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樣是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來看則新聞報導
http://www.appledaily.com.tw/appledaily/article/forum/20120424/34180830
朱敬一和翁啟惠都認為關鍵在於學術與產業的結合太差。
他們舉美國為例，一流的大學都有互動良好的產學關係。產業界出現科技瓶頸或困難，就丟給學術界去解決，產業界則回饋以研究獎金。這對產業界和學術界都是很好的成長機會，可謂互蒙其利。
學界根本瞧不起產業界，認為那是基層初級產業，不過是黑手罷了。自然科學的教授學者避之唯恐不及，怎能降貴紆尊與黑手合作？儒家的這個思想就成為產學合作的玻璃障礙。學者視產業為奇技淫巧之末，加上產業界又唯利是圖，更令自戀嚴重的學者們聞銅臭而輕鄙。
此外，我們學者們動手做實驗的習慣很差，完全不能跟實證主義為主流的西方科學界相比，產業界提出的問題太實際、太技術性，學者們沒有能力解決，只好不理不睬。
產業界對學術界一方面有自卑感，一方面也看不起學界，認為他們脫離現實，只會講理論，現實上百無一用。當時最有名的業界一句話是：台大電機系畢業生連工廠裡的電燈壞了都不會修。如此互相輕視，怎能合作無間？
個人淺見感想如下
1. 國外(老美)在價值鏈上主要鎖定為研發和行銷，自然對學界來說會有比較大的需求，再者跨國大企業還有規模的因素；台灣相較之下，專做生產代工，套句地瓜郭董的話：出了實驗室就沒有高科技=>當然沒有學術合作的需求，再者同樣的研發成果，在老美夠大的市場規模下，可能會有驚人的報酬，在台灣，同樣的研究成果或專利能夠賣多少錢？
2. 以上兩點是”先天”國家體質的因素，至於”後天”制度體制方面，學界用SCI/SSCI點數來衡量一個學者的價值，產業界用收入-成本來衡量在研發等相關間接支出的效益，兩者不可能會有交集；而且中小企業規模不夠大，沒有閒錢餘力會去重視研發，形成惡性循環。
改變這種惡性循環的一些想法：
改變incentive/driving force：
教育部/學校：
一、聘請一個老師或給予教授頭銜，可以有不同的績效衡量指標或面向
一是學術成就=>SCI/SSCI即為一種衡量指標
另一市場價值=>能夠接多少產學合作案/收到多少業界顧問費
學校養一個大學教員大概一年約200萬，如果這個老師ㄧ年可以接到(淨利)超過200萬以上的案子，才能算是損益平衡，總接案金額淨利超過一億(200萬*50年=>教學+退休)才能取得終身教職
用以上第二個市場價值的角度來衡量，雖然市儈功利，但或許可以刺激這些象牙塔當中的學者，從累積點數的面向跳脫出來思考自己的貢獻與價值吧。
二、另外一個做法是：考慮聘請多年實務經驗的業界人士擔任教職。
目前教育界訓練養成的 博士，唯一的出路就是教書，沒有見過世面當然只能教一些象牙塔當中的知識，而且近期繁殖成為學閥。在學校的人力聘用上，應該稍微扭轉一下這樣的惡性循環，視市場和社會需要，每年調整各系所師資與招生配額(而系所總接案量和金額即為指標之一)
三、頂尖與技職的平衡和取捨
台灣要衝擁有一所世界前排行五十大的大專院校也不是不可能，把五年五百億直接給同一所學校，外加把國內各領域發表數量最多的學者統一集中到這所學校即可；相信會比分散力量來的有效。不要技職體系的學校也用SCI/SSCI來衡量老師的績效。
-------------------回來看環安這個領域的實務需求---------------------
工安的部份：
過分依賴法規規範、行政處分、考試與認證，忽視實際執行的可行性、下有對策與後遺症=只有看到環安面，沒有意識到環安只是生產製造與企業經營的一小部份=>（政府官員的毛病）
重視短期成本與利潤、忽視長期風險和競爭力的流失，衝產能、拼速度=短多長空=>(老闆的毛病)
搶自己部門的績效，覺得本於部門職責和專業，自己說了算；分工不合作，不願或忽視水平間的溝通和資訊分享，也不認為環安與自己有關=>（現場主管的毛病）
把考試認證當成教育訓練，而非改變觀念和認知；把薪資當成費用/成本，而非對於人才的投資=用三流的人才，只能得到三流以下的工作品質=>(人資的毛病)
只追求環安本身的績效或相關法規要求的程序與文件紀錄，忽略這些規定的有效性與這些機制的背後意義=無法拿捏和取捨平衡=>（環安人員的毛病）
迷信工程改善與藉空洞的口號來進行管理=無法有效釐清、分析問題、掌握同仁心理認知與整體安全氣候，亦無法有效整合、適時適地的運用各項管理面和技術面的工具和手法=>(環安人的毛病)
怕麻煩、想貪圖方便和速度、自以為掌握狀況(認知意外不會發生)=>(現場同仁的毛病)
環保的部份
不需搞所謂環境規劃、綠能省碳、觸媒神奇轉化
能夠老老實實幫助事業單位管末處理做好才是真本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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