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略大歷史：戰略是人類永恆的遊戲規則，懂戰略，你就能理解世界、定位他人，掌握自己的優勢
Strategy: A History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855760
這次來補修政治思想史，了解在追求理想社會與政治制度上，曾經有過什麼樣的追尋、思考/想像以及這些追尋的失落。（提出這些想法的都不是簡單的人物，然而這些偉大想法的落實要依靠的卻是眾多庸俗、充滿各種缺陷的廣大群眾）
疫情期間讓人難以和活在同一時空下的捧油交流，就透過這本書(+Google)來和歷史人物交流吧!
第三部分：底層的戰略
第18章 馬克思及其為工人階級服務的戰略
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於改變世界。
-卡爾·馬克思,《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 Theses on Feuerbach)
本章將探討弱者或至少是那些自稱代表弱者行事的人的戰略,他們想要達到的目標和可利用的手段之間存在著巨大差距。對這些人來說,制定戰略是最具有挑戰性的事。他們必須以不會招致鎮壓的方式爭取支持。如果有可能遭到鎮壓,他們就要考慮苟且偷生甚至憑一己之力從事暴力反抗。他們不知道能否說服所有人為共同的目標團結起來,也不知道是否有必要做出讓步和必要時應該做出多大讓步。
本章會大量出現各種理論,特別是那些涉及工業化社會權力變化的重大問題的理論。激進派理論描繪了一個更美好的世界以及可能推動其實現的歷史性力量;保守派理論則以種種理由證明這個新世界永難實現, 就算實現也不會變得更美好,警告人們改朝換代只是妄想,可能出現的新菁英階層與舊的統治勢力不會有什麼不同。暴力鼓吹者的理論認為暴力能夠掃除所有看來強大的腐朽政權,成為個人和社會解放的源頭;而非暴力倡導者不僅主張採取審慎態度,而且認為占領道德制高點的一方有利。
其實歷史與世界的走向有自己的生命，如同股價走勢的反覆無常難以預測，保守派或激進派其實都活在自己的想像與主觀偏誤中+fooled by randomness. (沒有人可以認清全貌)
反動的修辭
https://eshmanager.blogspot.com/2014/02/blog-post.html
群眾運動聖經
https://eshmanager.blogspot.com/2019/12/13.html
政治的難題與政治人物的檢驗標準：
強大又一直掌握實權的人能否避免惡習與陷入腐敗。
職業革命家
職業革命家的出現和拿破崙戰爭一樣都是一七八九年法國大革命的產物。這場革命雖然成為此後全部革命的鼻祖和標竿,但它的發生並非源於一項陰謀或是什麼頂尖的深遠戰略，而是作為對僵化無能的「舊體制」 (ancien regime)的反應,法國大革命深受啟蒙運動的影響,是一場思想和思維模式的革命。真實的事件進程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包括那些主導進程的人。蘇格蘭斯特林大學歷史系
邁克·拉波特(Mike Rapport)所言,這是一個新時代,它孕育出了「為暴力推翻保守制度而孜孜不倦暗中謀畫的職業革命家」
職業革命家認為,革命可以有意識地發動(=造勢蓄積能量),不必非等到哪一天突然爆發洶湧民意來摧枯拉朽。由於有了一七八九年的先例,革命不再是空想,那種所謂現有秩序神聖不可侵犯的鬼話很難再嚇到任何人。曾經發生過的事情可以再次發生。於是革命家制定計畫,討論要如何把群眾的示威和不滿變成一場真正的起義。
革命理論家相當於戰爭理論家。他們有著相同的標誌:熱衷於抗爭、攻擊和戰鬥。他們尋求發起像決戰一樣的暴動,相信只有到那時才能看清誰會脫穎而出。政權必須奮力從統治菁英手中搶奪,這就需要打敗有組織的國家武力機器。最好的結果是軍隊在人民的正當訴求面前主動屈服、拒絕向自己的人民開槍,但必要時仍須透過正面作戰打敗他們。因此,暴動也是一種戰鬥也受類似規則制約。但面對敵人的優勢火力,人員數量是革命最重要的資本。必須以某種方式將廣大普通群眾,包括貧民和流離失所者、農民和工人,動員並管理起來。
所以職業革命家在最初以鬥士、組織者和指揮者的面目出現時,還必須把自己變成思想家,清晰有力地表達出人民大眾早先的願望,分析哪些地方出了問題,並考慮往後如何糾正這些錯誤。革命家靠著思想,利用報紙、小冊子和書籍著作,四處宣傳自己的思想而聲名遠播。
然而定義一個美好社會是一回事;說清它怎樣才能變成偉大群眾運動的自然結果,是另一回事； 編出一個順理成章的故事,告訴人們終將革命有成是一回事:革命時刻到來時能否順勢而為,是另一回事。
這些職業革命家大都生於一七八九年大革命之後的十九世紀頭一個十年, 其中最極端的一個當屬路易—奥古斯特·布朗基(Louis Auguste Blanqui)
https://en.wikipedia.org/wiki/Louis_Auguste_Blanqui
這位桀驁不馴的法國激進活動家在監獄裡度過半生光陰,偏愛高度組織化的密謀活動。他雖然承認革命應以群眾的名義發起,但不希望、也不歡迎群眾真的參加到革命中來。以他姓氏命名的「布朗基主義」成了左派圈子裡的一種代表性思想,主張最好藉著暴動或政變來實現革命目標。
皮耶—約瑟夫.普魯東 (Pierre-Joseph Proudhon)是第一個提倡無政府主義的人
https://en.wikipedia.org/wiki/Pierre-Joseph_Proudhon
一八四〇年將無政府狀態定義為「沒有主人、沒有統治者」
。他提出「什麼是財產?」的問題,並提出了「盜竊」這個著名答案(擁有財產=盜竊，這和經濟學與法律的產權主張完全對立)。當時還在醞釀革命信念和思想的俄國人巴枯寧到後來更是為無政府主義塗上了一層完全不同的色彩。義大利人馬志尼則賦予了革命更多民族主義的基調,他始終致力於統一自己四分五裂的祖國,希望它能成為一個共和制的社會主義國家。他堅持認為愛國主義和國際主義並不矛盾。在匈牙利領導反抗奧地利統治的科蘇特,拉約什 (Kossuth Lajos)也持有類似的觀點。
另一位便是馬克思。
https://en.wikipedia.org/wiki/Karl_Marx
BCC 馬克思是對的，他的五項洞見
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world-43988465
摘錄：
好多事馬克思其實早都預見到了："一小撮"超級富豪將主宰世界經濟；資本主義體制是動蕩的；經濟危機是週期性的；工業化徹底、永遠改變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一、要孩子去上學、而不是去做工
在1848年，也就是馬克思撰寫《共產黨宣言》的時候，童工是常態。即使現在，世界上仍有十分之一的孩子必須去做工，幫助養家糊口（2016年世界勞工組織數字）。時至今日，這麼多的孩子逃離廠房走入學校，部分功勞要屬於馬克思。
二、要你有自由時間，要你有權決定如何利用自己的自由時間
馬克思寫道，在資本主義社會，為了活下去，人們只能出賣他們僅有的——勞動力，以此換錢。馬克思說，這通常是不平等的交易，會導致剝削。馬克思希望工人能得到更多，比如獨立、不被異化。最重要的，是要成為自己時間的主人。
三、你要從工作中獲得滿足感
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和哲學手稿》中提出的見解，讓他成為把工作滿足感和人生幸福感聯繫在一起的第一位思想家之一。他的理論是，既然我們花這麼長時間工作，我們必須要從中獲得一些幸福感。
馬克思認為，從自己的產品中找到美、或者獲得自豪感，才能帶給你幸福所需的工作滿足感。
馬克思注意到，資本主義一味追求速度，增加產出、利潤，結果分工越來越精細(讓人失去意義)。
四、你要成為變革的一分子
如果你所在的社會有毛病——如果你覺得存在不公、不正、不平等，你要發聲，要組織起來，要抗議，要爭取變革。但是，19世紀的英國，新興的資本主義社會對權力被剝奪的工人階級來說，更像是堅不可摧的磐石。但是馬克思堅信變革，鼓勵他人爭取變革。後來，他的這個想法廣泛流傳。
