結,第二國際以正式立場文件強調了和平時期出現黷武主義的危險性,但同時認為戰爭威脅離歐洲還很遙遠,不必急著揭開「它自己身上潛在的民族主義裂痕」。就這樣,他們對突如其來的戰爭毫無準備。
第二國際就此瓦解。各政黨也因其黨員高漲的愛國熱情,紛紛倒向了本國政府。
列寧看到戰爭對沙皇政府帶來的危機,他從一開始就認為俄國戰敗將是最好的結果。事實證明了他的預判。一九一七年二月,君主統治在缺糧騷動、罷工和街頭示威的浪潮中轟然崩塌,沙皇尼古拉二世 (Nicholas II)遜位。此時,布爾什維克派因其領導人流亡在外,無法從危機中獲得好處。那些身在俄國的布爾什維克成員最初支持自由立憲派組建政府。列寧四月從流亡地瑞士回國後,立即號召發起世界範圍內的社會主義革命,同時明確表示不支持新政府。此舉風險很大:他的政黨受到了孤立,但這也意味著他們不必對國內惡劣形勢負任何責任。與此同時,臨時政府也在垂死掙扎,內部出現分化,不得不把各項棘手問題推 遲到舉行立憲會議選舉時解決。隨著戰爭的繼續,經濟狀況更加惡化。列寧由於被指稱為德國間諜,逃到了芬蘭。
儘管列寧反覆強調,政黨應該是一支由菁英組成的先鋒隊,但在當時的狂熱氣氛中,布爾什維克已經漸漸變成了一個群眾性政黨,並不是所有黨員都懂得科學社會主義理論。列寧雖是政黨領袖,但只代表了黨內最極端的一部分人,其他人總想著對政府做出讓步。列寧的成功並不是精心組織或重視思想純潔性的結果, 而是在於他對形勢發展無與倫比的把握能力。他了解人民的悲慘處境,深知他們對於現有制度更失望,現在這個時候需要的不是向少數人灌輸一大堆思想的宣傳家,而是向廣大人民傳播的煽動家,他提出「和平、土地和麵包」的口號,領導布爾什維克發動群眾運動,以堅決反對戰爭的態度樹立起自己的鮮明形象。
隨著新的軍事攻勢不斷帶來新的災難,布爾什維克的聲譽也在不斷提升,然而,一場誤判了形勢幾乎斷送了一切。當局的鎮壓行動差點瓦解布爾什維克的領導階層,好在他們幸免於難。 到了八月,臨時政府終於失去了民眾的支持。在此形勢下,布爾什維克該擁護成立一個基礎廣泛的聯合政府,還是該冒著內戰風險奮起革命呢? 九月,列寧得出結論認為,國家已經嚴重兩極分化,將來不是左派專政就是右派專政,別無其他出路。十月, 列寧從芬蘭回國,提出了「一切權力歸蘇維埃!」的新口號。這意味著政府的權力將被剝奪。他獲得了布爾什維克中央委員會對武裝起義的支持。
列寧之所以能在一九一七年贏得勝利,是因為他堅持到了最後。本來有好幾次他都險些被處死或下獄, 也可以考慮像其他人一樣投靠臨時政府,遭人唾罵。以前他所受的孤立曾害得他為潮流所不容,而現在這反倒成了最大優勢。當他麾下的隊伍自下而上發展壯大之後,就不需要自上而下的同盟了。
布爾什維克革命永遠地改變了左派陣營的戰略語言。左派的語言在一九一四年以前,還有包羅萬象、不停變化和敏於時勢的一面。在戰前的第二國際歷次會議上,各派社會主義者之間充滿著交流和爭論。但隨著列寧的成功,言論氣氛漸趨刻板僵化。運動的中心從柏林轉移到了莫斯科。善於從政治效果角度評判各種思想和觀點的列寧,現在可以主宰對馬克思主義的解釋了。在撰寫於一九一七年、發表於一九一八年的小冊子《國家與革命》(State and Revolution)中,列寧堅持馬克思的極端和不妥協觀點,藉其解釋了俄國為什麼能夠繞過資產階級革命,快速通向共產主義。如果列寧的革命努力失敗,這本小冊子就會被遺忘。但列寧是一個即將取得革命勝利的人,作為他的思想體現,這本冊子獲得了權威地位。
列寧和他的接班人史達林注定會成為一場嚴格遵循正統理論的運動的導師,持不同意見的人將被逐出團體或遭到更嚴重的懲罰。
官方立場不僅僅是更高明的觀點,還是「正確的」和科學的觀點。不正確的人也不只是做錯事,還是階級叛徒。
列寧一九一九年創立的新的第三國際堅持,共產黨應該集中權力,準備發動暴力革命,然後實行專政。
https://en.wikipedia.org/wiki/Communist_International
他們同現有的社會黨劃清界限,不斷強調著兩者在共同價值觀和目標之外的差異。此時的列寧和托洛斯基堅信自己是革命洪流中的先驅,期待著其他國家的革命者能以他們為榜樣。在戰後的躁動氣氛下,這種期待不算過分,而且一九一九年發生的一系列未遂革命也取得了些許進展。但最終,除了蘇聯的誕生,這簡直就是一段堪比一八四八年革命的挫折期。德國的情況尤其如此。隨著一九一八年十一月的突然戰敗,德意志帝國垮台,社會民主黨主導籌組了新政府。正當所有革命運動方興未艾之時,布爾什維克卻打起了內戰,無法向歐洲同志伸出援手。他們最接近輸出革命的機會,就是與波蘭的衝突,但以失敗告終,因為波蘭的工人和農民將民族利益看得比階級團結更重。後來,莫斯科又試圖在一九二一年和一九二三年重燃德國革命之火,最後卻以可笑的失敗收場。
遭到孤立和包圍的布爾什維克竭盡全力地應付著內戰、外部干涉和飢荒。所有這些困境使他們確信,必須牢牢抓住權力槓桿。史達林在設法成為列寧的接班人後,對權柄抓得更緊了。為了鞏固自己的地位,他對黨組織嚴加控制,利用徒具形式的審判和大規模清洗,除掉了所有潛在的異己。列寧的親密副手托洛斯基被迫流亡國外。
