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略大歷史(6)

戰略大歷史：戰略是人類永恆的遊戲規則，懂戰略，你就能理解世界、定位他人，掌握自己的優勢

Strategy: A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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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目前為止，這本書才看了1/3 XD

要教策略這門課的話，這本書應該是很棒的教材(對於EMBA而言，但是讀了無助於文章發表在SMJ   TAT)

 

第12章  核子競爭

曾經專門研究海洋戰略的歷史學家伯納德·布羅迪(Bernard Brodie)

https://en.wikipedia.org/wiki/Bernard_Brodie_(military_strategist)

剛一聽說核子彈,便對妻子說:「我寫的所有東西現在都過時了。」

當時的戰略理論形式已經無法充分解釋這種現象。他評論道:「原子彈確實存在、殺傷力無比強大,這兩個事實讓關於原子彈的一切都蒙上了陰影- 軍事主要目的是贏得戰爭,以後必然是防止戰爭。除此之外,軍隊幾乎別無用處。」這樣一種既可毀滅對方,也可能令自己性命難保的武器,任何政治團體在使用它之前都會非常謹慎。

 

 

新戰略學家

 

由於軍事問題不僅日益複雜,而且還有可能釀成巨大災難,布羅迪提出必須以嚴肅的態度來看待戰略。 他以經濟為例來說明如何進行這方面的實踐。經濟學家尋求利用整個國家的資源實現財富最大化,而戰略家考慮的是用同樣的資源實現國家在戰爭中的效率最大化。鑑於所有軍事問題都與經濟手段脫不了干係,那麼

「古典經濟學理論中的大部分内容都可直接用於軍事戰略中的問題」 尤其是「像經濟學這樣的學科」,開闢出一種「真正的科學方法」。解決戰略問題依靠的是智慧與分析,而非性格與直覺。

 

這種理念與當時的趨勢是一致的,即主張把所有人類決斷交付給理性判斷與科學應用。在核子時代,任何誤判都可能帶來災難性結果,這促使人們更加重視戰略問題，科學方法可以用來解讀大量互相之間毫不相關的數據,這點已經在二戰時的英國得到了證明。戰爭期間,作業研究(Operations Research,又被稱作運籌學)這個剛剛為人所知的新領域,在實際運用中取得進步,其作用包括計算面臨潛艇攻擊時最安全的護航陣容,或者遴選空襲目標。

 

二戰後 ,美國空軍撥款建立了蘭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很快就發展成一個用先進的分析技術方法解決國防和其他公共政策領域問題的獨立非營利機構。一開始,蘭德公司招募了一批自然科學家和工程師來處理硬體設施的問題。不久,蘭德公司開始招募經濟學家和其他社會科學領域的學者。隨著電腦科學技術的穩定發展,運用數學方法來解決複雜問題變得更具可行性。此時,經濟學的發展已經超越了數學，量化分析在實力和可信度方面不斷增強。

 

蘭德公司探索的新世界既是模擬的,也是現實的。菲利普·米羅斯基(Philip Mirowski,譯註聖母大學研究經濟思想史的歷史學家和哲學家)稱其為「賽柏格科學」(Cyborg sciences 人機科學) 它反映了一種新型的人與機器之間的互動。

在這種模式下,兩者越來越相似,它們打破了自然界與社會、「現實」與虛擬之間的界線。例如,曼哈頓計畫採用蒙地卡羅模擬法(Monte Carlo simulations,統計類比 法)處理不確定數據,從迷霧中識別道路,從混沌中找到秩序,開啟了一系列可能的實驗來探索複雜系統的邏輯。

 

早期的作業研究教科書中曾提到,從事此類工作需要對新事物有一「客觀的好奇心」,拒絕「一切沒有根據的說法」,渴望在「某些定量的基礎上做出決斷,哪怕所謂的基礎只是個粗略估計而已」。雖然這種方法一開始聚焦的是國防問題,但其深遠影響卻遍及各個層面。因為在軍事領域,尤其是核武領域,人們所 做出的決定實 全要,即便只是概念上的創新,其相關研究和分析也必須始終以證據為基礎。

 

一九六一年眼光挑剔而敏銳的澳洲年輕人赫德利·布爾(Hedley Bull)提出,戰略思想的狀態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所謂「戰略人」(Strategic man)的「理性行為」 布爾認為,「跟這樣的人相處久了就會發現,原來他是個具有非凡知識敏感度的大學教授」。他分析認為,導致戰略人地位上升的原因是核武。此後,戰略不再僅僅作為政策工具只關注如何打仗,還涉及如何動用戰爭威脅。人們在研究真正暴力的同時,還得探討如何運用嚇阻以及如何操控風險。正因如此,戰略思維不再是軍隊的獨有領地。布爾注意到,非軍事專家憑藉著各種出版品征服了軍方,成為探討嚇阻問題和軍備控制的台前人物。