五、警告你注意國家和大公司的關係、小心媒體(假消息)
馬克思和恩格斯"他們仔細研究過當時的政府銀行、商家和重要的殖民主體之間的合作網絡，並且追根溯源，一直到15世紀。"
他們的結論是：如果某種做法—無論是否惡劣，被證實對商家、國家有利，比如，販奴是推進殖民化的手段，國家就會制定於此有利的的立法。
馬克思一八一八年生於普魯士特里爾 (Trier)的一個改信基督教的猶太家庭,他本該成為一名律師,但在大學期間迷上了哲學,尤其深受被稱為「青年黑格爾派」(Young Hegelians)的激進組織的思想影響，青年黑格爾分子贊同偉大哲學家格奧爾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爾(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思想中的核心主題,特別是對理性和自由的頌揚。
https://en.wikipedia.org/wiki/Young_Hegelians
由於馬克思強調關注歷史變革中物質因素的重要性,與青年黑格爾派決裂。 一八四三年,馬克思移居到審查制度較為寬鬆的法國,擔任新聞工作者,在那裡,他遇見了終生合作者弗里德里希
恩格斯
https://en.wikipedia.org/wiki/Friedrich_Engels
恩格斯是德國實業家的兒子,長期工作和生活於工業革命的中心曼徹斯特。他剛剛發表了個人專著《一八四四年英國工人階級狀況》(The Condi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England in 1844) 兩人很快成為合作夥伴。 恩格斯不僅為馬克思提供經濟支持,還為他的學術論述貢獻各種素材,特別是自己在軍事歷史和理論方面豐富的專業知識。在《德意志意識形態》(The German Ideology)(合著於一八四五至一八四六年,但直到一九三二年才首次發表)一書中,馬克思和恩格斯創立了他們的基本哲學理念,這種理念否認「道德、宗教、形而上學和其他意識形態,以及與它們相適應的意識形態」的獨立性。他們明確主張唯物主義,堅持認為「不是意識決定生活,而是生活決定意識」。實際上,他們會發現,革命戰略中最令人困惑的問題往往就產生於這兩者的相互作用。
依據現實效用決定意識形態(=換了屁股就換了腦袋)，而非依據意識形態或各種教義來決定各種行為
現在可以理解為何對於共產黨人而言，說謊不過是一種手段(而非誠信原則問題)，對付惟物主義者的最好辦法就是拳頭與肌肉實力+不要聽信他們講的話!
馬克思在革命領域的地位可比克勞塞維茨在軍事領域的地位。就像克勞塞維茨提供了一套戰爭理論, 馬克思也提供了一套革命理論。馬克思的理論說明了革命&階級鬥爭是伴隨生產方式改變(工業革命)而出現的，是歷史變革作用的產物。這個理論雖然給革命者帶來了希望,但沒有告訴他們該做什麼。
一八四八年
馬克思摒棄了當時彼此競爭的所有激進思想。在他看來,宗教律令、愛國訴求、文明價值觀和人權主張、反動政治綱領以及改革漸進主義,統統是不切實際的幻想,體現的不是統治階級赤裸裸的私利,就是那些早已逝去的思想殘渣;它們毒害著群眾的腦,讓他們覺得自己理所應當受到壓迫。對於馬克思來說,他的理論本身就是有力的武器,是無產階級的信心來源,更是幫助勞動者了解自身潛力和命運的手段。
戰略必須以階級鬥爭為基礎,試圖透過善意、正義、平等或人類意志的無限可能性來調和矛盾,是行不通的。革命進程要根據當時的總體經濟和社會條件來奪取政權。馬克思的理論傾向於經濟決定論,極力主張等待歷史進程自然走向必然結果。但馬克思是個政治運動家,根本不相信宿命論。他的目標始終是建立工人階級政權。他把自己打造成無產階級戰略家,對於其他階級的態度則是,根據它們在無產階級的前進道路上
是有幫助還是阻礙,來評判是盟友或敵人。
一八四八年革命前夕,未滿三十歲的馬克思已斷言自己是個掌握獨特手段的政治運動領袖,比同時代其他寫宣傳小冊子的人明顯要高出一等。他有力的著作兼具嚴謹的說理和無情的諷刺,在借鑑當時公認的社會主義、特別是空想社會主義理論大家思想的基礎上,形成了自己更科學的方法論。但他不是天生的領袖, 相反,他缺乏感召力和同情心,追隨者也很有限。他更像個講者而不是雄辯家,更喜歡爭論而不是安撫,更傾向於分析問題而不是感情用事。馬克思因自己非凡的才智而受到革命同志尊敬,但也因對同志的嘲笑而遭到強烈憎惡。
馬克思和恩格斯都不具備靠個人能力打造一個聯盟的天賦。
馬克思最初的對外政治連結,是加入一個名為「正義者同盟」(
League of the Just)的傳統左派組織, 該組織有祕密社團所有偷偷摸摸和故弄玄虛的風格。
一八四七年,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其他人的幫助下,將該社團改組為更加開放的「共產主義者同盟」(Communist League) 在德國、法國和瑞士設立了分支機構·並用「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的新口號代替了「人人皆兄弟」的舊口號。兩人受託為同盟起草一份明確而權威的共產主義者宣言。經過六星期的緊湊寫作,由馬克思執筆的《共產黨宣言》於一八四八年二月完成。它的著名開篇語——「一個幽靈,一個共產主義的幽靈在歐洲徘徊」頗具諷刺意味。共產主義不是幽靈,不是可怕的鬼怪,而是一股真正的力量,並且已經公開號召「用暴力推翻全部現存的社會制度」。
該宣言解釋說,「至今一切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
日益「分裂為兩大敵對陣營,分裂為兩大相互直接對立的階級|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共產主義者的獨特優勢在於,他們「最先進、最堅決」,能夠最清楚地了解「無產階級運動的條件、進程和一般結果」。這個戰略並非服務於任一個國家、民族、政黨或是機構,當然更不是一個人。它所服務的是一個根據與生產資料的關係來定義的階級。
感覺以上觀點想法有些尼采超人哲學的味道
https://en.wikipedia.org/wiki/%C3%9Cbermensch
一八四八年,革命像流行病一樣蔓延到整個歐洲,其中在法國、德國、波蘭、義大利和奧地利帝國聲勢最大。雖然這場流行病起於西西里島,但法國的起義在強度和嚴重性上卻更勝一籌。拿破崙倒台後,法國恢復了所謂立憲君主制度。一八三〇年,查理十世(Charles
X) 企圖攫取實權,激起了人民起義,而且獲得勝利。
https://en.wikipedia.org/wiki/July_Revolution
https://en.wikipedia.org/wiki/Charles_X
這進一步驗證了人們對法國的看法:在這個歐洲國家,民眾走上街頭總是有用的。但是,接任查理十世的路易·菲利普(Louis Philippe)也好不到哪去,依舊維持著特權菁英的統治。一八三四年再次爆發街頭起義,這也為雨果(Victor Hugo) 的《悲慘世界》(Les Miserables)提供了背景。這次起義遭到鎮壓
但到了一八四八年二月,當士兵向人群開槍、民眾衝進波旁宮之後,路易·菲利普被迫放棄王位並逃往英國,臨時政府很快宣布建立法蘭西第二共和,賦予男性公民普選權,並救濟了窮人, 但由於富人外逃、商家停業以及新政府內部各派勢力之間爭吵不休,這場革命不久便陷入經濟和政治亂局。
作為一七八九年大革命的產物,法國社會主義者在語言和抱負上的理想主義色彩要多過實利主義色彩, 他們更關心權利和正義,而不是擁有財富,在法國農民眼裡,自私的巴黎透過橫征暴敛維持著奢侈的城市生活。很快,民間便發出建立新秩序的呼聲。保守派取得了政府控制權,軍隊開始清除街上的防禦工事、中產階級對現狀感到滿意,但工人階級群情激憤。六月,覺得被拋棄的巴黎工人再次築起防禦工事,政府軍對其實行了殘酷而有效的鎮壓,工人們堅持戰鬥了四天,但最終在一場血腥屠殺中失敗。
革命按照以下普遍的模式發展：