雖然托洛斯基譴責史達林的惡劣行徑,但無權質疑強大的無產階級專政,況且他也沒想這麼做。他也曾參與革命早期的種種暴行,所以不會承認最初的蘇維埃理念存在錯誤。他堅持認為,蘇聯雖然毀於其領導者之手,但仍舊是一個工人階級的國家,完全可以從暫時折磨它的官僚主義逆流中重獲新生。史達林把一切罪過都推給托洛斯基的偏執做法,也造就了托洛斯基的極端自我主義。他總是把自己幻想成一個現實存在的蘇聯「左翼反對派」和一場注定要完成歷史使命的國際運動的領袖。比起史達林的浮誇,托洛斯基無疑更具現代風格。但他過於教條,很容易因為思想上的偏差和支持者們爭吵。左派理論之所以變得枯燥無味、禁不起推敲、完全淪為一九一七年革命的遺產,他本人是有責任的。
同時期,蘇聯以外的左翼政治運動充斥著你死我活的派系鬥爭,它們在能力和資源之間、政治形態和民主理想之間的差距日益突出。莫斯科要求各主流共產黨以支持其反對國內外敵人為當務之急。於是,與蘇聯的最新對外政策保持一致、拒絕給予反對勢力任何援助成了各政黨工作的重點,地方上的形勢和問題統統被棄置一旁,哪怕這在實行中會讓資產階級更好過。這種單調的政治氣氛把理想主義者變成政黨的工具,迫使知識分子陷入了痛苦的選擇,不知是該忠於工人階級運動還是忠於自己的良心。從此,作為戰略創新之源的歐洲馬克思主義再也沒能恢復生機。
欸，終於更能體會品味共產主義者的那種階級鬥爭、精神勝利、惟物主義、教條意識形態等等矛盾與錯亂- 理念沒有理性，行為才有理性！
左派三大路線
1.保守派(修正路線)- 透過政黨與議會政治路線，(透過妥協)來贏得選票
2.中間路線(罷工工運)- 透過罷工，來顛覆政黨或政權，激發革命
3.激進路線(以黨領政)- 透過少數極端(+不妥協)份子，來引導群眾，發動革命
從戰略或歷史的角度來看，其實以上路線沒有對錯是非，端看哪一派在當下的情境演化當中存活了下來，行為對或錯端看事後的情勢發展。
第21章 官僚、民主人士和菁英
十九世紀的最後幾十年中,至少在歐洲,任何社會學學者都不可避免地研究過馬克思這個社會學領域最有分量、最具煽動性的人物。因為馬克思, 社會學作為一門獨立學科發展起來。它的奠基者之一愛彌兒.涂爾幹(Émile Durkheim)
https://en.wikipedia.org/wiki/%C3%89mile_Durkheim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F%83%E7%B1%B3%E5%B0%94%C2%B7%E6%B6%82%E5%B0%94%E5%B9%B2
曾計畫研究馬克思但此事從未兌現。
在反駁馬克思觀點的同時,社會學還充當「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一般社會意識」和「重塑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一個來源。自由主義包含著很多不同的分支,缺少一種有主導作用的理論來源。需要設法避免導致分裂的階級鬥爭,為開明國家的改革計畫提供可靠的理論依據，特別是對已經不相信放縱的資本家、腐敗墮落/玩弄權術的政黨領袖的那些人而言，那就是社會科學研究。
在馬克思的理論綱要中,權力和利益問題是核心。而有種更注重實證主義的科學則讓人聯想到了某種非政治、無偏見和不帶感情的事物,似乎研究的是自然現象。可是那麼多的事物都與政治利害攸關,研究它們真的能只重證據而不在乎有權有勢者和那些質疑它們的人的影響嗎?
實際上,科學研究並非不諳政治，從事實際研究的人總把自己視為進步力量,認為自己在人類事務中代表了理性主張,反對任何編造出來的觀點和盲目信仰。而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可以毫不費力地從這番話中聽出統治集團的思想意識,斷言這都是為了滿足資產階級的利益。
社會學三大始祖巨人-
馬克思、涂爾幹、韋伯(原來三大始祖巨人之間也是互斥不相容的XD)
三位始祖巨人各自被自己提出的理論所綁架？
馬克思(1818-1883)看見資本主義與資本家的邪惡，提出階級鬥爭與工人聯合革命的概念，雖然已發了風潮，但自己的理論卻被現實歷史發展打臉
涂爾幹(1858-1917)研究各種社會組織的分化與分工，乃至於社會學是一門價值中立的學科，現實生活卻難以擺脫政治的影響與衝擊
韋伯(1864-1920)承續以上兩位，看清楚了各種兩難矛盾與對立衝突，悲觀地發現自己無能無力或許也宣告了社會學的窮途末路（只有我這個閒人加減研究以上死人的錯誤見解XD，外加回頭反省思考身而為人的意義與價值）
韋伯
馬克斯.韋伯(Max Weber)
https://en.wikipedia.org/wiki/Max_Weber
他生於一八六四年,父親是個二線的自由派政治人物,父子倆關係疏遠。韋伯於一九二〇年死於肺炎,之後聲望和影響力大漲,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像克勞塞維茨一樣)忠誠的遺孀對他的文稿進行了精心整理,在丈夫死後得以出版發行。他的觀點(連同他的個人生活)在今天的人們看來相當複雜,這其中當然有自由主義的一面但同時也有帝國主義和致力於建設強大德國的一面。
他也許算不上一位戰略理論家,但影響力卻是非常巨大：
1.他尋求證明一種價值中立的社會科學的存在
2.在他最知名的著作《基督新教的倫理與資本主義的精神》 (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中,提出了不同於馬克思的觀點,論證了文化因素在資本主義發展中的作用。
