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略大歷史(3)
戰略大歷史：戰略是人類永恆的遊戲規則，懂戰略，你就能理解世界、定位他人，掌握自己的優勢
Strategy: A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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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的譯者是左岸的王堅、馬娟娟
商周只是再包裝與出版，難怪翻譯….可惜了
第二部分：武力的戰略
第6章 新戰略科學
以色列軍事歷史學家和理論家馬丁·馮·克利韋爾德(Martin van Creveld)曾質疑,一八〇〇年以前是否有戰略存在？
在一八〇〇年以前,情報搜集和通信體系效率既低又不可靠。因此,將領們不得不親臨前線, 至少不能離前線太遠,以便迅速適應攻守變化。他們不敢制定任何複雜的計畫。當時的軍隊，沒有戰鬥熱情和獻身精神,無法在持久戰中鼓足信心,士兵在食物短缺或條件艱苦時也容易受到利誘而開小差。
所謂深謀遠慮,不過意味著集中精力令敵人陷入弱勢或無援的境地。
之後隨著交通體系的改善和陸地地圖精準度的日益提高,自稱法國皇帝的拿破崙, 波拿巴 (Napoleon Bonaparte)出現了。拿破崙象徵著一種新的作戰方式:整合優秀人才和群眾團體的力量,制定遠遠高出前人的宏偉目標。
本部分內容以介紹現代戰略概念開篇,然後將闡釋亨利·約米尼男爵和卡爾·馮.克勞塞維茨這兩位重要戰略大師的觀點。他們的思想產生於一個政治大動盪的年代。當時,頻繁的戰事不斷改變著歐洲版圖,大規模軍隊的組織、調集、行動和指揮面臨新的挑戰。當時人們關注的仍是一場場戰鬥,指望著憑藉一次勝利讓敵人在政治上陷入絕境。在當時的軍事思想中,殲滅戰的觀念根深柢固。
這樣的思想一直延續到了十九世紀,大概直到十九世紀下半葉才告消亡。這種思想是君主制度的產物，一直模糊不清,作用也十分有限。在君主制度下,戰爭的起因和結果主要和統治者的私利密切相關,比如王朝更替或對特定地域的主權。隨著民族主義和共和主義的興起,舊的作戰思想日漸式微。
傳統戰爭的觀念與架構是：勝利是一種雙方均認可的結果- 戰鬥結束後,戰場上只剩下一方軍隊搜揀戰利品,而另一方屍橫遍野、任人擄奪。這種勝利仍有賴於敵人對失敗的接受。某些勝利比其他勝利更顯正統,比如那些沒有使用下流詭計而取得的勝利。
然而對於名義上被打敗的君主來說,只要認識到自己的撤退使敵人蒙受了更大傷亡,或者己方退而不亂、保有實力,還是會扭轉困局、捲土重來。名義上的勝利者必須核算是否已經對敵人造成足夠打擊,以便說服敵人理智地坐到談判桌前。這種做法在某種程度上取決於雙方的利害所在,以及敵人是否仍有反擊能力,或者是否可以透過從鄉間 包圍城市、發動暴亂等手段來脅迫敵人,讓他們防不勝防。
戰略成為職業和產品
當時戰略的概念與其日後含義的不同之處就在於,前者指的是領導者可以獲得並利用的全部知識。戰略家逐漸成了一種特殊職業,主要為菁英人物提供專業意見;戰略成了一種特殊產品,供各個國家和組織在複雜的局勢中妥善自處。
更早的時候,我們會注意到「 Strategos 」(譯註:意為將軍、領袖)一詞在五世紀的雅典所代 表的含義。而根據美國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研究員,軍略、政治、歷史學家愛德華·魯瓦克 (Edward Luttwak) 的觀點,古希臘和拜占庭時期曾出現過和現在的「 strategy 」一詞等同的「strategike episteme」(將軍的知識)或「strategon sophia」 (將軍的智慧) 在弗龍蒂努斯編寫的以希臘文
「Strategematon」為書名的拉丁文著作《謀略》中,這些知識和智慧以各種計謀策略彙編的形式得到了體
現。古希臘人在形容作戰技巧時會用到「 taktike techne」,這個詞既包括我們所說的「tactics 」(戰術), 也有雄辯和外交之意。
「strategy」一詞直到十九世紀初才被廣泛使用。其問世早於拿破崙的崛起,反映出啟蒙運動中人們對經驗科學和理性運用的日益增長的信心。甚至戰爭這種最難駕馭的人類活動,其研究和運用也遵循著同樣 的精神。最初的研究領域被稱為「 tactics 」,這個詞曾一度指部隊的有秩序組織和機動。據霍伊澤爾論述, 「tactics」被定義為「軍事行動科學」的歷史可回溯到西元前四世紀。直到六世紀,「strategy」才有了相應 的定義,當時一部佚名著作首次明確地把這個詞與統兵藝術連結起來。「戰略是軍事統帥用以保衛自己土地
和打敗敵人的手段。」西元九〇〇年,拜占庭帝國皇帝利奧六世寫下《將道》(Strategia)一書,總結了與 「Strategos」相關的全部術語。利奧的著作在幾個世紀後才開始為人所知,並於一五五四年由一位劍橋大學
教授翻譯為拉丁文,但其中並無「戰略」的說法,譯者用的是「統兵藝術」或「指揮藝術」。
一七七〇年,法國將軍和軍事理論家吉貝爾伯爵(Jacques Antoine Hippolyte,Comte de Guibert) 出 版了他的《戰術通論》(Essai général de
tactique)一書。當時,年僅二十七歲的吉貝爾是一個早熟且生活
縱的法國知識菁英,有過豐富的軍事經歷。他撰寫的一整套有關軍事科學的論文把握了啟蒙時代精神,產生巨大影響。當時面臨的問題是如何克服戰爭非決定性的頑疾。吉貝爾認為,一支大規模軍隊若要想取得決定性戰果,就需要具備機動能力。他對後來發展成為「戰術」的「基本戰術」和後來發展成為「戰略」的
「大戰術」做了嚴格區分。
霍伊澤爾將「戰略」一詞的突然出現歸功於法國人梅齊樂 (Paul Gédéon Joly de Maizeroy)於一七七一