民怨高漲引發大規模示威;人們投擲石塊;軍隊做出反應;一些示威者被打死;人們怒氣高漲,築起防禦工事。雖然防禦工事在開闊的大路和廣場上毫無用處,但在街道狹窄擁擠的地區卻能成為阻止政府軍前進的真正路障。
統治當局無法控制市中心人口稠密地區之後,開始猶豫是該繼續血腥鎮壓還是該考慮政治妥協。在一片爭論聲中,他們做出足夠的讓步以安撫民眾,為隨後重整旗鼓爭取時間。
因此,革命在最初有著「超越社會和政治分野的共同目標」並取得了勝利,但暴動並非故事的結局。
暴動分子本來有機會創建新的國家機構,包括建立武裝力量來保衛革命果實並將革命向前推進,但新形勢的不確定性反而製造了激進派和溫和派之間的緊張關係。
中產階級渴望改革但害怕革命,擔心混亂局面持續下去。而左派的過頭做法加劇了中產階級的恐懼。各方在爭論,他們是要求得太多還是要求得不夠。
在此同時,君主及其政府重拾殘暴並組織起了軍隊。激進派在血腥的戰鬥中被打敗,領導人不是銀鐺入獄就是流亡海外,遭到恐嚇的起義民眾開始退縮。
按照當時剛剛出版的《共產黨宣言》的邏輯,馬克思和恩格斯對於歐洲乃至德國本地形勢的最初態度是工人階級應該首先發起一場民主革命,為社會主義革命做準備。挑戰舊秩序的聯盟規模越大,就越可能取得成功。有了普選權和言論自由,工人階級更能組織革命。通向下一個歷史階段的路途雖然漫長,但至少能加強工人階級的人數、意識、組織和戰鬥性等方面。這其中的風險在於,勝利後的資產階級會馬上轉過頭來鎮壓共產主義運動。為此,共產主義者必須時刻提醒工人階級,即使在進行民主革命的過程中,他們和資產階級的關係也注定要走向敵對和對抗。由此,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不斷革命」的思想,認為在第一階段的民主革命成功後不能有絲毫鬆懈,應該立即發起第二階段的無產階級革命。
事態的迅速發展令他們大受鼓舞，當革命消息在二月首先從巴黎傳出時,恩格斯不禁歡呼:「由於這次革命獲得勝利,法國的無產階級又成了歐洲運動的領袖。榮譽和光榮屬於巴黎的工人們!」隨後的失望只是暫時的,接著又傳來更令人興奮的六月起義的消息。馬克思斷言,偉大的時刻已經到來。「這場暴動正在發展成為有史以來最偉大的革命,」他寫道:「發展成為一場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革命。」起義雖被鎮壓,但仍被認為是一種進步。透過揭示階級鬥爭的殘酷現實,將激發出更徹底的共產主義意識。二月革命是「一場漂亮的革命,一場得到普遍同情的革命」, 而六月革命則是「一場醜惡討厭的革命,因為這時現實已經取代了言詞」
馬克思和其他革命者一樣,認為失敗不會讓工人階級感到絕望、相信宿命,而會讓他們變得更勇猛、更堅定。
馬克思和恩格斯當時正在科隆。這是馬克思熟悉的地方,工人階級的隊伍相對壯大,政治形勢緊張,他們用一筆頗為及時的遺產創辦了一份充滿鬥志的報紙《新萊茵報》(Neue Rheinische Zeitung),以推動其激進的事業。該報於
當時主要的工人組織是科隆工人聯合會,有大約八千名會員,其創始人安德烈亞斯·戈特沙爾克 (Andreas Gortschalk ) 關心的是改善社會和工作條件,而不是開展更廣泛的政治運動, 他認為,馬克思設定的最終目標過於極端,但在實現方法上又過於溫和。他不太贊同有序地分階段推進革命,對民主革命也沒什麼興趣。戈特沙爾克於一八四八年七月被逮捕後,馬克思和恩格斯接管了科隆工人聯合會,帶領其轉而支持民主運動。
這種新姿態不是很受歡迎,特別是繳納會費的新章程導致會員人數急遽下降。革命成了苦差事。工人不一定都是先進分子。他們也許關心社會狀況,生大資本家的氣,但他們同樣渴望像前工業化時代那樣工作,不想加深階級衝突。這種革命熱情的缺乏讓馬克思感到沮喪。他後來有點辛辣地評論說,如果德國的革命者想要攻占一個火車站,會買一張月台票。他原本希望巴黎六月事件的消息能夠刺激德國革命,但反而幫反革命分子壯了膽
隨著德國政府的鎮壓,馬克思變得益加激進。從一八四九年早期起,他開始單純強調建立社會主義共和國的無產階級要求。進入一八五〇年後,他從惡化的經濟狀況中獲得了啟發。他寫於當年春天的文章《法蘭西階級鬥爭〉(Class Struggles in France)喚起了無產階級的希望,他們這時已經充滿新的革命意識,在失敗中成熟茁壯,準備加速歷史進程。他樂觀得太早了。人們已經厭倦了起義和流血,謹慎心理占了上風。隨著歐洲經濟的恢復,革命時機不知不覺地溜走。馬克思和恩格斯在政治上陷入孤立,有了時間來反思他們的挫折,接下來的情況甚至變得更糟
一八四八年十二月,拿破崙皇帝的姪子路易—拿破崙·波拿巴(Louis-Napoleon Bonaparte)打著貌似進步的政治旗號,設法讓自己當選為新共和國的首任總統。作為總統,波拿巴與保守派合作,矢志推行社會改革,但改革漸漸陷入僵局。一八五一年十一月他發動政變,並於一年後廢止了第二共和,自己做了皇帝。
無產階級任由自己受到革命活動的誘導, 「盲目冒進,想出一些在它的現有條件、教育程度和社會關係下無法馬上實現的方案」。它迷失了方向,被膽怯的小資產階級所拋棄,而農民仍受著拿破崙傳奇的麻痺。只有保守派在為他們的真正利益行事。起義爆發前,馬克思和恩格斯曾認為,對混亂的恐懼可能會造成革命的工人階級與其他階級的分裂。但是在和舊式社會民主主義劃清界限後,馬克思又轉而把失敗歸咎於這場激進運動的領導階層。
「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他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中的一段著名文字指出,「但是 他們並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並不是在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承繼下來的條件下創造。」這是一個簡單卻深刻的戰略遠見。每個人都在努力塑造自身的命運,但他們的選擇 是由其所處的形勢以及分析形勢的方式決定的。「一切已死的先輩們的傳統,像夢魘一樣糾纏著活人的頭腦。」當人們開始投身革命並「創造前所未聞的事物」時,他們苦於缺乏想像力,只能回顧過去而不是展望未來。他們「戰戰兢兢地請出亡靈來為他們效勞,借用它們的名字、戰鬥口號和衣服, 以便穿著這種久受崇敬的服裝 ,用這種借來的語言,演出世界歷史的新一幕」
最初的法國大革命首先以羅馬共和國的形象示人,然後又變成了羅馬帝國的樣子,而一八四八年革命就只能模仿一七八九年革命了。某種程度上,馬克思極力主張「十九世紀的社會革命」不能從過去,而只能從未來汲取自己的「詩情畫意」, 對於這個問題,馬克思自己也犯了錯。正如馬奎爾(John MacGuire)所說,「馬克思的思想難以擺脫一七八九年法國大革命的無處不在的影響一這場革命成了衡量其他一切的標竿:驚心動魄的攻占巴士底獄、繼之而來的革命審判,以及樂此不疲地重新考慮包括曆法和問候方式在內的每件事,也就是從下到上而非從上到下地重新認識世界。馬克思在一八四八年試著領導科隆工人時,曾把雅各賓派主導的法國「國民公會」稱為「各個革命時代的燈塔」。在這個時期,他不斷提到自己對一七八九年革命的看法和這場革命的教訓,從農民的作用到革命的領導模式,以及爆發一場歐洲大戰的可能性。
馬克思還被自己的理論所連累,他在革命前提出的理論構想經過首次試用後,被證明難以有效地指導政治實務。他的理論提供了一套令人信服的說辭,目的是透過宣傳,讓無產階級清楚自己的真正利益和歷史角色,相信自己正呈上升之勢,注定會比其他所有階級更有生命力。但這套理論在一八四八年失敗了,因為他此時忽然發現,無產階級不僅弱小,而且在政治上很不成熟,它只是廣闊社會布局中的一個階級,如果想成事是需要盟友幫忙的。
具體而言,馬克思的理論構想存在四大根本性問題：
1.階級不應該只是一個社會或經濟類屬,而應該是一個被其成員心甘情願接受的身分認同。無產階級應該不僅是一個階級本身,而且是一支自覺的政治力量、為自身謀利益的階級。這是意識的問題。《共產黨宣言》中提到,到了最終「熱情迸發的一刻......這個階級將會同整個社會親近和相容」。但是,這種階級 認同的形成是單純源於共同的經歷和苦難,還是要靠共產主義者的不斷激勵,抑或是馬克思在一八四八年偶
爾想到的那樣,透過實實在在的革命經歷鑄造出來呢?