3.他把自己變成了一個官僚體制悲觀論者,指出科學的理性主義已經滲入生活各層面。
4.提出一種政治觀,認為政治是一齣永恆戲劇的一部分。由此觀點引出一種描述戰略選擇的方式,要求像渴望理想那樣關注結果。
《基督新教的倫理與資本主義的精神》之所以聲望卓著,是因為韋伯在其中對漸進的「西方文化理性主義」表達了結論性的失望,後者頌揚慣例常規,以及那些可靠、可測和有用的事物,並由此認為自然應服從科學,社會應服從官僚政治。組織機構的日益複雜化、知識的專業化以及對專業人員的需求,都促成了官僚制度的崛起。他在結論中警告,一個承載著只具有技術性價值的理性化文官政府的「鐵籠」即將出現,它將會被視為「終極和單一價值,一個應該決定所有事務的組織」。那些待在籠子裡的人都是「沒有靈魂的專家和沒有心靈的感覺主義者」。官僚機構冷漠無情、麻木不仁,雇用的都是些眼界狹隘的順從者,他們雖稱職卻缺乏創造力,沒有任何更深層次的追求。
官僚主義在韋伯的世界觀中和資本主義在馬克思的世界觀中一樣,兩者扮演著相同角色。韋伯認識到官僚主義不斷增強的力量及其不可抗拒性,因為他也在自己的作品中尋求成為一個專業且稱職的技術人員, 但他無法為此而高興。科學讓人們在失去盲目的宗教信仰之後幡然醒悟,卻無法生出新的吸引力。韋伯珍視自由和開放,但在原則上又無法反對法律的準則、健全的政府和盡責的官員。生活可能會失去深層意義、流於俗事
但至少整個系統運轉正常。官僚主義「從形式上看,是對人類實行必要控制的已知最為理性的手段。它在精確性、穩定性、紀律的嚴密性以及可靠性上優於其他任何治理形式」。
同樣,政治是個永恆的現象,不可避免又令人煩惱,因為除此之外沒有什麼恆久不變的東西,無論是和平、正義還是救贖。政治是一種權力和不斷的鬥爭。權力是面對阻力時仍能貫徹自己意志的能力,表明了某種由暴力控制之物或使用暴力的可能性。因此,政治是和國家相連的。政客們必須說服別人追隨他們,但這在習俗和宗教面前就不管用了,官僚制度本身不可能是價值觀的來源。這就產生了合法性的問題,也是韋伯從接受度而非固有價值的角度提出的一個檢驗標準。對於韋
伯來說,政治信仰的本質是一個核心謎題,儘管他更傾向於從信仰的類型上而不是實質内容上解答它。
在一次大戰期間和戰爭剛結束之後,韋伯應「自由青年學生」(Free Student Youth) 組織之邀在
慕尼黑發表過兩次演講。第一次在一九一七年十一月,探討的主題是「以學術為志業
」 (Science as
a Vocation)
https://en.wikipedia.org/wiki/Science_as_a_Vocation
摘錄：
韋伯探討了“科學的價值是什麼？”這個問題。並關注支撐科學事業的倫理學的本質。對韋伯來說，科學給出了解釋方法和證明立場的方法，但它無法解釋為什麼該立場首先值得持有；這是哲學的任務。沒有一門科學是沒有假設的，當假設被否定時，科學的價值就喪失了。
韋伯認為科學永遠無法回答生活的基本問題，例如指導人們如何過自己的生活以及重視什麼。他主張的價值只能來自宗教等個人信仰。他進一步主張將理性和信仰分開，並指出每個人在各自的領域都有自己的位置，但如果交叉就行不通。
韋伯還將政治中的事實與價值分開。他認為，教師應該向學生傳授知識，教他們如何邏輯地澄清問題——甚至是政治問題——但教師不應該在課堂上灌輸或宣揚他們的個人政治觀點。
第二次在一九一九年一月,主題是「以政治為志業」(Politics as a Vocation)。
https://en.wikipedia.org/wiki/Politics_as_a_Vocation
摘錄：
主要觀點是政治家需要在“道德信念倫理”和“責任倫理”之間取得平衡。道德信念倫理是指政治家必須持有的不可動搖的核心信念。責任倫理是指日常需要以維護和平以謀求更大利益的方式使用國家的暴力手段。韋伯寫道，政治家必須在這兩種道德規範之間做出妥協。最有效的政治家是能夠激發追隨者的情緒，同時以冷酷的硬道理—頭腦—進行嚴格統治的人。但是，他認為，這是正常人類無法完成的任務，因為他們是徒勞的。
虛榮心給政客們帶來了獨特的問題，因為他們確實控制了合法暴力的工具。普遍的虛榮心意味著政治家傾向於根據對追隨者和諂媚者的情感依戀來做出決定，而不是根據公正有效地治理所需的理性推理。韋伯發現這是政治家的共同特徵。因此，政治的危險植根於政治家與國家固有的暴力手段之間的關係，而這種關係將被任何虛榮的政治家濫用。這就是為什麼韋伯強調政治實踐是如此困難。
根據韋伯的說法，這些政治組織合法統治的理由分為三大類或類型：
傳統權威
基於習慣的“永恆的過去”的權威。韋伯將習俗定義為主要是父權制、世襲制和傳統的範圍。
魅力權威
個人的啟示、英雄主義或其他領導品質”的權威。與先知、煽動者和民眾投票的“魅力”有關
法律權威
法律理性權威，基於有效法規的合法性，由受過技術培訓的公務員執行。法律權威假定公務員和人民對法律機構具有理性的能力和有條件的服從。
兩次演講如今已被公認為社會科學發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事件。韋伯親身從事了這兩種職業(或者說是行業),但最成功的還是學術。他所面臨的挑戰之一在於弄清楚一個人能為其他人做些什麼。必須將科學的客觀性和政治中的黨派偏見區分開。