年對利奧著作的法文譯介。梅齊樂認為,利奧所說的「將軍之學」獨立於層級較低的戰術範疇。他在該譯作的一個註釋中說:「準確而言,la stratégique就是指揮官的藝術,指揮官憑藉恰當而熟練地掌握和運用
所有統兵手段,調動手下所有部隊,使他們成功地發揮作用。」到了一七七七年,此書的德文譯本使用了 「 Strategie」這個術語。梅齊樂將戰略形容為「制高點」 (sublime,吉貝爾也用過這個詞),認為其包含的
理性成分要多於固定規律。戰略需要考慮的東西很多:「為了制定出計畫,戰略要研究時間、地點、手段和 不同利益之間的關係,權衡每一個因素......這些涉及辯證法領域,也就是說涉及推理的範疇,而推理是思想的最高能力。」
從十九世紀初開始,strategematic、strategematical、strategematist、strategemical等一大堆詞在英國冒了出來。這些詞都想給人留下使用者精通戰略和計謀的印象。於是, strategemitor成了制定計謀的人, 而stratarchy則是指軍隊內部自最高指揮官逐級向下的治理體系。這詞曾被當時的英國首相威廉·格萊斯 (William Gladstone)使用,來解釋軍隊應如何超越層級界限,絕對服從所有上級軍官。之後,又有了 stratarithmetry,這個詞表示一種計數方法,即透過讓一支軍隊或一群人排成特定的幾何圖形,來估算出他們的數量。strategist(戰略家)的近義詞是strategian,它伴隨tactician(戰術家)而自然產生,但沒有流行起來。
作為區分不同級別的軍事指揮和與敵接觸的一種手段,釐清戰略和戰術之別的重要性得到了普遍認可。 戰略是最高統帥「規畫和指導一場戰役中大規模軍事機動和作戰」的藝術,而戰術是「在戰鬥中或直接面對 敵人時指揮部隊的藝術」。 不久,戰略一詞就脫去了軍事色彩,進入貿易、政治和神學等五花八門的領域
strategy這個詞的迅速傳播意味著,在尚無公認定義的情況下已為人所用。當時,大多數人認為戰略是一種和最高統帥有關、將軍事手段和戰爭目標連結起來的事物。它超越了低層次、小範圍、小規模的機動戰和遭遇戰,將軍事領域中的所有事務聯繫在一起。但同時,歸於戰略名下的種種行為又非常實用,人們認為 這些是新時代龐大軍隊的產物,是適應部隊行動和補給的特殊需要,也是影響對敵之術的決定性因素。戰略
所以如此務實,多半是受了各種形式的實用知識和原則的影響,這些資訊能以一種系統性和啟發性的方式
展現出來,被較有遠見的指揮官納入考慮清單。所以,戰略與計畫的關係自然也越來越緊密。補給和運輸方
面的問題限制了目標的實現,而對火力和防禦條件的估計結果則會影響軍隊部署。可以這樣說,戰略涵蓋了 一場軍事行動從開始之前就已經決定好的各個層面。
改進後的地圖,為軍事計畫帶來了巨大變化。製圖學的發展,意味著大本營、補給線、敵軍陣地乃至調動部隊的時機,都可以用幾頁紙表現出來;在地圖上標明一場戰役的大致進程,就有可能判斷出戰局將如何發展。亨利·勞埃德(Henry Lloyd)是第一個在空間上重新定義戰爭的人。他因為參與了一七四五年辟斯圖亞特王朝的叛亂而逃離英國,此後曾為形形色色的歐洲國家軍隊打過仗。他認為那些在軍界謀職的人
「很少或根本沒有認真研究過軍事」,自稱已經發現了確定不移的戰爭原則,這些原則只有在應用的時候 才會發生變化。 勞埃德以發明「作戰線」 (line of operations) 一詞著稱。這用法被沿用到今天,其意思為一支軍隊從出發點到目的地之間的路線。勞埃德影響了不少後世軍事理論家,其中就包括普魯士人海因 里希·迪特里希·馮·比洛(Heinrich
Dietrich von Bülow),後者於一七九〇年赴法國,親身經歷了大革命的洗禮。他對拿破崙的戰法進行了研究,撰寫了一系列軍事著作,包括一八〇五年的《實用戰略指南》 (Practical Guide
to Strategy)。比洛對使用幾何表示法來解釋軍隊備戰情況頗為癡迷。他試圖借用數學原理證明,軍隊可以根據其後勤基地與攻擊目標之間的距離來編排和推進。這種方法可以從他對戰略的定義中窺得一斑。在他看來,戰略是關於「在大砲射程和視野以外進行軍事行動」的科學,而戰術是關於在上述範圍內進行軍事行動的科學。 比洛對戰術的研究被認為是有價值的,但讓他非常懊惱的是,自己關於「新戰爭 體系」的闡釋在普魯士將軍們的眼裡一文不值。
無論在戰場上使用什麼樣的科學方法,到了關鍵時刻,作戰形式和作戰指揮都更取決於統兵將領的個人判斷。比起仔細的算計和籌畫,將領自身的性格、眼界和直覺或許會起到更大作用。戰端一開,變數無窮, 理論也就幫不上什麼忙了。這時,戰爭便成為一種藝術。戰略可以被看作一門系統、基於經驗、按邏輯發展 的科學,涵蓋所有可以事先計畫且需要深思熟慮的事務。戰略是藝術,那些能在無望形勢下取得非凡戰果、有膽識的將領所做的一切都配得上「戰略」二字。
拿破崙的戰略
他堅稱這種藝術的本質很簡單:「如果軍隊總體數量處於劣勢」 就應該「在準備攻擊或防守的地點,讓自己的兵力超過敵人」 如何以最佳方式達到目標,是一門「從書本和實踐中都學不來」的藝術。這是軍事天才的事,所以得靠直覺。拿破崙對戰略的貢獻不在理論, 而在實踐。沒有人比他更善於用偉大的軍隊贏得偉大的戰爭。
拿破崙對新戰爭模式的締造並非完全從零開始,他借鑑了同時代最為德高望重的統帥腓特烈大帝 (Frederick the Great)的成果。腓特烈是一七四〇年至一七八六年的普魯士國王,他的成功得益於他將軍隊變成了一個訓練有素、紀律嚴明、反應靈敏的工具。最初, 腓特烈更傾向於進行「短促有力」的戰爭,這種戰爭要求一戰定勝負,因為漫長的戰爭勞民傷財,而他的王國又相對貧窮。他在統治早期藉奧地利王位繼承戰爭(War of Austrian Succession)之機奪取了西利西亞 (Silesia),此役為他贏得了戰術天才的殊榮。耶魯大學法學院教授詹姆斯·惠特曼(James Q. Whitman) 視這場戰役為一個最好的例子,用來告訴人們,只要敵對雙方都同意以打仗為賭注,「勝利法則」是可以讓人保持克制的。腓特烈說,戰爭「決定國家的命運」,能夠「結束那些不靠戰爭就可能永遠無法解決的爭端」