2.其次,作為一個階級,提高意識需要弱化民族和宗教訴求,然而對於很多工人來說,成為社會主義者和成為愛國者、基督徒並不矛盾。當時一些最重要的革命人物,比如馬志尼和科蘇特,都是把自己的政治主張首先建立在民族主義的基礎上波蘭擺脫沙俄統治的民族解放大業被廣泛接受, 這其中也包括馬克思。《共黨宣言》強調「無產階級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 ,不過馬克思也很清楚,各國在經濟和. 存在民族差異，然而他用非常離譜的方式對民族性進行體統的概括。
3.階級結構其實極為複雜。馬克思斷言:「小工業家、小商人和靠投資收息者,手工業者和農民——所有這些階級都降到無階級的隊伍裡來了。」但這幾類人未必等同於城市無產階級,而是各有各的利益。恩格斯對小資產階級憤恨不已:「總是吹牛,愛講漂亮話,有時甚至在口頭上堅持最極端的立場」,可是一旦面臨危險,它便「膽小如鼠、謹小慎微、躲躲閃閃」,當問題變得嚴重時,它又「驚恐萬狀、顧慮重重、搖擺不定」
農民尤其難以動員。
這種焦慮在《共產黨宣言》裡表現得很明顯,它一方面把農民說成保守和陳腐的階層,另一方面又號召德國的工人和農民結成同盟。手工業者、小資產階級、小店主和地主也都數量可觀,而且有著他們自己的政治見解。即便是工人階級,在一八四八年時同樣成分複雜,他們更多地存在於小作坊中而不是大工廠裡。在這些人眼裡,機械化是一種糟糕的東西,而不是一個進步的標誌;是為他們帶來更多困苦的罪魁禍首,而不是經濟發展過程的一個必要階段。
4.最後,最大的錯誤在於,《共產黨宣言》斷言資產階級革命必定發生在無產階級革命之前。這為無產階級的成長壯大,以及他們對自己主宰工業社會的能力意識創造了條件。但這是後話,其直接戰略意圖就是鼓動工人階級支持中產階級發起革命。對於資產階級而言,他們的方針很明確。他們可以憑藉企業家的創造力巧妙地顛覆現有秩序,最終,這個充滿活力的階級將會贏得自己的政治地位,而無產階級也可能會有收穫, 就是享受到更多的民主。正如戈特沙爾克在指責馬克思看到工人的痛苦和窮人的飢餓,只是出於「科學和教條主義的興趣」時所說的,「無產者」為什麼要革命和流血,只為了到達你那理想中的共產主義天堂」?
起義的國際戰略
由於馬克思和恩格斯在一八四九年熱切期待的經濟衰退沒能成真,他們判斷,只要軍隊仍效忠政府,起義就不可能取得成功。如果起義在一地成功(可能是在法國),若想保住勝利果實就只有激起其他地方的連鎖反應,最重要的是組成一個革命國家聯盟,打敗反動軍隊。
當馬克思專心研究政治經濟學時,恩格斯把精力放在了軍軍事問題上,試圖分析出革命國家和反革命國家之間潛在的力量對比。恩格斯懷疑單個國家無法複製拿破崙早期的成功,因為以機動性和群眾性為基礎的現代戰爭藝術已經「人盡皆知」。他的結論令人灰心。恩格斯斷定,戰略戰術上的優勢未必對革命有幫助。無產階級革命有自己的軍事表現方式,並催生出新的作戰方法,反映了消滅階級差別的目的。但恩格斯認為,這可能會加強而非削弱軍隊的群眾性和機動性,而且無論如何都需要很多年時間。起初,為了防止國內敵人搶奪革命果實,無產階級軍隊仍需要從「暴徒和農民」中徵募兵員。在這種情況下,革命就會採用現代戰爭的手段和方法,因此「強者必勝」。
馬克思尊重恩格斯的軍事知識,卻並不怎麼重視軍事因素在革命中的作用。這一點在美國內戰期間表現得很明顯。
雖然他們兩人都對北方聯邦軍的被動表現感到沮喪,但馬克思始終相信它將憑藉占優勢的經濟實力取得最後勝利,恩格斯則擔心南部邦聯軍會靠在軍事指揮上的優勢占據上風。到了一八六二年夏天,恩格斯確信北方「徹底完了」
但馬克思並不這麼看,對恩格斯表示「你有點太容易受軍事因素的左右了」
對軍事問題的不同態度還導致了共產主義者同盟的分裂乃至夭折。此事發生在一八五〇年,起因是馬克思對革命迫切性的質疑。反對一方以奧古斯特.馮.維利希(August von Willich)為首, 在政治移民群集的倫敦,維利希堪稱流亡者中的紅人,他們流連酒館,大聊回國解放德意志的樂觀話題。相較於馬克思和恩格斯這樣的「文人」,維利希更像是個急躁的實踐者。馬克思和恩格斯對讀書似乎比對革命更有興趣,其著作僅用於教育和宣傳目的,而且支持資產階級民主運動;維利希的支持者則對支持資產階級分子上台不感興趣,一心想著馬上將最高權力奪到自己手中。為此,他們操演戰術,練習射擊,並建立起等級分明的軍事化組織, 積極著手準備發動革命戰爭
馬克思始終反對這種觀點, 認為鼓動人民去以卵擊石毫無意義。
「我們對工人說:為了改變現存條件和使自己有進行統治的能力,你們或許不得不再經歷十五年、二十年、五十年的內戰,」馬克思對維利希解釋道:「你們卻相反地對工人們說:我們必須馬上奪取政權,要不然我們就躺下睡大覺。」
一八五一年九月,馬克思寫信給恩格斯,引述了維利希的同僚古斯塔夫·阿道夫·特科(Gustay Adolph Techow)就一八四九年事件的教訓發表的評論。
按照特科的說法,革命如果只是某一個派別的鬥爭,或者哪怕是一個民族的鬥爭,都不可能取勝。它必須成為普遍的革命,街頭戰只是居民反抗的信號,使政府的力量受到考驗而已。組織作戰,建立有紀律的軍隊,永遠是革命最重要的手段,因為「只有依靠這些才有可能發動進攻,而只有發動進攻才能獲得勝利」,國民制憲議會無法組織作戰,因為它們把全部時間都花費在只有等勝利以後才可能真正解決的內部政治問題上,並愚蠢地指望將民主原則運用到軍隊之中。
空懷熱情的志願者在紀律嚴明、給養充足的士兵面前不堪一擊。革命軍隊需要強制力,需要「嚴格的鐵的紀律」 在恩格斯輕蔑的評價中,特科總是把不同階級、不同理念之間的 鬥爭延遲到戰爭勝利之後,認為屆時將會有一個軍事獨裁者來壓制注定要發生的「內部政治」,即真正的革命。然而,特科並不知道如何才能組建起這樣一支龐大的軍隊。
由此看來,如果一八五二年爆發革命,那麼這場革命必然會處於守勢,充其量也就是發表一些「空洞的聲明」或進行幾次注定失敗的軍事遠征。
一八五二年九月,恩格斯回顧了德國國民制憲議會自一八四九年五月在法蘭克福成立後的表現。這個主要由左派和資產階級民主派掌控的議會曾經有效地挑戰了奧地利、普魯士和巴伐利亞三大邦的君主統治。當時,包括德勒斯登(Dresden)和巴登(Baden)的起義(恩格斯和維利希均參與其中)在内,德國的群眾 革命運動風起雲湧。國民制憲議會本該號召人民拿起武器支持它,卻反而任由起義遭到鎮壓。
這些事件促使恩格斯理解: 起義也正如了或其他各種藝術一樣,是一種藝術,要遵守一定的規則,這些規則如果被忽視,那麼忽視它們的政黨就會遭到滅亡…