科學和價值之間的相互作用實際上是手段和目的之間的相互作用,這種相互作用,指的不是必要的和諧,而是持續的衝突。韋伯提出,「在無數的情況下,獲得『善的』結果是和一個人付出代價的決心相連的,他為此不得不採用道德上令人懷疑或至少是有風險的手段,還要面對可能出現,甚至是極可能出現的罪惡的後果」。
這些難題今天看起來或許很普通,但之前從沒有人能夠如此清晰地表述出來,而且堅信沒有任何政治制度能夠對給予最終解答。
韋伯的個人職業無疑是科學家,這也是他一生中最有建樹的領域,但他在政治方面的才能卻乏善可陳。一九二〇年,他認識到自己已經不可能有什麼作為,於是退出了政黨領導階層,並表示;「政治家 應該且必須學會妥協,而我的職業是個學者······學者不需要做出妥協或是掩飾自己的愚蠢,」政治這一行不適合他， 但在感情上,他仍然執迷於建設一個強大德國的想法,敵視和平主義,對於突如其來的革命行動大動肝火,儘管他的不少朋友也參與其中。
韋伯提出了一種分析,它直指戰略思考中緊張關係的核心,那就是無論目標多麼崇高,如果無法實現就是毫無意義的。他繼續強調,分析手段時要參照它們帶來的後果。國家不能根據它的目的來定義,因為存在多種可能性,為國家下定義,必須根據它的手段,「即暴力的使用」 他並沒有說暴力是國家的常規手段或唯一手段,然而暴力是國家特有的手段。所以,國家是這樣「一個人類團體,在一定疆域之内(成功地)宣布了對正當使用暴力的壟斷權」。只有國家可以使暴力合法化。一旦這種壟斷權受到威脅(當時威脅既來自外部也來自內部),國家就會陷入困境。
國家權威大體有三種來源:傳統、法治和超凡魅力(charisma)。由於傳統型權威已不復存在,法治型權威又作用有限,韋伯把目光投向了魅力型權威。他所謂的超凡魅力指的是某種特定的政治領袖素質,是憑藉神聖不可侵犯的氣質、英雄主義精神以及典範性人格獲取權威的能力。超凡魅力是一種將領導者區別於普通文官的政治素質。政治家應該時刻準備「採取立場,充滿激情」 而普通文官則應「忠實地執行上司的命令,就像完全符合他本人的信念那樣」
問題在於權力應該如何正確行使:「一個人,如果他獲得允許，把手放在歷史的舵上,他必須成為什麼樣的人呢?」
人們必須在基於信念(最終目標)的倫理和基於責任的倫理之間,在根據基本原則(即行事對當事人不利)和根據可能的結果行事之間做出選擇。韋伯在演講中對那些拒絕在原則上讓步、沉浸在用『革命』這高傲的名稱來修飾的這場狂歡節中的知識分子」發出質疑,抨擊他們「缺乏任何客觀責任意識」的空洞無物的浪漫主義。不計後果的做法會讓惡人有機可乘。韋伯嘲笑了那些在行動上幫助反動和壓迫勢力卻指責別人的革命者。如果純潔的動機造成了糟糕的後果,那麼光有這樣的動機就是不夠的。
韋伯質疑「登山寶訓」(Sermon on the Mount,譯註:指《聖經·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七章裡,耶穌基督在山上所說的話。其中最著名的是「八種福氣」,被認為是基督教徒言行的準則)的和平主義思想。他堅持認為,政治家應持相反的觀點,因為不反抗就要「為惡勢力獲勝負責」
於是韋伯為責任倫理大加辯護,指出責任倫理從一開始就看清了人性的弱點,並且根據可能的後果來評判行動。然而,他又擔心政治單純重視即時效應,因為這會使政治變得毫無意義。他的理想是信念倫理和責任倫理結合在一起,構成「一個真正的人——一個能夠擔當『政治使命』的人」
他要尋找的是一個具有超凡魅力的人、一個英雄,同時也是一個領袖,「即使這個世界在他看來愚陋不堪,根本不值得為之獻身, 他仍能無悔無怨」
他強調,政治需要「激情和眼光」 因為「可能之事皆不可得,除非你執著地尋覓這個世界上不可能之事」比起基於純潔動機的行動,韋伯更相信考慮後果的行動,這反映出他對於人的後果評估能力以及有助於此類評估的科學研究的作用抱有信心。社會行為可能一直是種賭博,但是只要對可選行為的預期做出合理設想,就有可能減少不利因素。但沒有這個信心,怎麼來評判一個擬議的行動方案相對於其他方案的優劣呢?
社會科學的錯誤信念與美好想像又在人類歷史上翻過一頁，阿們阿拉觀世音菩薩
托爾斯泰
如果韋伯腦子裡有一個終極目標倫理的代表人物的話,那就是列夫·托爾斯泰伯爵。這位作家解答了困擾他的關於科學、官僚制度和現代主義的所有問題,但視角與他人截然不同。韋伯甚至一度考慮寫一本關於托爾斯泰這個與他同時代的最偉大思想家的專著。韋伯承認,「不說別的」,托爾斯泰至少在既反對戰爭又反對革命這點上是始終如一的,但也正因如此,他不僅與戰爭難以相容,而且對這個世界和文化帶來的好處也大加排斥。”韋伯在「以學術為志業」的演講中專門論述了托爾斯泰的反理性和反科學觀點,這證明他對托爾斯泰潛心研究。在「以政治為志業」的演講中,當韋伯嘲諷仁愛倫理關於「莫要以武力抗惡」的說法
時,也選用了托爾斯泰最喜歡的「登山寶訓」的文句。
這是托爾斯泰的信條。他在經歷了一系列精神危機後,漸漸開始抵制東正教的浮華和特權,發明出了他自己獨特的基督教信仰,其核心就是「登山寶訓」以及「把另一邊臉也讓人打」的寬恕隱忍精神。這種信仰催生了一套規則,包括和平相處、不仇恨、不抗惡、在任何情況下都擯棄暴力、避免貪欲和咒罵。只要這些規則普遍得到接受,就不會再有戰爭和軍隊,甚至不再有警察和法庭。他質疑現有的教會和世俗權力,但同時也反對暴力革命,認為它邪惡且無益。他熱愛鄉村,倡導人與自然的和諧交融,抵制城市生活和財富積累。