「沒有什麼高級法庭」能管住國王們,戰鬥可以「決定他們的權利」並「判斷他們動機的合法性」
然而一段時間後,腓特烈對戰爭變得更為謹慎了,因為他發現,打仗憑的是運氣。取得成功,可能要靠一次次小型戰果的累積,而不是靠一場決定性的遭遇戰。與拿破崙不同,腓特烈反對在遠離本國邊界的地 作戰,也不指望在戰鬥中全殲敵軍,而且極力避免正面進攻。他的標誌性戰術就是「斜行序列」 (oblique order),這種迂迴戰術實踐起來往往很複雜,對部隊的紀律有較高要求。所謂「斜行序列」是指:集中兵力攻擊敵人最強的側翼,同時避免讓自己較弱的側翼與敵人接觸;如果敵人未被擊垮,則己方仍有可能安然撤退;如果敵人側翼被攻破,己方的攻擊部隊便可轉身與大部隊會合。腓特烈和拿破崙的共同點,也是後來 得到理論家們讚美的,就是兩人都能夠在軍隊總兵力不占優勢的條件下,在戰場上創造出強大戰鬥力,並直 接攻擊敵人的薄弱環節。
作為一名年輕的軍官,拿破崙還閱讀了吉貝爾的著述,並將後者的某些思想納入自己的觀點,特別是 他認識到在己方兵力占優勢的關鍵地點發起攻擊,以及向這些地點快速調兵的必要性。雖然吉貝爾已經斷言「歐洲霸權將落入具有陽剛之氣並握有一支國民軍的國家之手」,但他沒能想到將徵兵作為實現目標的手段。他認為,公民和士兵的義務是相悖的,頂多也就是把民兵發展成國防軍。龐大軍隊的真正出現,應該 歸功於法國大革命的關鍵人物之一拉札爾.卡爾諾 (Lazar Carnot)。此人與拿破崙素來不和,但一直為其效力到一八一五年。當時擔任戰爭部長的卡爾諾,以徵兵方式開創了「全民皆兵」 (Levée en masse)的制度,並把軍隊變成了一個力量強大、訓練有素、紀律嚴明的組織。卡爾諾還讓人們明白了一支龐大軍隊是如何充當攻擊手段,具體做法是將其分成若干行動快於敵軍的獨立作戰單位,使其能夠攻擊敵軍側翼,並尋機切斷敵軍的聯絡。拿破崙手下的大多數將軍,都從卡爾諾的軍事才華中受益匪淺。
拿破崙的貢獻,在於他領悟到了發揮大軍團潛力的真諦。他透過吸收啟蒙時代的軍事智慧,並利用卡爾諾創建的軍事體系,不僅顛覆了傳統戰爭觀念,而且打破了整個歐洲的權力平衡。拿破崙的天才之處,並不在於其戰略思想的獨創性或新奇性,而在於它們的順應時勢以及他的大膽實踐。他一向重視決定性會戰的作用,時刻準備面對戰爭的殘酷無情,設法集中足夠兵力全殲敵軍。這是實現政治目標的途徑,因為潰不成軍的敵人是不會拒絕任何政治要求的。由於這需要徹底擊敗敵人,拿破崙因而不太喜歡使用間接戰略。每當發現敵人的薄弱環節,他便會向該處調集更多的部隊並一舉攻破。然後,他們就可以從後方或側翼進一步威脅敵人。
這需要冒些風險,比如在集中兵力時,不得不讓自己的後方和側翼陷入空虛。但拿破崙並非魯莽之會等待正確的時機採取行動。他將確保戰場上兵力優勢,作為至高考量,所以經常選在不引人注目的偏僻之地發起大會戰,以便抓住機會,以絕對優勢毫不留情地痛擊敵人。而透過總攬軍政大權,拿破崙還可以殺伐決斷,無須廣泛徵求他人意見。他的樂觀、自信以及對勝利的非凡駕馭能力,為他贏得了部下的忠誠, 也讓敵人時刻處在憂懼不安之中。這賦予了他不可抗拒的個人魅力,他本人也總是熱衷於利用這一點
。
拿破崙從未對他的戰法做過完整解釋。他沒有寫下任何有關戰略的論著,雖然他曾明確將其指作「戰爭的更高境界」。他的觀點存錄於一大堆格言中。這些格言往往是對他那個時代常見軍事問題的反思,雖然 像《孫子兵法》那樣具普遍性適用,但它們抓住了拿破崙戰法的精髓:關鍵時刻用優勢兵力渡過難關(「上帝站在有兵力優勢的軍隊一邊」);透過殲滅其軍隊來打垮敵人;將戰略視為「運用時間和空間的藝術」; 在實力較弱時花費 高積聚力量;以更大的決心、勇氣和毅力彌補物質條件的欠缺(「精神之於物質是三比 一」)。他的很多格言都以強調了解敵人為中心:如果與同一個敵人作戰次數太多,「你就會教會他戰爭的 藝術」;絕不按敵人的意願行事,「理由很簡單,因為敵人希望你做」;永遠不要阻止敵人犯錯;始終展現 出自信,因為你能看到自己的麻煩,卻看不到敵人的。
博羅季諾戰役
我們現在把目光轉向歷史上的博羅季諾(Borodino)戰役。這場戰役的結果既非典型的勝利,也非明顯的失敗,它之所以重要,在於其使拿破崙的戰法面臨質疑。博羅季諾戰役的發生地,距莫斯科約
當拿破崙在一八一二年夏天發起這場戰役時,並非沒有戰略考慮。他期盼著能複製自己以前的戰法,讓 敵人不停猜疑,同時在關鍵地點集中己方的優勢兵力,然後發起進攻。一旦俄軍落敗,他就能將議和條件強加於沙皇亞歷山大。為縮短戰爭時間、避免深入俄羅斯腹地,他希望在邊疆地區展開決戰。有了一八○五年
奧斯特利茨(Austerlitz)戰役等一系列驚人勝績撐腰,拿破崙自負不已,堅信能擊敗俄軍。由於沙俄的統治已經一團糟,拿破崙想當然耳地認為,只要法軍取得了明顯優勢,膽小懦弱的俄國貴族階層就會逼迫沙皇承認失敗。
殊不知,沙皇亞歷山大已經有了一套絕妙戰略,儘管在政治上存在爭議。利用沙俄在法國的完整情報網,亞歷山大早在一八一〇年就很清楚,一場戰爭不可避免,從而為思考對策和備戰爭取了時間。他客觀審視了俄國的薄弱之處,包括缺少可靠的盟友。在此基礎上,他曾想到一個對敵方案,那就是趕在法軍深入神聖的俄國領土之前,依靠俄軍的高昂士氣和可能成功的突襲,抓住機會搶先動手。但亞歷山大深知法軍兵力占優勢,擔心俄軍主力受損後,缺乏後備部隊來對抗給養充足、全編滿員的法國大軍。一旦戰敗,俄國將危在旦夕。有了這些顧慮,他轉而採取了一種防守戰略,這意味著他放棄了結盟打算。考慮到俄軍已計畫撤退,奧地利和普魯士當然不願與這樣一個國家組成反法聯盟。不過亞歷山大懷疑,就算他採取進攻戰略, 也未必能指望這兩國伸出援手。最重要的是,他知道拿破崙渴望打仗,而敵人渴望的東西恰恰不能讓敵人得到。