第一,不要玩弄起義,除非你有充分的準備來應付因此而招致的後果。
起義是一種帶有若干極不確定的變數的方程式,這些不確定的數值每天都可能變化。敵人的戰鬥力量在組織、訓練和傳統的威望方面都占優勢;如果起義者不能集中強大的優勢力量對付敵人,他們就要被擊潰和被消滅。
第二,起義一旦開始,就必須以最大的決心行動起攻。防禦是任何武裝起義的死路, 它將使起義在和敵人較量以前就遭到毀滅。必須在敵軍還分散的時候,出其不意地襲擊他們;每天都必須力求獲勝，即使是不大的勝利 ;必須保持起義者的第一次 勝利所帶來的精神上的優勢;必須把那些總是站在較安全一邊的動搖分子爭取過來 ;必須在敵人能集中軍隊來攻擊你以前就迫使他們退卻。
這段話的意思是,革命進程一旦開始,就必須堅持下去。它需要動力並保持攻勢,不應有任何猶豫。最初的起義是遠遠不夠的,必須戰鬥到徹底打敗反革命勢力為止,當然,這可能需要對各個反動國家展開一場全面戰爭。如果選擇軍事方針,恩格斯會選擇殲滅戰。
但是這又引出了一個問題:倘若這種軍事方針導致完全失敗該怎麼辦?如果革命採取的是冷靜現實的戰略,其軍事方針也會謹慎和有耐心。但若革命戰略充滿個性化色彩,反映出對某種迫切變革的堅定承諾,那麼在軍事上必然不受束縛。我們將會在下一章看到,無論選擇哪條道路,激進的政治策略都會讓人產生極度的挫敗感,要嘛在不公正的現實中苦等可能迎來轉機的那一刻,要嘛是明知前途渺茫卻仍奮起反抗不公正的現實。
欸，歷史與群眾沒有公式、正義、道理或規律可言；當革命動盪發生的時候，就一個理性人明哲保身的立場，應該要趕快躲起來，而不是跟隨激情走上街頭…
第19章 赫爾岑和巴枯寧(保守緩步改革派 VS 激進派)
人們之所以攻占巴士底獄,不是因為歷史是曲折發展的。歷史之所以曲折發展,是因為人們受夠了的時候,就去攻占巴士底獄。
亞歷山大·赫爾岑(Alexander Herzen)
https://en.wikipedia.org/wiki/Alexander_Herzen
亞歷山大.赫爾岑是個罕見的矛盾體,他既嚮往激進的變革,又對魯莽行動的後果心存恐懼。他是劇作家湯姆·斯托帕(Tom Stoppard)著名的三部曲《烏托邦彼岸》(The Coast of Utopia)中的男主角。
https://en.wikipedia.org/wiki/The_Coast_of_Utopia
https://www.sohu.com/a/426473466_483111
在這部戲劇中,斯托帕生動地描繪了一幅十九世紀中期簇擁在赫爾岑周圍的俄國激進流亡者的人物群像。赫爾岑一八一二年生於莫斯科,之後不久便爆發了博羅季諾戰役。他從一個貴族家庭的私生子成長為才華橫溢的作家和社交家、敏銳的民生觀察家,在流亡期間更是成為一名矢志改變俄國現狀的有影響力的鼓動家。斯托帕的這部劇作由赫爾岑的個人和社會生活經歷串接而成,其中包括他的妻子和一名德國革命者的狂熱戀情。
赫爾岑長年為推動俄國改革發揮著重要作用,直到一八六一年農奴獲得解放。他和摯友詩人尼古拉·奧加遼夫(Nicholas Ogarev)合作創辦的《鐘聲》(The Bell) 雜誌,在俄國知識分子和菁英圈中被爭相閱讀,許多讀者甚至上層人士都認同他的看法,對俄國仍然深陷封建泥淖,無法融入歐洲當時充滿活力的經濟、社會和政治發展潮流感到恥辱。赫爾岑透過抨擊醜惡現象、嘲弄審查制度和揭露社會弊端,大 力鼓吹改革,但他關注的只是改革的必要性,而不是如何改革。他甚至冀望著沙皇亞歷山大,直接向後者請願。此舉在當時政治上頗顯機敏:既不用公開呼籲人們起來革命,又能對政府進行有力的批判。
但這種態度招來了非議,那些根本不相信沙皇的革命者,指責赫爾岑缺乏明確的計畫。他和虛無主義者間的爭吵尤其激烈。
呵呵，感覺赫爾岑正巧是恩格斯最憤恨的小資產階級:「總是吹牛,愛講漂亮話,有時甚至在口頭上堅持最極端的立場」,可是一旦面臨危險,它便「膽小如鼠、謹小慎微、躲躲閃閃」,當問題變得嚴重時,它又「驚恐萬狀、顧慮重重、搖擺不定」
對於虛無主義者這個群體,赫爾岑圈子中的另一位成員、作家伊凡·屠格涅夫(Ivan Turgenev),在他發表於一八六二年的小說《父與子》(Fathers and Children)中做了這樣的描述:虛無主義者「不屈從任何權威,不把任何準則當作信仰,不管這準則是多麼受人尊重」 虛無主義者是徹底的唯物主義者,拒絕相信任何無法證明是真實的事物。他們貶低一切抽象的思想和美學,唯一的興趣就是創造一個新社會。
這些人的思想領袖之一就是尼古拉·車爾尼雪夫斯基(Nicholas Chernyshevsky)。
https://en.wikipedia.org/wiki/Nikolay_Chernyshevsky
他於一八六二年在監獄中寫下並僥倖逃過審查的長篇小說《怎麼辦?》 (What Is to Be Done?),它的文學評價不高,卻成為狂熱青年的人生指南,讓他們明白了革命者應該如何以鋼鐵般的意志迎接未來的鬥爭。
車爾尼雪夫斯基曾經是赫爾岑的崇拜者,但後來發現赫爾岑竟是個惱人的「革命思想上的半吊子」, 赫爾岑的經濟和社會地位可以讓他脫離現實鬥爭,讓統治者自己摧毀自己的改革幻想。在車爾尼雪夫斯基看來,「只有斧頭才管用」。赫爾岑認為這種(激進)論調會製造分裂，從而幫了政府大忙的立場。與其讓血在臭水溝裡流淌,不如以和平方式進步。
一八六一年三月沙皇廢除農奴制是一轉捩點。為此,赫爾岑特地在倫敦的家中舉辦了一個盛大的慶祝
但歡聲笑語很快歸於沉寂。不僅解放農奴宣言的具體內容讓人大失所望,暴露出了它的騙人本質,而且法令剛剛頒布,俄軍就在華沙大開殺戒。赫爾岑同情農民和波蘭人,對如此暴行感到無比憤怒。他曾努力維繫一個改革派聯盟,但現在已經沒有了這種想法。統治者的背信棄義令人髮指。
赫爾岑每時每刻都在猶豫是否應該支持革命,但他無法讓自己去支持那些口口聲聲為民請命、骨子裡卻明顯輕視人民的政治領袖。
他拒絕接受農民愚昧落後的說法,因此漸漸走向民粹主義,越來越相信普通大眾比知識階層更有智慧。他強調:「嗎哪(古以色列人在經過荒野時所得的天賜食糧)不是天上掉下來的,而是從地上長出來的。」作為一個既有激進信仰又不願迎合那些自封的革命菁英、被溫和派和極端分子都瞧不起的人,他異常清醒而深刻地看到了目的和手段之間的鴻溝:
我們就像故事裡那些迷了路的俠客一樣,走到岔路口不知該向何方去。向右走,你會失去你的馬,但能保得自身安全;向左走,你的馬會很安全，但你會丟掉性命;向前直走，所有人都會拋棄你;而走回頭路又是可能的。
巴枯寧