我們已經見識過托爾斯泰作為非傳統戰略家的一面
這有著相同的源頭。他非常懷疑特定結果是否能輕易地歸因於精心設計的動機,因而蔑視那些自稱精於此道的人。他鄙視大多數「專家、教授、
聲稱對別人有特殊權威的人」。在《戰爭與和平》中,他曾嘲笑那些自以為是的人,他們聲稱一個偉大的將軍透過層層下達命令表現出來的意志行為,能夠影響一大批人的行動並因此改變歷史,軍事將領和革命知識分子都可以自稱遵循了科學的戰略,但他們是自欺欺人,因為脫離了群眾,不了解這些他們賴以成事的普通人。任何改變,無論是好是壞,都是捲入歷史事件的個人所做出的無數決定的結果。遺憾的是,普羅大眾愚昧無知,或許可以靠共同情感和價值觀維繫彼此關係,但不能充分認識自己的困難,也不能團結起來創造一 個新世界。
說到托爾斯泰對真理的追尋,以及他那用足夠堅定的探索才能獲得的強烈而深刻的信仰,他或許算個啟蒙者;但在很多關鍵方面又是反啟蒙的,他害怕現代化,害怕過度相信科學,害怕他心目中美好生活的本質會在政治改革中蕩然無存。他與他同時代或任何時代的任何公眾運動格格不入。他屬於那些顛覆性的發問者,他們提出的問題自古以來就沒有答案,未來似乎也可能不會有答案」
托爾斯泰的「專長」「在實踐方面表現很弱,簡直讓人頭疼」。 甚至他的家人也不信服他的新生活方式 他帶給人們的,而且對他來說並非微不足道的,是榜樣的力量以及眾多著作和文章。
托爾斯泰堅定不移的和平主張,挑戰了沙皇專制統治,揭示了窮人的苦難,響亮而清晰地傳達出他的核心理念;他對自己思想的宣傳越來越有效,不僅因為他的生活方式,更得益於文學天賦。他在論述中生動地描繪了城市貧民窟中的生存鬥爭、軍旅生活固有的殘酷性,以及權貴階層自欺欺人的本事。他在剖析軍國主義的罪惡和愛國主義的目光短淺時,加進了諷刺手法,偶爾還會表現出先見之明。他將未來的戰爭狂熱形容
為神父「為殺人犯祈禱」 報紙編輯「開始煽動仇恨和謀殺」;描述成千上萬「單純、友善的百姓」將會如何「離開寧靜的辛勤勞作」奔赴戰場,直到這些可憐的人們「在不知道為什麼的情況下,殺掉成千上萬以前從未見過、沒有也不可能傷害他們的其他人」
從這個意義上講, 托爾斯泰眼中的戰爭反映並加重了社會的總體失調和人類的反常分化,並將其推向了一種極端形式,為了要解釋人們這樣做的原因,他提出了自己對虛假意識的看法,那就是人們不僅被他們的政府「催眠」 而且最不幸的是,還互相「催眠」,只有戳穿愛國主義的謊言,才能打破魔咒。他的非傳統戰略構想的核心,就是相信人類社會的分化是反常的,所以如果治癒了這個痼疾,也就不需要抗爭和衝突了。
一八八二年,托爾斯泰參與了莫斯科人口普查。那一年,他寫了篇文章,問了當時俄國人常常會問的 「怎麼辦?」問題 莫斯科剛剛經歷了一個快速發展期,到處都是農村來的移民,給這座城市帶來了擁擠、貧困、犯罪、疾病和剝削等各種問題。他解釋說,這次人口普查是一次「社會學調查」。而且,作為一種獨特的科學,社會學的目標是「實現人民幸福」
不幸的是,儘管有這樣的目標,但無論收集資訊能夠闡明什麼「法則」,無論遵循這些法則能夠獲得什麼樣的長遠利益,窮人的生活都很難馬上有所改觀。托爾斯泰堅持認為,當碰到一個飢腸轆轆、衣衫襤褸的人。 「給他幫助比進行所有可能的調查更重要」。他極力主張接近窮人、幫助窮人,而不是堅持科學上的超然態度,忙著研究一個又一個令人傷心的案例。
他的真正目的應該是拆掉「人類在他們自己之間建起的藩籬」 這意味著拒絕慈善,慈善無非是為減輕那些加劇社會分化的上層菁英的内疚感。所有人應該聯合起來治療社會的傷痛。他呼喚一個共享和博愛 的社會,要求志同道合的人們向窮人以及被壓迫者伸出援手。這在物質上和精神上都有好處。反之,他警告會發生階級鬥爭:「事情不必也不該如此,因為這有違我們的理性和的感情,如果我們活著,就不能讓它發生。」
不幸的是,他很快意識到了自己的曲高和寡。而且當他調查都市人的私生活時,他越來越認為,窮人和富人一樣受到了都市生活的腐蝕。癥結並不在於問題的大小和嚴重程度,而在於莫斯科變成了什麼樣的社會。在窮人中,他畢竟還能發現一些高尚的東西,但要說到酒鬼和娼妓,他對他們的了解和他們對他的了解 同樣有限。這是一種他無力改變的外來文化,以一種令他厭惡的方式存在著。對都市生活了解得越多,他之前的願望就越顯得天真。終於在一天夜裡,他停止了研究工作。他覺得自己既愚蠢又不切實際,就像一位醫生發現病人的病灶,卻不得不承認「為他治病沒有任何意義」 。他不再做筆記。「我不想問任何問題,因為我知道這不會有什麼結果。看起來, 「怎麼辦?」的答案就是「沒辦法」
儘管他仍舊把社會的分化歸罪於他所屬階級的不知節制,但認為根本問題源於都市生活本身,都市是貪贓枉法、腐化墮落之地,改革也無濟於事，其原因甚至比想像的還要深遠。錯誤在於人類追求經濟發展的整個過程。金錢已經成了影響正當人際交往的障礙。只有在大家不那麼看重金錢、不用彼此疏遠防範、更願親近自然之美的地方,才有可能重新找回這種人與人之間的健康關係。他回到了亞斯納亞波利亞納(Yasnaya Polyana) 莊園,身體力行地創造出了自己的農村烏托邦:只有一件衣服,沒有錢,靠體力勞動獲得滿足感。在這種完全脫離現代社會的環境中,托爾斯泰堅持認為他正過著唯一真正忠於自己信仰的生活。
他對現實的態度消極冷淡、拒人千里,但沒有採取什麼直接行動,因為這會涉及某種程度的組織管理和對於人類能動性 (human agency)的推測。