於是,不管大批天性好戰的高級軍官有多麼懊惱,俄軍最終決定撤退。利用以空間換取時間的方式, 他們就能增強實力。當法軍離自己的補給線越來越遠時,俄軍卻離自己的補給線越來越近。由於拿破崙的戰法,靠的是大會戰和速勝,而俄軍可以在撤退過程中利用己方更占優勢的輕騎兵切斷敵人的聯繫,利用疲勞戰術,拖垮拿破崙的大軍。「在我們完全撤回自己的補給線之前,必須避免打大仗。」
俄國人知道自己應該做什麼,但還沒有一個實際的撤退計畫。這還要看拿破崙會在什麼時候、以何種方式實施他的第一步行動。從一定程度上說,撤退,是在拿破崙動手後匆忙開始,但比拿破崙的進軍行動更有條不紊。這位法國皇帝本想速戰速決,因為對險惡的地勢和嚴酷的天氣準備不足,並沒打算長驅直入。在為求一戰而追擊俄軍的過程中,拿破崙把他的士兵,特別是戰馬折騰得筋疲力盡。直到逼近莫斯科,他才相信最終會迎來戰機。儘管大軍已疲憊不堪、損耗嚴重,拿破崙仍固守他的原定計畫,堅持認為俄軍不會不戰而走地放棄莫斯科
率領俄軍迎戰的米哈伊爾.庫圖佐夫(Mikhail
Kutuzov)將軍是個精明的指揮官,他深諳普通士兵和民眾的心思,作戰經驗也極為自由，但庫圖佐夫當時已經六十五歲, 體力和腦力都大不如前,而且身邊充斥著阿諛奉承的小人。戰役開打後,他對部隊的調度和指揮盡顯隨意:他把指揮權交給下級將領,由他們 視情況處理。他的消極態度讓人覺得他對戰事進展和下一步行動一無所知。
然而,博羅季諾戰役的實戰結果卻顯示出拿破崙的表現是多麼失常和離經叛道。深入俄國作戰,使法國遭遇意想不到的挑戰,人員和物資損失慘重。到發起戰役的時候,拿破崙大軍團(Grande Armée)原有的四十五萬人已經損失了三分之一。雖然從莫斯科撤退途中,俄國的嚴冬讓法國人嘗到了無盡的苦頭,但最初 對法軍造成重大損失的卻是俄國的酷夏。戰役中,俄軍名義上占有數量優勢,但若不算三萬一千名沒有武器或未經訓練的民兵的話,這種優勢便蕩然無存,結果就是大約十三萬法軍對陣十二萬五千俄軍。
此時的拿破崙皇帝本人,因為生活優越已明顯發福,喪失了早年的活力。戰役開打當天,他還發了燒,同時因為小便不暢苦不堪言,簡直已無法臨陣指揮。
在這種情況下,拿破崙的部將們幾乎是各自為戰,完全沒有了他曾費心打造的凝聚力。他的軍隊並不是集結成一線發起進攻,而是毫無章法地以若干小股兵力衝擊俄軍陣地。雖然他的優勢火力打開了俄軍防線的缺口,但敵人始終頑強抵抗,拒不投降,這令拿破崙大為驚愕。在有可能突破敵人防線的情況下,他猶豫了,對部下採取大膽行動的提議感到心煩意亂,拿不準是否可行。在兵力所剩無幾,急需補給的關鍵時刻, 他仍拒絕出動自己的近衛軍,而想著要為下一場戰鬥保存實力。
在以往戰役中,拿破崙一直是陣前的主宰。他會騎馬巡視前線部署,評估形勢,並激發出官兵們的殺敵熱情。但在這一天,他是那麼茫然無助。看到與自己的判斷相悖的俄軍實力報告後,這位皇帝變得遲疑不定。一位曾目睹此情此景的法國軍官形容說,拿破崙的「表情痛苦而沮喪,面如枯槁,目光呆滯;在可怕的槍砲聲中,他發出的命令越來越蒼白無力,和以前完全判若兩人」。拿破崙戰史專家亞歷山大·米卡別里澤 (Alexander Mikaberidze)補充指出,拿破崙「就像換了個人,當他拒絕了可能一舉制勝的建議時,他的低落或許已經成了對這場戰役最具決定性的因素」
。
讓這位皇帝感到欣慰的是,當天的戰役進行到最後,他終於攻破了敵陣,並對俄軍造成了大於己方的傷亡。但俄軍並沒有被徹底打垮,沒有傷亡的部隊大部分逃離了戰場。拿破崙原以為會抓到大批戰俘,但實際 俘虜的人數很少。此時,他已經無力再發起戰役來殲滅俄軍了。而一個擁有眾多人口的大國(俄國) 可以從已有損失中恢復元氣。
庫圖佐夫設法以一種從容有序的方式撤回軍隊。他做出一個關鍵決定,就是誘使拿破崙大軍進入莫斯科,而不是追趕他的部隊伺機決戰。這並非庫圖佐夫的初衷。在博羅季諾戰役之前,他曾一度反對放棄莫斯科,不認為犧牲城市是為了拯救俄羅斯帝國的更高利益而必須付出的代價。但後來庫圖佐夫了解,他救不了 莫斯科,也救不了俄國軍隊,而軍隊一旦拚光,莫斯科也就保不住了。如他所言:「拿破崙就像一股我們無力阻擋的激流。而莫斯科則是一塊可以將他吸入的海綿。」拿破崙的確把自己送進了莫斯科。在占領這座城市後,法軍開始到處放火,最終將它的三分之二化為灰燼(也有研究認為是俄國人自己放的火)。拿破崙希望沙皇能主動乞和,但他很快意識到,俄國人既不想再打一仗,也不想坐下來談判。這讓他束手無策,因為他無法讓自己的軍隊忍受飢餓和嚴寒的煎熬。除了返回法國,他別無選擇。回家的路無比艱辛。俄軍最終轉守為攻,沙皇總算實現了自己的戰略目標,並進而重新在歐洲組織起了反法同盟。
在經歷慘敗和第一次流放後,拿破崙曾東山再起,但最終在一八一五年飲恨滑鐵盧。隨著這位戰爭大師的徹底失敗,那些教科書的編寫者不再只是思考他最初的成功之源,也開始思考他最終的失敗之因。其中有兩位十九世紀最偉大的軍事理論家,二人都參加過俄法戰爭,儘管當時只是次要角色。他們就是克勞塞維茨和約米尼男爵。
拿破崙的創新與守舊
守舊(鴻觀政治格局)
1.相信一場決定性戰役的勝利可以決定帝國間的政治現實(吭龍有悔)
2.集中軍力以少勝多的”戰略”
創新(微觀軍事)
1.炮兵與軍團的整體運用
2.士氣激勵與收割民意
3.動員國家整體資源/徵兵制
第7章 克勞塞維茨
戰爭這種意志活動既不像技術那樣,只處理死的對象,也不像藝術那樣,處理的是人的精神和感情這一類活的卻是被動和任人擺布的對象。它處理既是活的又是有反應的對象。 -克勞塞維茨,《戰爭論》(On War)
卡爾.馮.克勞塞維茨
https://en.wikipedia.org/wiki/Carl_von_Clausewitz
生於一七八〇年,在普魯士軍隊中學到了軍事技能,但當時普魯士軍隊敗給了拿破崙的大軍。因對普魯士懦弱地附庸於勝利的法國感到失望,克勞塞維茨轉而加入了俄國軍隊(這也是他出現在博羅季諾戰役中的原因)。後來,他又回到普魯士軍隊參加反法戰爭,戰爭以滑鐵盧一役徹底戰勝拿破崙而告終。和歐洲軍官階層中的大部分人一樣,克勞塞維茨曾為拿破崙的魅力所折服。但在一八一二年,他親眼看到了這位偉人的失誤:拿破崙在關鍵時刻喪失了屠夫的本能,暴露出其天才的局限性。克勞塞維茨對這場戰役做了詳細記錄,但因不通俄語,他的見解和記述未能產生較大的影響。