https://en.wikipedia.org/wiki/Mikhail_Bakunin
在斯托帕的三部曲中,馬克思是作為一個粗魯無禮的配角出場的
在赫爾岑的夢裡,馬克思為其他一八五三年時叱咤風雲的革命家都取了挑剔的綽號(「好大喜功、招人厭煩的廢物」,「虛情假意的笨蛋」,「冒冒失失的話簍子」) 可以肯定,當時的馬克思和恩格斯已經對他們很多革命夥伴感到失望。恩格斯在他晚年時曾這樣描述革命失敗後的情形:「形形色色的黨派集團紛紛成立,每個集團都責難其餘的集團把事情搞糟了,罵它們有背叛行為和犯了各種各樣不可饒恕的罪過……不言而喻,結果總是不斷使人失望……所以互相之間的責難越積越多,最後總是鬧成普遍的內訌。」
在斯托帕的敘述中,也就是在赫爾岑的一生中,巴枯寧的分量越來越重。他給人的印象是一個討人喜歡的搗蛋鬼、一個充滿矛盾的裝腔作勢者,總是在要錢,沉浸在自己的幻想世界裡卻又有著毋庸置疑的個人魅力。巴枯寧因在一八四八年四處參與歐洲革命而被引渡回俄國入獄服刑,後被流放,但在流放期間成功逃脫。自那以後,他不停奔走於一個又一個充滿希望的革命場合,並發展出一套與眾不同的無政府主義學說。
巴枯寧算是一個原創型、有深刻洞察力的理論家,但是他缺乏耐心,常常半途而廢,而且總是發表自相矛盾的言論。在政治經濟學方面,他是馬克思的信徒。雖然巴枯寧認為馬克思在一八五三年曾罵自己是沙俄的代理人,但他們還是彌合了分歧,然而最終,他們因為在革命運動的問題上發生激烈爭吵而分道揚鑣,。
赫爾岑提到巴枯寧「除了熱情洋溢地宣傳、鼓動,以至搧風點火以外,除了夜以繼日、不遺餘力地發動和組織祕密活動,密謀策畫,互相聯繫,賦予這些活動以巨大的意義以外」
還「準備為此犧牲,勇敢地承擔一切後果」。 無論過去還是現在,巴枯寧的支持者都反對把他看成變態的瘋子,認為他狂野的破壞本能是源於貴族式田園生活滋養的好奇心。
赫爾岑喜歡並欣賞巴枯寧,他眼中的巴枯寧有一種另類的焦慮,相對於所有目標宏偉、手段貧乏的革命者,這個人顯得過於激情四射。巴枯寧可以施展身手的舞台太小,很容易就被他占滿了。「這是英雄的性格,」赫爾岑說:「只是由於歷史的限制,使其不能有所作為。」巴枯寧「孕育了重大行動的萌芽,卻無人問津」。他承認自己「熱愛異想天開、非同尋常、前所未有的冒險,熱愛前景廣闊無際而又無法預知結果的事業」他反對一切國家,相信人民大眾在完全自由的條件下能夠自發地建立起 一個理想社會,但他仍然一心想著打造等級森嚴的祕密社團。他在實行上是個可憐的陰謀家,但他仍然把自己想像成一個「祕密的指導者」,作為「無形的力量」影響人民大眾和後革命時代的社會。
第一國際和巴黎公社
馬克思和巴枯寧都沒有參與國際工人協會(International Workingmen's Association,簡稱IWA), 即後來所謂的第一國際(First
International)的創建。國際工人協會成立於一八六四年,旨在鼓勵各國工人協會之間展開合作,以推動實現「工人階級的保護、發展和徹底解放」
它不分派系,基礎廣泛,吸收了眾多棲身倫敦的流亡者和當時各領風騷的哲學理論家,其中包括民主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者,國際主義者和民
族主義者、唯心主義者和唯物主義者、溫和派和極端分子。
對於馬克思來說,這是一個重返現實政治生活的好機會。他主張走國際聯合的道路,讓無產階級成為協會的主體。這有利於工人階級形成更強烈的階級意識,為此,可以先不顧及協會的有限群眾基礎和那些意識態可疑的成員。馬克思很快就成了第一國際的文宣作者,時時警惕著不同思想動向的出現。他曾向恩格斯提到,他不得不「仔細措辭」,以便把他的觀點用「目前工人運動所能接受的形式」表達出來。「重新覺醒
的運動要做到使人們像過去那樣勇敢地講話」還需要一段時間。在起草協會的〈告工人階級書> (Address to the Working Classes) 時,他甚至使用了「義務」和「權利」以及「真理、道德和正義」等詞,但是這些字眼「已經妥為安排,使它們不可能為害」 由此,最終的協會章程字斟句酌、謹小慎微,與《共產黨宣言》所表現出的那種自信大不相同。
一八四八年革命後,流亡者中彌漫著消沉情緒,但這並沒有影響到當時正被監禁和流放的巴枯寧,而且他在國際工人協會成立後的四年中並沒有真正參與協會的活動。在這段時間裡,他成為一名更貨真價實的無政府主義者。他藉著國際工人協會召開巴塞爾代表大會、馬克思缺席之機加入了協會。他給人們留下的強烈印象,讓馬克思認識到,此人並非一個不可靠的同志那麼簡單,而是一個危險的對手。自一八四〇年代對付普魯東(右)派開始,馬克思一直在和無政府主義者進行論戰,從而導致同一場工人運動中的兩股力量之間出現不可彌合的分歧。
普魯東
https://en.wikipedia.org/wiki/Pierre-Joseph_Proudhon
普魯東以一名作家和演說家身分投入一八四八年巴黎起義,但又短暫地當過國民制憲議會議員。這段不愉快的經歷使他對其他議員脫離和懼怕群眾的本質心生抱怨,此後,他對經濟發展投入了比對政治發展更多的研究熱情。雖然普魯東在法國擁有一批追隨者,但思想漸漸右傾,變得越來越仇外,反對罷工、選舉和其他所有面對面的政治行動,他並不是想著如何發動群眾推翻政府·而是呼籲放棄一切有組織的政治鬥爭,著重促進自由公民之間的互助合作,以此達到教育大眾的目的 「工人不靠資本家的幫助自發地組織起來,用勞動征服世界,他們絕不需要莽撞的起義, 而是會憑藉道德力量橫掃一切,得到一切。 就這樣,他既思考戰略問題,又不提倡採取任何需要戰略的行動。
似乎有甘地不合作運動的味道
https://en.wikipedia.org/wiki/Non-cooperation_movement
巴枯寧代表著一種大不相同的無政府主義。他反對所有形式的集體主義,但熱衷革命,堅稱破壞即創造。「只有讓生活本身掙脫一切統治和教條的束縛,讓人們的自發行動獲得完全的自由,創造才能實現。」 他是個令人信服的雄辯家,比普魯東更具領袖式的個人魅力。他還有一個自己的激進分子全球網絡。馬克思指責巴枯寧擅自豢養獨立於國際工人協會之外的祕密組織。這多少符合事實:巴枯寧一直維繫著他的網絡, 目的是暗中推動整個工人運動朝著他所希望的方向發展。不過,馬克思的活動多少帶點偏見和惡意。雙方爭鬥的結果就是葬送了國際工人協會。
一八七二年,馬克思最終把巴枯寧開除了,並將協會總委員會遷往美國,協會也由此在實質上走向終結。
馬克思和巴枯寧都沒有在巴黎公社中扮演重要角色。「他們欠公社的比公社欠他們任何一人的都多。」