他在一八九〇年寫下:「無政府主義者在許多方面都是對的,如否定現存秩序,證明在現存的習俗中 不可能有比政權暴力更惡劣的東西。」但他又指出,他們犯了一個錯誤,認為無政府主義可以透過革命來確立。無政府主義只能透過這樣的方式來確立,即「讓越來越多的人不再需要政權的保護..…只有一種永久的革命——道德革命:精神的新生」
亞當斯
一八九六年五月,托爾斯泰在亞斯納亞波利亞納接待了一位訪客:來自芝加哥的珍,亞當斯(Jane Addams)
https://en.wikipedia.org/wiki/Jane_Addams
亞當斯是伊利諾州一個富有的農場主的女兒,當時三十多歲,不久將成為美國最讓人敬佩、最
有影響力的女性之一。她的名望源於一八八九年在芝加哥建立的赫爾安居會(Hull House Settlement) 係仿照亞當斯幾年前在倫敦東區參觀過的湯恩比安居會(Toynbee Settlement)而建。其基本理念就是,受過教育、地位優越的人應該和貧窮、沒受過教育的人同住,這樣對雙方都有好處,赫爾安居會最興盛時 十三幢建築,住所、沐浴設施和運動場一應俱全。在這裡,不但有機會學習和享受高雅的美學、文學和音樂
藝術,還能聆聽特邀嘉賓的演講,參與討論、研究和宣傳活動。
亞當斯讀過很多托爾斯泰的著作。她把一八八七年在美國出版的《怎麼辦?》形容為她思想的源泉, 「只有真正和窮人分享自己住房和食物的人,才能無愧地說自己曾經為他們服務過」
托爾斯泰對亞當斯的影響十分明顯,甚至赫爾安居會餐廳的牆壁上都掛著托爾斯泰的畫像。作為一名對有組織的宗教持懷疑態度的堅定的和平主義者和基督徒,亞當斯還明確地支持托爾斯泰的不抗惡思想。她稱自己「從哲學角度堅信反抗毫無意義,認為只能以善制惡,不能蠻幹」 貧困、疾病和剝削是整個社會面臨的挑戰,必須以調解的方式加以應對,否則就有可能引發衝突,使社會四分五裂。她形容福音書是「友愛社區的外在象徵、某種和平的紐帶、某種可以靠團結精神克服所有分歧的神聖之物」
。
不過,她與托爾斯泰的邂逅讓人掃興。他沒怎麼注意聽她對赫爾安居會的介紹,而是「疑惑地看著我的旅行服的袖子」
他斷言,光是袖子上的布料就足夠給很多年輕女孩做衣服了。難道這不會造成「人和人之間的隔閡」嗎?而且,她在伊利諾州有個農場,難道不是個「外居地主」嗎?他暗示說,她要想多做點事, 可以「種種自己的地」 而不是到擁擠的都市裡湊熱鬧。這麼說她不太公平,但已讓她感到不安,她決定回到芝加哥後每天在麵包店裡工作兩個小時。她盡了力但沒能堅持下去。這不是對自己時間的最有效利用。
從這段小插曲可以看出,她不可能成為托爾斯泰真正的追隨者。
欸，真是諷刺，人啊
托爾斯泰認為勞動分工有違天理,亞當斯則認為不可避免。她的整個方案就是要讓人們懂得互賴互助的道理。托爾斯泰對都市感到絕望,因為它造成了人類社會的分化,而亞當斯認為都市可以並且應該為它的所有居民服務。亞當斯和其他進步人士與托爾斯泰所共同信奉的基本原理是,社會分化是反常現象,可以也必須找到更好的治理辦法。但托爾斯泰憧憬的是一個能讓人、土地和精神合而為一的世界,亞當斯則尋求在世界上最不可能的城市之一的芝加哥,創造一個沒有爭鬥的社會。
根深柢固的種族歧視問題、農村的衰退和城市的興起,族群之間的努張關係,以及勞資雙方的不斷衝突,各種因素共同造成了都市的分化, 亞當斯自己和赫爾安居會都捲進這個大漩渦中。她加入了進步主義運動。這是美國當時主要的自由主義改革運動,把社會問題視為政府面臨的核心挑戰,擔心如果不採取緊急行動,這些問題會給社會造成無法治癒的傷害。政府應該是一支團結的力量,超越局部利益,代表社會整體。說到這一點,亞當斯對民主政治是持樂觀態度的。她相信,普通人對於該如何讓自己的生活有序而體面有自己的想法,有能力在城市事務中發揮建設性作用。相對於進步主義者,她認為英國的費邊主義者(Fabians)思想很幼稚,其實,「教會或政府裡的那些權威人物一旦真的知道什麼是錯的,就會糾正錯誤」。她認為,他們可以幫助普通人接觸偉大的藝術和絕妙的想法,從而更能實現自我發展,做出他們一生中合理的選擇。
作為一個令人敬畏的社會和政治批評家,她嚴厲指責市政當局沒能清潔街道、教育兒童和規範管理工作場所。她是女性主義者,主張種族平等,支持工會組織。然而她也深信,沒有什麼衝突非要發展到使用暴力的地步,要調和顯然很困難矛盾,但仍找得出辦法。儘管她和社會主義者頗有來往,但她反對經濟決定論、階級意識和所有為暴力對抗所做的準備。她雖支持工會,但希望他們能更多地接觸那些他們視為敵人的人。
她強調,赫爾安居會是「基於各階級相互依存的原理,本著嚴肅冷靜的態度開辦的」。
她理解人們為什麼會走向極端,但不贊同如此行事。同時,她對芝加哥這座已經明顯失控、無法讓市民享有體面生活的都市感到害怕,非常渴望找到一條代替階級鬥爭的變革途徑。在某種程度上,她想讓社會各階層,包括資本家和工人、保守派和鼓動家,聚在同一個屋簷下。這樣他們就能設法化解彼此間的分歧,讓那些每天都要應付無恥剝削者的迷茫的新移民看到一個「更好的美國人」
我好像曾經有過類似的憧憬但卻又遺失與放棄了