克勞塞維茨認為博羅季諾戰役算不上經典的戰略實踐。在整個戰役中,他「沒有發現一丁點兒跟藝術或超常智慧沾邊的痕跡」,戰役的結果「更多源於優柔寡斷和時運機緣,而不是深思熟慮」。他一開始就對這場戰役下了定論,聽來不無道理:俄國太過「巨大」,因此不可能「在戰略上席捲並占領它」 一個「歐洲文明大國」無法「在不發生內亂的情況下被征服」；後來,他對拿破崙沒有堅持追擊俄軍的做法提出了更嚴厲的批評,並把博羅季諾戰役說成是一場「從未徹底分出勝負」的戰役。”這兩個評價可謂意味深長:其一在因應外部威脅時,民眾對國家的擁護程度很重要;其二,沒有給敵人造成致命打擊的勝利,其價值有限。
克勞塞維茨在普魯士的軍事聲望平平,在受命管理軍事學院後,更是忙於行政事務。他不用授課,這反而讓他有時間認真回顧這段非同尋常、瞬息萬變的戰爭時期,梳理歸納自己的思想,並將它們集結為一部巨著——《戰爭論》
年輕時的克勞塞維茨曾對絕對戰爭感到震驚和膽寒。成熟後的他漸漸明白,現實中的戰爭還沒走到絕對戰爭這一步,而且後拿破崙時代的戰爭和以前一樣,更是要追求一個適度的結果,而不是為了國家的生存而拚個你死我活。正是這個新的認識,促使他下決心對全部書稿進行重大修改,但這項工作到他去世時只完成了一小部分。不免讓評論家們疑竇叢生。他們想知道,這本書如果能在克勞塞維茨生前圓滿完成,會是什麼樣子。
約米尼
https://en.wikipedia.org/wiki/Antoine-Henri_Jomini
當克勞塞維茨在一八一二年尋求擔任俄國人的顧問時,約米尼恰好在幫法國打仗。在法軍殘部撤退途中的一個河流渡口,由於受到俄國游擊隊的襲擾,他的論文手稿不幸遺失。雖然克勞塞維茨現在被認為是這兩人中較偉大的一位,但在十九世紀的大部分時間裡,最先也是最全面闡釋拿破崙戰法的卻是約米尼。據說拿破崙曾評價稱,約米尼將其戰略思想中最深處的奧祕都出賣給了敵人。而約米尼無疑會說,基於對這位大師的觀察了解,他已經認清了戰爭的基本原則。這為他贏得了「現代戰略創始人」這個富有爭議的頭銜。
約米尼一七七九年生於瑞士。雖然他在巴黎的職業生涯是從銀行職員開始的,但一七九七年他加入了 法國軍隊,並得到了當時擔任將軍、後來成為元帥的米歇爾·奈伊(Michel Ney ) 的提攜。一八〇三年, 約米尼撰寫了一部探討腓特烈大帝所經歷戰役的論著。這部著作中包含了他在一八六九年以九十歲高齡去世
之前一直恪守的核心理念。他為拿破崙和奈伊兩人都做過參謀,但他恃才傲物,難以相處,曾多次辭職。 一八一三年他升任奈伊的參謀長,但因未能晉升少將(general
de division ),而轉為向俄國效力,並在那裡得到了上將軍銜。他的核心思想體現在他的《戰爭藝術》(Art of War,一個很常用的書名)一書中,此書最初出版於一八三〇年,後於一八三八年出了修訂版。這部著作曾被譽為「十九世紀最偉大的軍事教科
書」。 透過闡釋戰略的持久性原則,約米尼力圖「讓教學更簡單易懂,讓實戰中的判斷更準確合理,同時 也讓犯錯的機率更小一點」。《戰爭藝術》多次再版,流傳甚廣。這意味著彼此為敵的軍隊都能善用書中金 從而使這些建議和指導趨於中和,除非其中一方敢於打破約米尼的教條,否則兩軍都難以取得優勢。
在約米尼看來,戰略的活動領域介於政治和戰術之間,政治決定和誰打仗,戰術則涉及實際戰鬥。他認為,戰略是在地圖上進行戰爭的藝術。他所關心的是軍事指揮官怎樣才能將作戰區域視為一個整體,利用現代製圖技術賦予的空間意識,系統地規畫出對敵行動。「戰略決定在哪裡採取行動;後勤確保部隊順利抵達行動地點;大戰術則決定行動的方式和軍隊的部署。」
政治和戰術由不同原則決定,但出人意料的是,約米尼對這兩方面所論甚少。用美國戰史學者約翰. 夏伊 (John Shy) 的話說,戰爭唯一「真正吸引他的是腓特烈和拿破崙這樣的最高統帥,他們能自如地操控大規模流血戰爭,能以超凡的智慧和意志駕馭麾下將士打敗敵人」。約米尼眼中的軍隊更像是「透過神祕方式武裝和供養的沒有個性的大眾」。他們的指揮官運用在某一決定點上集中兵力擊敗弱勢敵人,來展示他們 的威力。”腓特烈大帝和拿破崙的實踐,都證明了遵循這條核心原則的重要性,儘管絕不是簡單地應用這法則。將兵力集中到一個點上而不惜削弱自己的側翼,需要相當的勇氣和風險評估能力。總之,必須想方設法集結攻擊部隊,並確定主要進攻點。
克勞塞維茨的戰略
克勞塞維茨在《戰爭論》中做了一些雄心勃勃的嘗試。這部著作不僅是可供有野心的將軍參考的教科書,更是一套關於戰爭的完整理論。他的成就在於發展出了一個充分抓住戰爭本質的概念架構,從而使以後 的幾代人都要藉其來弄懂他們所處時代的各種衝突。克勞塞維茨最著名的格言
「戰爭無非是政治透過另一種手段的延續」—是戰略家們的共同綱領。英國著名軍事歷史學家麥可·霍華 德(Michael
Howard) 爵士和美國軍事、文化和藝術史學家彼得·帕雷特(Peter Paret)合譯的版本中,選 用了「policy」(政策)一詞,因為他們覺得這個詞的指向應該高於日常的「 politics 」(政治),在他們看來,後者在英國和美國有負面含義。但美國國防大學學者克里斯托弗·巴斯福德(Christopher Bassford)認為,「政策」聽起來過於死板、單邊和理性,而「政治」的優點是傳達了互動的意思,體現出敵對雙方被衝突綁在一起的狀態。
兩種解釋都有道理,要點在於戰爭若能堅持政治目標,就能避免成為愚蠢的暴行。這句名言並非想說戰爭始終是政策的合理表現,也不是指從政治到戰爭只是從一個定義變成另一個定義。兩者的區別在於暴力以及兩種敵對意志之間的尖銳衝突。這反過來又強化了感情因素和運氣成分的作用,它們在政治領域表現明顯,但對軍事領域的影響卻重要得多,常常使戰爭行為趨於複雜化。