馬克思在《法蘭西內戰》(The
Civil War in France) 中指稱巴黎公社是革命政府的樣板,是「無產階級專政」(這個詞後來被賦予了更多邪惡的色彩)
巴黎公社
https://en.wikipedia.org/wiki/Paris_Commune
公社的實踐表明,工人階級是可以掌握政權的,但很難利用現有國家機器為自己的目標服務。巴黎公社社員「浪費了寶貴時間」去組織民主選舉,而不是迅速且徹底地消滅凡爾賽政府。
馬克思認為這原本可以靠頑強戰鬥和統一指揮來實現。巴枯寧的觀點則大相逕庭。他認為,巴黎公社的全部意義就在於它的自發性和工人委員會的非集權性。馬克思關於應在強有力的統一指導下建立穩固政權的想法讓(主張無政府的)巴枯寧感到害怕。他呼籲人們警惕「少數自詡有超凡智慧的人統治多數人」的事情發生。
巴枯寧當初警告會出現一個新的菁英階層以及社會主義制度會產生強權國家是有先見之明的，這些警告是他思想的自然流露,他確信國家是罪惡之源,反對任何人將自己凌駕於其他人之上。 馬克思的觀點認為：即強大的國家強制力對於無法預知的未來是必不可少的。但就像恩格斯所說的,國家終將「消亡」。根據馬克思的理論,無產階級只有解放了全人類才能最終解放自己。國家作為一個階級統治的手段,將會成為多餘之物。
這個理論讓人們稍感安慰,但是馬克思從來不會在政治權力的運用上心軟,也不會去想像階級鬥爭會變得如何殘酷。資產階級不會自願交出權力,如果權力被奪走,他們會再奮力奪回來。這可能會引發和各個反動國家的戰爭。所以在短期内,馬克思一刻都不會懷疑無產階級必須藉著鬥爭奪取政權。這也正是巴黎公社的教訓- 認為沒有統一的指導和強有力的政權,革命也能成功,是天真幼稚的。
在恩格斯看來,革命「無疑是天下最權威的東西;革命就是一部分人用槍桿、刺刀、大砲,即專制的手段,強迫另一部分人接受自己的意志」
巴枯寧則認為,馬克思相信國家將會按照他的設想最終消亡,是很幼稚的。國家可以是任何個人利益的表達,而不是只有階級。即使心懷善意的革命菁英也會走向威權主義,動用國家權力來維護和加強他們自身的地位。「我不是一個共產主義者,」他解釋說:「因為共產主義把所有社會權力集中和吸收到國家,它一定會最終把財產集中到國家手中。」相反,巴枯寧主張「廢除國家,徹底消滅權威的原則和國家的監護」
他尋求實現社會力量「自下而上的自由聯合,而不是靠強權自上而下地組織在一起」, 他挑戰的不是那些使政治權力的人,而是政治權力這個觀念本身。他承認,革命必須向「裝備有最可怕的殺傷性武器,什麼都不放在眼裡的軍事力量」進行鬥爭。對付這樣一頭「野獸」,需要另外一頭同樣狂暴但更加正義的野獸, 那就是「一次有組織的人民起義,一場像軍事行動一樣不擇手段、毫無顧忌的社會革命」
雖然馬克思設想的步驟「有助於對權力本身加以研究」. 巴枯寧還是認為革命可以透過廢除政治權力而不是交接政治權力的方式進行。在巴枯寧眼裡,權力是一個人造概念,是一種對人性不必要也不道德的壓迫。沒有權力,人性會回歸到更加真實的狀態,法律也會體現出它原有的和諧本質。
雖然巴枯寧原則上反對權力,他自己卻似乎很喜歡權力,因為他總是處在各種陰謀的中心位置。如一八七〇年,他曾打算「創建一個多至七十人的祕密組織」,助俄國革命一臂之力,並實現「祕密組織的專政」 這個組織將「指導人民革命」,憑藉「一個看不見的力量無人知曉,無人施加——透過它,我們組織的 專政將會無比強大,它越是不可見、不可知,就越是可以在沒有官方合法性和重要性的情況下發揮作用」
巴枯寧擺脫這個邏輯困境的辦法是強調職業革命家能夠發揮的作用極其有限,無論他們懷著什麼樣的初衷。對於馬克思來說,革命是積極、富有建設性的事件,自然地起因於潛在經濟條件的變化。而巴枯寧則把革命說成是很難預測的事件,認為它有著無法被人操縱、未必能被那些鼓動或反對它的人所認識的深層原因。革命「是由事物的力量、由群眾運動產生,然後才爆發出來的,表面上它們常常由無關緊要的原因引起」。它們來自歷史的潮流,「歷史潮流持續並往往緩慢地在地下流淌著,為主流階層所不見,逐漸環繞、滲透直至淹過他們,直到它們流出地面,激流沖垮一切阻擋其前進道路的障礙」。從這個角度來說,革命 既不能由個人也不能由組織來發動。相反地,它們「獨立於所有意志和密謀之外發生,並且總是由時勢所創造」
有趣的是,巴枯寧的這種歷史觀與托爾斯泰很接近。兩人的思想傳達出同一種感覺,即歷史進程取決於很多人對他們所處環境的反應,這些反應既無法預知也無法操縱。相互間的影響倒是很有可能。他獨特的基督教無政府主義思想受到了農民的單純信仰的啟發,近似於普魯東對一個自下而上建立起來的新社會的想像。
巴枯寧與托爾斯泰或普魯東都不一樣,對於人在主導革命方面的主觀能動性,他的看法更為適切。人民本能地具有革命思想,只是沒有意識到自己是社會主義者,需要某個人把他們團結起來,否則,他們就可能被那些一心想要獨裁、把人民當成「實現他們個人榮耀的墊腳石」的人所欺騙。正如一位傳記作家所說, 「知識分子應該在歷史進程中扮演低階角色,充其量在人民自己編寫劇本的時候做個有幫助的編輯」,這是個令人欣慰的假設,但和馬克思所謂無產階級專政僅僅是一個過渡階段的說辭一樣不可信,。政治家總愛宣稱自己只是人民公僕,既領導人民也傾聽人民的呼聲,但據巴枯寧觀察,現實中事情往往 是另外一種樣子。
行動宣傳
「行動宣傳」這個概念反映出巴枯寧對理論日益缺乏耐心,認定只有採取非常行動才能刺透芸芸眾生的模糊認識。他的目的是向人們展示,如何卸除農民身上的枷鎖。只要能夠看到現有制度的脆弱性,就會激發出強大的本能,然後揭竿而起。因為無政府主義者煽動群眾的具體做法常常涉及暗殺,所以巴枯寧被視為激進恐怖主義之父。馬克思譴責巴枯寧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他和謝爾蓋·涅恰耶夫(Sergei Nechayev) 為伍。作為一個刻薄、禁欲、好鬥的人,涅恰耶夫打著事業的旗號宣稱自己有權也有義務做任何事(他的這個結論並不單單服務於革命事業),把虛無主義帶向了有害的極端。一八六八年年底,他在瑞士與巴枯寧會 面時,自稱是「俄國革命委員會」的代表,剛剛逃出監獄。由此,巴枯寧正式宣布他為「世界革命聯盟俄國支部」成員(第二七七一號)