亞當斯認識到衝突的存在,承認它們不完全是人為的產物,並且理解不同陣營會互相掣肘和挑釁。但她同時相信,防止這些衝突陷入暴力泥淖是完全可能的。她看到很多人因為每天為生存抗爭而拋棄了他們的偏見和傳統的對抗心理,樂觀地認為包括國際戰爭在內的任何衝突都不會帶來任何好處。如果有機會表達自己,人們固有的善良完全可以彌合分歧,甚至能讓戰爭走遠。她把自己看作「全世界所有愛好和平的婦女的代言人」,不計個人得失地在一九一七年反對美國介入戰爭。戰後,她又不遺餘力地推動和平,並最終獲得一九三一年諾貝爾和平獎。她認為「源於都市生活需求的社會和諧可以在國際層面複製」
並相信「任何對國防和安全的關心都等於接受軍國主義和專制主義」
社會學的Reborn
杜威
亞當斯和托爾斯泰有著同樣顧慮,擔心孤立的學術研究解決不了什麼問題。不過,赫爾安居會作為一系列社區研究項目的中心,對世紀之交的城市生活做出了令人信服的描述。這受到了美國社會工作者、兒權運動家弗洛倫斯·凱利(Florence Kelley)的鼓吹。反映出一種積極向上的樂觀精神,即只要了解了社會實際狀況,就有辦法因應。
https://en.wikipedia.org/wiki/Florence_Kelley
在芝加哥大學,認為社會研究和行動應相互結合的思想幾乎被當作一種已決定的理念。阿爾比恩·斯
莫爾(Albion
Small)創建了該校社會學系
https://en.wikipedia.org/wiki/Albion_Woodbury_Small
這是美國第一個社會學系,而且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前, 一直是該學科領域的美國「資產」
「作為一名牧師,斯莫爾認為他所信奉的基督教教義和社會調查工作並不矛盾,一直推動運用社會學在反動力量和革命力量之間描繪出一條前進之路。社會學是實現民主變革的工具:「習慣是正題,社會主義是反題,而社會學是合題。」 在一篇引人注目地以〈學術和社會風潮》 (Scholarship and Social Agitation)為題的文章中,他為這種漸進主義信條進行有力的辯護。他寫道,美國的學者們應該「從了解事實走向了解力量,從了解力量走向控制力量,以實現更完美的社會和個人生活」 他對任何社會學概念既不贊同也不相信,稱它們「滿足於玩弄抽象名詞,或是沒有牢記一切研究工作與正常人的生活情趣之間的關係」。芝加哥提供了一個實現這些目標的獨特基礎,簡直就是個「巨大的社會學實驗」
這種實驗性特點引起了杜威 (John Dewey)的極大興趣
https://en.wikipedia.org/wiki/John_Dewey
他在一八九四年進入芝加哥大學任教前就已經在心理學和哲學領域擁有顯赫聲名。受他妻子愛麗絲的鼓勵,他當時的政治和學術立場正趨於激進。他在赫爾安居會找到了自己的用武之地,成了亞當斯的朋友,並經常在那裡開辦講座。他到芝加哥大學時,正逢普爾曼公司發生大罷工。雖然他最初完全支持工會一方,但亞當斯告誡他應多做推動雙方和解的事,而不是火上澆油。工會因失敗所付出的代價驗證了這種想法的明智。他身上獨特鮮明的自由主義氣質,反映出他關心的是隨時可能被不必要分歧所傷害的社會有機體的健全,而不是更傳統的自由主義者關心的個人權利問題,但同時他又堅信,這只能透過民主制度來實現。
他和亞當斯對民主都抱有這種特殊的樂觀態度。體現在教育理念上,就是努力創造條件,讓所有人都能學會把自己看作社會的成員,學會妥協和包容,從而發揮自身的潛力。他的觀點是,所有受到從學校到工廠等各種機構影響的人,都應該參與這些機構的決策。他提倡參與式民主,認為它既是善政之源,又能夠豐富改善社會狀況、推進文明進程的經驗。和亞當斯不同,他並非和平主義者,支持美國介入第一次世界大戰,儘管後來轉而採取了強烈的反戰立場。
他想要從哲學中尋求的不是「解決哲學家自身問題的手段」,而是「由哲學家發展出來的解決人類問題的方法」。
它將對保守主義發起挑戰,並提出一種革命以外的替代選擇。激進派和保守派需要聯合,激進派有自己的「遠景規畫和行動動力」,但如果「沒有前人的經驗和智慧」,他們就會「恣意妄為」,僅僅憑 著「一時的隨意和盲目的熱情行事。」
這賦予了社會改革者一個特殊的角色。作為「心理學家、社會工作者和教育家」,這個人必須「幫助 對立雙方彌合分歧,在調解社會矛盾的同時,修補被涉及個體的不完整人格」。懶散的達爾文主義者所談論的適者生存理論,必須被必要的社會團結原則所取代。如果說人類正經歷著一段進化過程的話, 這是那就是他們漸漸明白了一個道理:合理的解決辦法將建立在合作和互惠,而非個人受益的基礎之上，目的是解決衝突,而不是有效地駕馭衝突。但他也接受實用主義- 實用主義(Pragmatism)一詞源自拉丁詞語 pragmaticus,在古羅馬時期的含義與「積極務實」有關。
這個詞一度帶有貶義,表示「過度的干預或干擾」 但到了十九世紀,實用主義一詞有了更積極的含義,它是指從現實出發,在事實的基礎上系統、務實地對待事實或事件,考慮的是能做什麼,而不是想做什麼。
一種思想的「正確性其實就是一起事件發生的過程,亦即證實自身的過程」。所謂的信念與真理無關,只與行動準備有關。「簡而言之,信念才是行動的準則,全部思維功能僅僅是行為習慣產生過程中的一個步驟。」
在此基礎下,檢驗一種信念的標準不是看它多麼能描述事實,而是要看它是否能成為有效的慣例。就像鈔票,只要被當作貨幣使用,就有價值,思想也一樣。只要得到別人認可,就是正確的思想。這可以作為對公共領域思想命運的敏銳觀察,儘管這尷尬地暗示了所謂真理的可靠性。
實用主義=惟物主義？!