人們注意,克勞塞維茨的很多關於政治和國際衝突的思想,特別是沒有經他修改的章節所表現出的思想,都是循環和宿命的。作為一位軍事理論家,克勞塞維茨真正的偉大之處在於他從自己成熟思想的深處對戰爭本質的觀察：
戰爭呈現出: 顯著的「三位一體」特點,包括:原始暴力、仇恨和敵意。這些都可被看作一種盲目的自然衝動;機會和機率的作用,創造精神在其中自由活動;以及作為一種政策工具的從屬性質,它使戰爭僅受理性的支配
這三大因素之間複雜多樣的相互作用為他的理論提供了支撐。「三位一體」學說超越了他的著名格言, 暗示了政治並不能統領一切,而只是三者之一。任何國家要想在一個充滿挑戰的國際體系中生存，政治就必須始終為戰爭創造條件,但政治又不能挑戰 「戰爭的基本原理」,以免減少成功的機會,進而影響最終目標的實現。反過來,這又可能讓軍事行動造成巨大的政治後果。雖然軍事明顯從屬於政治,三大因素的動態特徵仍有助於人們理解為什麼它們的相互關係如此複雜。
理想意義上的戰爭作為一場對立意志的衝撞、一場大規模的決鬥,很容易發展成絕對的暴力活動。克勞塞維茨承認存在這種可能性，但他同時針對三大因素中的其他兩項,解釋了為何絕對暴力活動不可能成為現實。政治是制約戰爭的一種力量,而摩擦則是另一種。這也是克勞塞維茨對於軍事思想發展所做的最重要貢獻之一。
「摩擦」概念的提出,幫助人們認清了理想中絕對、不受限制的戰爭與現實戰爭的差別。他在書中
對這一現象做出了解釋:
戰爭中一切事情都很簡單,但最簡單的事情也就是困難的事情。這些困難積累到最後就會產生摩擦, 沒有經歷過戰爭的人對這種摩擦是很難想像的 ·無數意想不到的微小事件加在一起,就會降低整體作戰水準,以致原定的目標總是不能達到
其結果就是「作戰效果無法估測,因為很大程度上要靠運氣」。所以,摩擦會導致延誤和混亂。在戰爭中採取行動就像在水中行走,眼前的景象常常晦暗不明。「所有行動都是在類似黃昏那種半明半暗的條件下
進行的,而且就像在雲霧裡或月光下一樣,看什麼都覺得尺寸很誇張,樣子也變得稀奇古怪。」 這注定會讓統兵的將領們感到沮喪。做每件事情都會比在正常情況下花費更多時間,很難根據戰場形勢隨機應變。
在看似相互矛盾的三大因素中,暴力和機會仍可能從屬於政治和理性的運用。如果戰略家失去理性,戰爭就會逐漸變得混亂失序、無法預測。聰明的戰略家所面對的挑戰,是如何先發制敵,如何預見所有導致摩擦的因素和偶發風險。正確的做法是針對混亂狀況和不可預知因素提早做準備,而不是打退堂鼓,認為這些因素會讓全部計畫失效、功虧一簣。檢驗一位將軍是否偉大,要看他能否制定出一個自己可以一以貫之的計畫。克勞塞維茨提到,指揮官應該是軍事天才,但不一定是指像拿破崙那樣出類拔萃、百年不遇的人物。天才要明白戰爭的需求,了解敵人的特點,並時刻保持冷靜的頭腦。當然,一個自作聰明的將軍絕非克勞塞維茨心目中的天才,他更欣賞那些能克制自己的想像力和創造力、牢記戰爭殘酷現實的人。
因此,他在描述戰爭時,一方面認為明智的做法應該是保持最大的靈活性,並隨時抓住機會;另一方 面又提出相反的結論,主張以一系列密切相關的連續性步驟為基礎,制定出一個明確的作戰計畫。他特別強調,制定計畫時應謹慎認真、集中精力。戰略家必須「擬制戰爭計畫,其目標將決定為達到這一目標所應採取的一系列行動」
發動戰爭不能沒有一個深思熟慮的計畫。一旦計畫開始實施,只有在不可避免的必要 時刻才可以修改它。 克勞塞維茨將戰略定義為「利用戰鬥來達到戰爭目的」,這定義把政治目標轉化成為軍事目標。戰略家應「設計出每一場戰役,並決定其中的每一場戰鬥」 為了獲取勝利,選擇更有計畫地 。 投入戰爭是可以理解的,但他如何確信每個計畫都會落實呢?
克勞塞維茨給出了三大理由。第一,雖然人們大談事物的不可預知性,但並非所有事物都那麼神祕。 採取有把握的行動,效果也能預先知曉。被人從背後攻破或輕易中了埋伏的敵軍往往士氣低落、勇氣不足。
最重要的是,對於敵我力量的強弱,可以透過考量雙方的作戰經驗以及「精神和情緒」來進行相對客觀的評估。在無法準確了解敵人的計畫和對形勢的反應時,可以運用「可能性法則」來判斷。跟一名容易激動的空想家打交道,與對付一個冷酷且工於心計的敵人完全是兩回事。勇敢、主動和機敏會比謹慎、消極和愚蠢得
到更多尊重。
第二,情報的不可靠性。如果沒有一個堅定有力的計畫,偶爾得到的報告很可能會導致過度的偏離: 「戰爭中很多情報互相矛盾,更多的是虛假的,絕大部分是不確定的。」而且,情報往往具有悲觀傾向。被 誇大的壞消息令指揮官們沮喪而絕望,他們腦子裡會浮現出種種充滿危險的臆想場景:「戰爭用它自己的方 式為舞台裝置出塗滿大堆可怕幻象的粗糙布景。」這些生動的觀感蓋過了有條理的思想,「即使是親手規畫作戰行動並親自推進落實的人,也有可能對自己先前的判斷失去信心」。所以,他必須驅逐假象,轉而求助 於「可能性法則」,從「對人和事的理解及常識中」獲得自己的判斷力。 隨著資訊收集情況的改善,克勞 塞維茨關於應忽略及時情報的建議就顯得很明智了。現在看來,這個辦法在因應災禍時比在避免不必要的恐慌時更管用。
第三,敵我雙方都會受到摩擦的制約,這也是一個糟糕的失敗藉口。問題在於誰能更好地應對摩擦。傑出將才的精髓,就在於能透過精心制定計畫和在遭遇不測時保持鎮定,來盡量克服摩擦。 「優秀的將領必 了解這種摩擦,以便在可能時克服;而在行動受到這種摩擦的阻礙時,也不可按既定的標準強求行動完美無缺。」 這一重要的限制條件告誡人們,過度的戰略野心是不可取的。
所以,軍隊的規模很重要。各國軍隊「非常相似」
「其中最好的和最壞的幾乎沒什麼區別」。因此, 無論在戰術上還是戰略上,最可靠的成功之道就是在數量上占優勢:「戰鬥力上二比一的優勢可以抵消最偉大指揮官的才幹。」克勞塞維茨應該也注意到了詭詐、迂迴戰略的妙用,承認它能迷惑敵人和瓦解敵人的士氣。他提到,人們可能認為「戰略」得名自「詭計」,但他發現歷史上鮮有證據表明詭計(謀略)能取得實效。相反,他認為,透過大規模調動軍隊來製造假象是危險做法,因為這些軍隊在真正需要擔當重任時,很可能已經被部署在錯誤的位置。在戰術層面,奇襲是重要且容易實現的手段;但在戰略層面,軍隊的集結和調動卻可能洩漏作戰意圖。摩擦也是一個重要因素,會使這類意在攻敵不備的行動無法順利實施。所以,在 應該力取還是智取敵人的問題上,克勞塞維茨選擇前者。「戰略家的棋子沒有這種計謀和詭詐所必需的靈活