接下來的幾個月,對巴枯寧來說簡直是場災難。直至後來他終於摒棄了涅恰耶夫的殘酷學說。涅恰耶夫炮製的各類恐怖小冊子公然讚美「毒藥、刀子和絞索」的好處,大談特談「火與劍」的淨化作用。雖然外界認定巴枯寧也參與編寫這些出版品,但其中有些或許跟他無關。涅恰耶夫宣稱,「大批地殺死達官顯貴」將 會讓統治階級陷入恐慌。有權勢的人越是表現得不堪一擊,其他人就越是會勇氣倍增,最終爆發普遍革命。 涅恰耶夫在其最惡名昭著的出版品《革命者教義問答》(Catechism of a Revolutionary)的開篇中寫道:「革命者是自我獻身的人,他沒有自己的利益、自己的事務、自己的感情、自己的愛好,自己的財產,甚至沒有自己的名字,他的一切都融會在唯一僅有的利益、唯一的思想、唯一的激情—革命之中,」 只有革命能夠區分善惡。
欸，獻身革命是一種精神官能症，狂熱的革命份子=神經病(連顧好自身利益的理性都沒有- 最無私的革命者其實是最自私的人)
一八七五年,革命鬥志盡消、夢想破滅的巴枯寧走完了他的一生。雖然他在義大利、西班牙和俄國撒下了很多群眾運動的種子,但他留下的直接遺產還是對「行動宣傳」的追求。以義大利人艾力格·馬拉泰斯塔(Errico Malatesta)為例,他在一八七一年讀到了巴枯寧的著作,五年後便大談「革命在於少說多做.......每一個革命的社會主義者都有義務正式表明自己與發展中的運動休戚與共」。但是後來, 馬拉泰斯塔也反對無政府主義者採取恐怖行動,因為當時語言宣傳仍是有說服力的。
在他們尋求摧毀一切現有制度的時候,一條「血河」已經讓(無政府主義)群眾運動失去了成功的機會。”馬拉泰斯塔曾多次催促無政府主義國際 (Anarchist International)找到一種暴動的方法,之後他便開始藉由實際行動做起了自己的宣傳。他現身於坎帕尼亞(Campania) 的各個村莊,讓一夥武裝分子燒毀了稅收登記簿,並
在那之後,他走遍歐洲以及阿根廷、埃及和美國,到處煽動叛亂,並與人們探討美好的社會該是什麼樣子、怎樣才能在不動用權力或創建一個新政權的條件下推翻舊制度。到了晚年,他又對濫殺無辜的恐怖行為大加譴責,堅持認為只有正當的暴力才有助於實現解放。他在一八九四年時寫道. 「可以肯定的一點是,靠槍林彈雨無法推翻一個資產階級社會,因為這樣的社會建立在一大堆私利和偏見之上,維持它運轉的,主要還是人們的惰性和他們逆來順受的本性,而非武力。」
一八八一年在倫敦召開的國際無政府主義者代表大會,號召利用一切手段「消滅所有統治者、國務大臣、貴族、教士、最有名的資本家者」,要特別學習化學,準備好爆炸材料。德國無政府主義者約翰·莫斯特 (Johann Most)本著雅各賓黨人的精神,主張徹底剷除有產階級。他在一本名為《革命戰爭科學:硝酸甘油、炸藥、火棉、雷汞、炸彈、
引信、毒藥等的使用和製備指導手冊》的小冊子中寫道:「科學所做的最好工作,就是為世界上千百萬受壓迫民眾提供了炸藥。
無政府主義並不只限於個人恐怖主義。值得注意的是,二十世紀的頭十年,一場真正受到擁護的群眾運動在西班牙蓬勃興起。無政府主義在西班牙左翼人士中大有市場,比共產主義更有吸引力。它的表現形式多種多樣,包括工人隊伍中的強大工團主義傾向。西班牙全國勞工聯盟(CNT)成立於一九一一年,十年後就擁有了上百萬會員。
https://en.wikipedia.org/wiki/Confederaci%C3%B3n_Nacional_del_Trabajo
它避談政治,致力於在經濟領域展開直接行動,譴責一切形式的權力。但它從未遠離政治,它有很多分會,每個分會的所有會員在經過適當討論後都承認,他們的想法受到了多數人意見的束縛。很快,聯盟中就出現了一個極端派別和一個溫和派別,前者準備發動暴力起義,後者則準備同雇主和政府做交易。對於如此大規模的群眾運動而言,這並不奇怪。
一九三〇年代早期,極端分子在勞工聯盟內部成功排擠了溫和主義者,組成一個巴枯寧式的陰謀集團。當時正值一段社會持續動盪的時期,群眾運動開始面臨真正的抉擇。他們的行動後果顯而易見,並非只是理論上的。 由於一九三三年放棄參加選舉讓右翼政府上了台,於是很多勞工聯盟會員在一九三六年投架支持左翼的人民陣線(Popular Front) 。之後便發生了佛朗哥推翻共和國的軍事政變。勞工聯盟領導人們展開抵抗,它的第一線會員按照集體主義原則接管了所到之處的共和國控制地區。這時,權力歸屬開始成為困擾他們的殘酷現實。首先要選擇的是,究竟該解散加泰隆尼亞地方政府,建立起一個實質性的無政府主義專制政權,還是和他們一直譴責的傳統機構合作? 他們的領導階層選擇了合作。隨著佛朗哥軍隊逐漸壯大,勞工聯盟領導層認為有必要與社會主義者合作,並立刻要求其會員轉而遵從黨派路線。在加入政府後,勞工聯盟的報紙評論道,由於無政府主義者成了部長,國家也就不再具有壓迫性。徵兵和嚴肅軍紀成了頭等大事,而社會實驗 (其中有些已經取得成功)暫時告一段落。事實上,軍隊裡多是民兵,各有各的政治靠山,動不動就會引起派系內鬥。隨著軍隊紀律越來越嚴明以及共和國越來依賴蘇聯的支持,共產主義者很快在軍官集團中取得了支配地位。最終,共產主義者在蘇聯的支持下將矛頭指向無政府主義者,一場內戰中的內戰開始了。西班牙的經歷,使無政府主義在原有的恐怖標籤之外又加上了徒勞無功的註腳。
無政府主義者或許非常清楚地認識到了權力的誘惑和邪惡,權力和他們心中的理想社會水火不容,但他們無法證明一個社會沒有權力該如何有效運作。當出現一個能夠對人間眾多事物發揮影響的機會時,他們不是必須忘掉自己以往對權力和官位的非難,就是把機會讓給其他不那麼討厭權力的人。無政府主義者知道採取什麼樣的手段就能取得什麼樣的結果,但既然放棄所有可能卑鄙齷齪的有效手段,他們就只能等著人民主動像他們所希望的那樣行事了。正如卡爾·利維 (Carl Levy)所指出的,這種不願掌權的姿態多少有些自相矛盾,因為絕大多數無政府主義者「得仰仗他們的領袖(地方、國家和世界的)幫助維護制度的連續性」。 然而,那些必須假裝自己不是領袖的領袖們卻無法為人們指明戰略方向。的確,拒談權力就不可能制定出嚴肅的戰略,所以他們的角色只能是憤怒的批評家。領導問題持續分化著左派陣營,使其走向兩個極端。一邊是純粹主義者,他們基本上只會不停對群眾進行說教;另一邊則是激進主義者,這些人堅定地充 變革的先鋒,並且認定除了他們設定的道路之外,別無他途。
欸，太孤陋寡聞與井底之蛙，原來政治的思想與歷史如此複雜與有趣
講好聽就是審時度勢+計算/算計與妙算(政治精算)
講難聽就各派系多空交戰/合縱連橫，反覆無常沒有均衡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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