隨著人們對知識制約性的認識日益增強,假說和實驗的觀念應運而生。就像物理學家只能用實驗來證明他們的假說一樣,所有社會行為也是要透過實驗證明關於因果關係的假說。
正是在此基礎 杜威始終致力於發展出一種先進的實驗科學理念。這從他在術語使用上更偏愛「工具主義」而不是「實用主義」可見一斑,儘管「工具主義」一詞並沒有流行開來。
他與韋伯不同,不認為事實脫離於價值觀獨立存在, 觀察者的視角決定了他如何看待世界。世界觀的改變並不是因為不斷變化的價值觀念,而是因為不同形式的 接觸交流。所以,思想只是適應現實的手段,並沒有揭露多少現實。真理必須具有實際的效果。真理觀往往是片面和不完整的, 只是我們自己個人的解釋,而不是客觀表現。
批評者認為,這論點如果推得太遠,就會發展成相對主義：一套信念只要能夠指導行動,就和任何其他信念同樣有效。但它是否「管用」取決於如何評估效果。所以,在考慮是否應該為達目的不擇手段這個標準道德問題時,杜威毫不懷疑地指出,只有結果能證明手段的正當性。
他認為,達到了預想目標的具體手段是否可信,要由取得了其他次好結果的相同行動來驗證。因此在採取行動之前,有必要全盤考慮意料之中和意料之外的各種可能結果,並在此基礎上做出選擇這需要非凡的遠見,否則實用主義的價值就會大打折扣。
社會學比照科學實驗辦理：各種想法與觀點=假說理論，這些想法觀點是否「正確」取決於其實際效果與實踐效用。各種理論也是「適者生存」，沒有道理可言。
杜威將思維發展過程和社會生活過程連結在一起。他和托爾斯泰都認為,美好生活是以社會大家庭的組成部分來落實。和托爾斯泰的不同之處在於,杜威認為,由於存在發生衝突的可能,民主可以作為一種手段,用來協調人與人以及人與更廣泛群體的需求,克服明顯的對立,將個人利益融入公眾利益。這意味著承認個人目標在實現社會目標的過程中可能不會全部實現,但可以借助於一個活躍的政治集團來實現。衝突不是解決問題的手段,它本身就是需要解決的問題。
由於杜威決定不參加一九〇四年聖路易科學大會,因此沒能和受邀與會的韋伯見面(但是他在哈佛大學見到了詹姆斯)。韋伯或許已經對杜威的工作有所了解,因為後者的思想中至少有些核心主題與他不謀而合。兩人在某些問題上有著相似的思路,比如都贊成採用科學方法展開研究,都重視思想和行動之間的關係,都強調結果和目的同樣是行動的評判標準,但同時,兩人的思想也存在著重要差異,杜威不太注重區分事實與價值,而韋伯則認為兩者不能混為一談:杜威認為民主具有包容性和參與性,而在韋伯看來,民主的價值在於從一大群人裡選出一個合適的領導人並確保對其進行一定程度的問責。
一九三六年,深受韋伯影響的美國社會學家羅伯特·默頓(Robert Merton)撰寫了題為沒有意圖的社會行動之非預料結局〉(The Unanticipated Consequences of Purposive Social Action) 一文, 他提到,對於為什麼一切後果都不可預料這個問題,通常主要解釋是「無知」,這就形成了一種觀點,即更多更好的知識將會穩定提升行動的品質和效率。但是能夠獲得的知識是有限的,而且默頓預見到了一種多年後將會由行為經濟學家提出的觀點,懷疑是否值得花費時間和精力去獲取額外知識。另一個導致無法預測後果的因素是「失誤」,比如僅僅因為一種做法之前實現了預期結果,就想當然地認為能再次取得同樣的結果,而毫不關注環境的變化。這反映了粗心大意或某種更受心理影響的層面。
接著 ,文章提到默頓所稱的注重短期利益、不計後果的「利益接強迫性」(imperious immediacy of interest) 某個行動在追求特定结果時也許是合理的,但「正是因為某個特定行動在心理或社會真空中無法進行,它的效果將會分散到其他價值和利益領域」。
其實就是共有地悲劇與短多長空
在文章最後,他點出了一切戰略的核心:「公眾對未來社會發展的預測常常無法持續
這恰恰是因為預測本身已經變成了具體情況中的新要素, 故而易於改變最初的發展過程
」他把馬克思的預言作為例子。「十九世紀的社會主義說教」導致工人組織更常利用勞資談判來表達訴求,「這樣一來,馬克思所預言的工人運動新發展即便沒有被完全濱棄,也放慢了速度」。
社會是個複雜的二階系統，預測本身就會改變兩造雙方的行為模式
任何戰略討論的核心都是因果問題，戰略行動意味著預期效果將遵從於行動者對合適行動方針的選擇。大體上,社會科學本該有助於戰略選擇,因為因果關係更容易理解。這催生了它自身的道德問題。在韋伯看來,人們或許能夠認識到作為或不作為行為可能產生的後果,這就意味著不用社會科學提供的深刻見解思考問題是不負責任的。在杜威看來,用社會科學的見解思考問題同樣愚蠢,因為這等於拒絕了一個從每次行動中得到最大收穫的機會。而在托爾斯泰看來,真正的愚蠢是幻想自己永遠能夠正確把握複雜的社會進程。在這些問題上,或許沒有真正的專家。人類不可能完全把握影響重大社會和政治進程的各種因素。如果不相信任何特定行動能起作用,也就不會有什麼戰略。
欸，人生也是量子不確定狀態
在二十世紀的頭幾十年裡,人們普遍否認戰略的存在,這等於是放棄了應對各種重大而緊迫的社會和政治問題的希望。然而,保持謹慎無疑是有道理的。情況越是複雜和怪異,就越是難以把行動和後果連結起來。意料之外的結局可能和意料之中的結局同樣意義重大。即使短期目標得以實現,所獲收益也可能被長期不良後果所侵蝕。最具挑戰性的情形是,有反對者千方百計地想要駁倒假說。就算正確理解了因果關係,仍可能缺少足夠的措施來產生所需要的效果。
反動的修辭
https://eshmanager.blogspot.com/2014/02/blog-post.html
改變教育政策是一回事,而改變資本主義發展進程或者消除束縛人民思想的有害謊言則是另外一回事。認為依據先進社會科學制定的開明社會政策能夠平復工業化創傷的樂觀態度,在經歷了二十世紀中葉的思想、經濟和軍事災難後幾乎消失殆盡。開始於二十世紀後半的社會和政治轉型幾乎未受主流社會科學理論的影響,而是個人和組織努力透過集體行動改善自身生活的結果。
哇，打臉韋伯與杜威的單純社會科學論與其效用，社會就是不受控、大眾就是不受教。social atom之間就是相互碰撞與衝突，時而凝聚時而分化，沒有所謂永恆正確的理論(特別是社會科學)，因為背後的價值觀與情境脈絡一直在改變，人民對於社會的認知與理解也不斷在改變，難怪某些人文社會學院的校友一直成為笑話與笑柄
清大
http://mhperng.blogspot.com/2021/09/blog-post_1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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