性……相較於騙人的天賦,準確和深刻的理解力是一名指揮官應該具備的、更有用也更不可缺少的條件。」
他的建議是保證計畫簡單明瞭,特別是在面對一個有實力的對手時。一個簡明的計畫要求執行者出色地完成
每一次作戰任務,為此,戰術的成功至關重要。在這方面,只要能連續取得作戰勝利,戰略計畫就會始終有效。
知道應該何時收手同樣很重要。一個有意願也有能力加倍反擊的敵人會讓最後的勝利很難實現。克勞塞維茨的另一個重要概念就是「勝利的頂點」 一旦達到這個頂點,繼續進攻往往會導致命運的逆轉。所以, 「在制定戰役計畫時準確地計算出這個頂點很重要」
也就是說,在戰役進行過程中,雙方優勢對比是不斷發展變化的。受損傷後的敵人是一蹶不振還是怒而奮起?應該避免哪些事物分散你的注意力,是不是那些看似有利可圖卻偏離了主要前進方向的目標?奪取「一些地點」或「未設防的地區」看上去很誘人,好像因 為它們是「意外的收穫」就有了價值似的,但這樣做卻會給實現主要目標帶來風險。應以一貫和專心的態度
摒除那些擾亂大局的因素。拿破崙在一八一二年的失敗,正是這些因素造成的。
從對俄國戰役的考察,克勞塞維茨發現,法軍對於建立在奇襲和複雜軍事機動基礎上的戰略缺乏信心, 這使他認識到,優勢取決於防禦。占領敵人國土所必需的進攻行動會耗費進攻者的精力和資源,而防守的一 方則可以利用這段時間,做好迎擊進攻者的準備。「時間積累起來就會變成防禦者的本錢。」出其不意對防禦和進攻一樣有效。這裡所說的出其不意是指利用「軍事計畫和部署,特別是軍隊的分布和配置」給予敵人打擊。進攻者可以「用全部力量隨意攻擊敵人整條防線上的任何一點」,但防守者如果比預想的更強,也可能會在選定的地點對進攻者發動奇襲。防守者是在自己熟悉的地方作戰,因此能夠精心挑選陣地,同時占有後勤補給之便,並得到當地民眾的支持;民眾不僅可以提供情報,甚至可能成為後備軍。即使進攻奏效, 占領軍也可能會像拿破崙曾在西班牙所遭遇的那樣,陷入抵抗鬥爭或游擊戰的困擾。而且,只要防守國不投降,其他國家就可能站到它這一邊。按照「權力平衡」的主流觀念,不管侵略者的意志多麼堅定,其他國家 都可能出手干預,以防止其變得過於強大。就算是最強大的國家,也可能被一個反對它並決心恢復國際體系
權力平衡的聯盟打敗。這同樣可從拿破崙付出的代價中找到答案。不過,克勞塞維茨在把防禦形容為較強作
戰形式的同時,也指出防禦在目的上的消極性。它是一種有限而被動的選擇,關心的無非是保存力量、維持
現狀。只有進攻才能保證戰爭目標的實現。弱者不可避免地會採取守勢,但一出現有利的力量對比,他們 就會受到鼓舞,轉而採取攻勢。「迅速而猛烈地轉入進攻(這是閃閃發光的復仇之劍)是防禦最偉大的一 刻。」
說到進攻,克勞塞維茨又提出了重要的「重心」(schwerpunkt, the center of gravity)概念。與包括摩擦在内的其他概念一樣,這個概念也取自當時的物理學。重心表示一個物體的重力聚集點,物體的重量通過 這個點均匀地作用於各個方向。打擊或顛覆這個重心會導致物體失去平衡,進而掉落或倒塌。對於一個簡單
對稱的形狀,找到它的重心並不難。可是一旦物體的構造含有活動的部件或變化,那麼它的重心就會不斷改變。克勞塞維茨從來沒有完全認真地運用這個比喻。按照他的解釋:「物體的重心總是位於質量聚集最多的地方,指向物體重心的打擊是最有效的; 而且 最強烈的打擊又總是由力量的重心發出。」「重心」是「敵人力量的中心要素」 ,因此是「我們應該竭盡全力去打擊的點」 這就需要找到敵人力量「終極實體」的源頭,然後對準這個源頭發動攻擊。真正的目標或許並不是一股集中起來的人體力量,而可能是一個使敵軍相互聯繫並接受指令的點。針對這個點的任何破壞行動,都會使效果達到最大化,從最接近的一點波及更大的整體。
雖然克勞塞維茨沒有充分探究這項原理,但他認識到,這個關鍵點可能是一國首都或是一個聯盟的凝聚力。國家間結盟曾一直左右著拿破崙戰爭的起落,克勞塞維茨認為,聯盟中的每個國家都有各自的眼前利益,而加入聯盟就要承擔風險(比如,設法調用盟友的軍隊或被迫援助一個較為弱小的盟友)。一個聯盟想要蓬勃發展,就得有一個統一的政治目標,至少「大多數盟國的利益和力量」必須「依附於主導國的利益和力量」。這就給對手提供了一個作為目標的重心,對手可以透過製造分裂來瓦解這個聯盟。
即便是和平時期的同盟,也未必都能發展成一個對付共同敵人的「聯營企業」,就像「做生意」一樣,行動總是「被外交 上的保留條款所阻滯」
由此可見,重心沒有明顯的特徵。這個概念只是想說明,如果敵人看起來是一個整體,那麼攻擊它的主力集合點就可能使其失去平衡,甚至崩潰。但如果敵人沒有表現出這種形態,則可能無法找到一個明顯焦點。基於此,一個鬆散的聯盟可能比一個緊密的聯盟更難攻破,儘管它的鬆散可能使其戰鬥力更弱。如果敵人作戰時沒有全力以赴(例如在一場有限戰爭中),恐怕就難以指望以重擊其軍隊的方式而產生超出其作戰區域的影響了。然而,儘管「重心」常令讀者困惑而非為解惑,但如同克勞塞維茨的其他學說一樣,這個 概念漸漸嵌入了西方軍事思想。
勝利之源
就在克勞塞維茨講述戰爭本質的同時,戰略已經成為一種經久不衰的意志行為,其目的是掌控戰爭中令人畏懼的不確定性。戰略既由人性弱點造就,也是世事無常使然。鑑於敵人面臨同樣的問題,勝利仍有可能透過集中優勢兵力攻擊敵人的重心來實現。克勞塞維茨認為,只要在一場戰役中擊敗敵人,勝利便指日可待。在他那個時代,這種觀點幾乎被看成理所當然的真理。沒有了軍隊,一個國家也就沒有了依靠,不是被消滅,就是被整個吞併,不然則是被迫接受勝利者可能強加的任何條件。因此,每個國家都會盡一切可能避 免失敗,並以某種方式進行戰鬥。進入一七八九年之後的新時期,這種態度在公眾和政府層面表現得十分明顯。
克勞塞維茨深知,政策是連結政治家和軍事將領的紐帶:政策為將領提供了目標,以及為實現目標可以動用的資源。關於這些目標,史壯恩提到一八一五年的一則信條:「對我來說,政治(或政策)的主要規則是:永遠不要讓自己孤立無援;不要指望從別人的慷慨中得到什麼;在實現目標無望以前,不要放棄它; 尊重國家的榮譽。」 因此,政策為戰略指明了方向,本質上是國際關係中國家利益的表現。克勞塞維茨承國內政治作為一種特殊的摩擦因素,會對國家戰略產生影響,但他並未真正探究這種影響。讓軍隊總司令成為政府成員很重要,這樣他就能對戰略做出解釋,並協助評估戰略與政策的關係。克勞塞維茨不得不承認,強烈而普遍的民族感情確實能讓一個國家面對戰爭壓力並決心戰鬥到底。但他也越來越感覺到,能夠靠戰爭得到的東西似乎極為有限。這在很大程度上促使他開始考慮進行十八世紀那種有限戰爭的可能性。
雖然一個喪失了軍隊的國家元氣大傷,但是「勝利不只表現為占領戰場,還表現為從肉體和精神上徹底消滅敵人,而這通常要等到一場勝仗後追擊殘敵時才能實現」。
如果能全殲敵軍,那麼無論想從敵人那裡得到什麼都沒問題,而且可以透過嚇阻,扭轉敵方民意。然而,就像在博羅季諾戰役中那樣,全殲敵軍是不太可能的。即使取得成功,也可能只是暫時。被擊敗的敵人可能東山再起,他們會懷著復仇之心扭轉頹勢。
既然勝利成果只是暫時、難以持久,明智的做法就應該是在最合適的時機與敵談判,以達成對己方最有利的方案。
拿破崙的經歷告誡人們,想單純依靠軍事勝利來實現政治目標是不會有結果的。他想成為歐洲的絕對霸主。 對於一個強權人物來說 ,這完全是自然而然的追求 直到現在,某些國際關係理論家仍然秉持著這種觀念。而在實踐中,由於勝利永遠不可能完全實現,持續不斷的戰爭就成了實現這個目標的法寶,但最終總是以孤單的失敗收場。
如果戰爭的目標是對己有利的和平,那麼軍事行動就是實現這個目標的手段。作為「暴力的一種完全自由、絕對的表現(就像純粹的戰爭概念所描述的那樣)」,戰爭會「在政策將它擺上檯面的那一刻,就強行取代政策的位置」。它會排擠政策,而只服從自身的法則,這「很像一捆炸藥,只能以預先設定的方式或方向引爆」。
按理說,戰爭可以為有限目標服務,手段或目的不一定完全不受限制,但仍有些問題令人困惑。一個國家的目標越雄心勃勃,就越容易訴諸戰爭,戰爭也就會變得越暴力,但其結果得不到保證。一場為實現有限目標的戰爭未必會以相應的有限手段進行。打仗時,心裡想的可能是戰爭的目標,但仗會打成什麼樣卻要視敵人的軍隊而定。這又形成了一個反作用,即不管外部採取什麼樣的控制措施,内部都可能產生 爆炸性力量。我們現在習慣把這個過程稱為「升級」。民眾的參與將會增強這種作用。克勞塞維茨注意到, 「兩個民族和國家之間可能存在很緊張的關係,很大規模的敵對情緒,以至於最輕微的爭吵都能產生完全不
相匹配的巨大效力,這是一種真正的爆炸」
從這種對緊張關係的分析中,我們看到了克勞塞維茨思想的持久影響力所在。按照他的理解,理性的政策或許會對戰爭起到支配作用,但它往往要和「暴力、仇恨和敵對」等盲目的自然力量以及機率和機會爭奪主導地位。他把政策、機會和仇恨與政府、軍隊和人民分別連結在一起,儘管這樣的連結可能有局限性和單一性。每個國家内部的緊張關係以及它與敵對國家間的緊張關係,都受到其自身「三位一體」因素的影響。
「當激情戰勝政策,當敵意趕走理性,戰爭本身的特性就會控制和取代『三位一體』特性。」
這個更廣闊 的政治範疇突出了上述基本論點。克勞塞維茨承認,軍事任務應該由政治家來設定。一旦任務完成,軍方就會要求政治家利用軍事勝利去獲取最大利益。這時,按照正常推斷,政治勝利將緊隨軍事勝利而出現。如果
此推斷有誤,就說明戰略對軍事事務的關注還不夠。就是說,兩支敵對軍隊之間的衝突其實是兩個敵對國家之間的衝突。
「勝利」(victory)一詞的古羅馬詞源,只限定在軍事範疇。約米尼和克勞塞維茨都深知,戰爭的目標 來自軍事範疇之外。但是,他們本能地認為,只要「將敵人趕出戰場」,便可以向其提出政治條件。目的和手段之間雖然保持著某種均衡,但問題是,軍事勝利可以預見,而政治勝利卻未必如此。戰敗國人民可能掀起抵抗和反叛運動,這會很快讓戰場上的表面勝利化為烏有。如果無法肯定戰爭會帶來更豐碩的政治成果, 軍隊就可能僅僅著眼於有限目標,而置大局於不顧。此外,就像拿破崙的經歷所證明的那樣,簡單地將一個軍事戰略思想重複用在一場場戰役中,不可能維持高品質戰果。對手們會熟悉你的套路,想出對抗方法。據此,英國軍事史學家布萊恩·邦德(Brian Bond) 提出了一個根本性問題:「如果戰略是一種人人都能學到其原理的科學,該怎樣防止所有交戰國都來學呢?要真是這樣,各方必然會陷入拉鋸戰或消耗戰。」
克勞塞維茨的洞見
1.戰爭本質的三(多)位一體/交互影響與循環制約，產生不可預見的發展，從宏觀到微觀：國際政治現實=>國家政策=>民意=>戰略規劃=>戰爭=>戰役；一但訴諸戰爭，戰爭本身會反過來影響戰略規劃與民意，乃至於塑造不同的國家政策與國際現實
2.越來越不存在古早年代那種決定性的戰役，很難透過戰爭達成政治目的或野心(國際政治現實也是一種動態的均衡；不少政治狂人覺得可以透過戰爭獲取政治或經濟上的利益，其實都是目光短淺)
3. 摩擦可以抵消戰略的計畫與種種構想，讓勝負往往難以預料或回歸到純粹的較勁(力量大的一方獲勝)
4.戰爭規劃的重點在於打擊「重心」，而非殺人的多寡。所謂的重心
在古早年代或部落戰爭，就是對方的男丁、士兵與軍隊、狙殺對方的首領/指揮官、佔領對方的首都
從一戰到波灣戰爭是對方的兵工廠、後勤運輸通訊的樞紐
近代則是民心的向背與認知觀感(=資訊戰)、瓦解對方在外交政治上的合縱連橫
5.戰略(詭計計畫)無效：你有的我也有、你會的我也會，你猜我會猜你猜我…/我猜你猜我猜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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