 

運用這些新研究方法的主要人物大部分出自蘭德公司。他們在五角大廈聽命於國防部長麥納馬拉 (Robert McNamara)。麥納馬拉早在福特公司任職的時候,就已經倡導使用量化分析方法。面對大量質疑,他要求三軍提預算時須一併證明其合理性。替他操辦這些事務的分析師都很年輕,聚集在一個名叫系統分析辦公室的地方。他們聰明、狂放、自信,對那些企圖阻擋他們飛黃騰達的軍官們充滿不屑。

 

麥納馬拉在五角大廈的得力助手查爾斯·希契(Charles Hitch)曾於蘭德公司任職,他和同事在一九六〇年提出:「我們認為,在某個方面,所有的軍事問題都可以被看作在有效分配和使用資源的過程中產生的經濟問題。」 麥納馬拉很看重數據,認為量化分析是評估備選方案成本與收益的最佳途徑。

 

眾所周知,麥納馬拉的方法並不適用於打仗,尤其是用來對付像越戰那樣具有政治複雜性的問題。麥納馬拉在越南遭遇慘敗,從此名聲一蹶不振。然而,在其執掌五角大廈的前半段時期,麥納馬拉一直被認為是 甘迺迪和詹森兩任總統内閣中最天才、最腳踏實地的成員。軍隊在他面前會表現得不知所措,即便在討論操 作性問題時都會顯出一副很外行的樣子。人們叫他「長著腿的IBM」,因為他辦事果斷,說話擲地有聲, 精通證據和分析技術,是理性戰略人的縮影。

 

然而,軍隊高級將領對那些缺乏戰鬥經驗的文職人員插手軍務是相當憂慮的。麥納馬拉身邊的兩名工作人員曾在一本書中不得意地引用過一名前空軍將領的言辭激烈的演說,那位懷特(Thornas D. White)將軍抱怨這些「叼著煙一臉聰明」, 「自信過頭,有時候甚至是傲慢的年輕教授、數學家和其他各種理論家」 懷疑他們「在面對我們所面臨的那類敵人時,是否還有足夠的世故和勇氣站出來」

 

好戰的軍人讓人討厭(特別是所謂戰鬥兵科的本位主義)

然而透過模式模擬與下指導棋的高階顧問與文官更令人討厭

 

雖然改進了五角大廈在採購新武器等事務上的決策,但是將經濟學運用到戰略領域的成果畢竟有限。經濟學家一般對妨礙他們各種理論的政治決策較為不敏感,且容忍度較低。相較於他們在外交、軍事歷史和當代政治方面的弱勢,更讓人憂心的是,。經濟學家採用的 理論架構精緻周嚴,導致他們意識不到「這個缺陷對戰略洞察力有多麼致命」。

 

 

賽局理論

賽局理論被認為是新戰略的標誌性方法論，代表了一種思考抽象、形式化的戰略問題的方法,對社會科學產生了深遠影響。它是戰爭期間兩位在普林斯頓大學工作的歐洲移民合作的結晶。其中的馮·紐曼(John von Neumann) 來自匈牙利,自小擁有驚人的記憶力和計算能力,被認為是數學天才。一九二〇年代,他透過對撲克牌的研究 形成了賽局理論的基本原理。此時,他在普林斯頓結識了來自維也納的經濟學家奧斯卡,摩根斯坦(Oskar ,後者意識到賽局理論的深遠影響力,於是幫助馮.紐曼建立了一個架構。兩人於一九四四 Morgenstern) 。 年出版了《賽局理論與經濟行為》 (The Theory of Games and Economic Behavior)

 

馮·紐曼仔細觀察了撲克遊戲中玩家是如何利用不確定性來提高出牌品質的。虛張聲勢是出牌時 一種重要且無法判定的有效招數。他將理性撲克玩家戰勝對手、取得最優結果的方法稱為「極小極大」 (minimax)策略,

https://en.wikipedia.org/wiki/Minimax

即最差結果中的最上策。賽局理論展示了如何在不合理狀況下理性行事, 為什麼欺騙手段可以合乎邏輯地攻守兼顧,為什麼偶爾的隨心一招會加劇不確定性,讓對手找不到門路。

 

賽局理論促進了戰略思維轉換,就此而言,其關鍵性見解在於,採取何種戰略性行動,依據的是對他人未來行為的預期,而他人又是無法掌控的。戰略遊戲中的玩家不會相互配合,但他們之間又是一種相互依存的關係。在這樣的約束條件下,理性戰略不會試圖獲得最大化收益,而是會轉而尋求一個「最適結果」。麥克唐納發現,極小極大是「當今學術圈裡人們爭議最多的新鮮事物」 當他進一步思考賽局理論的應用,關注聯合的重要性時,發現其中蘊藏著多種可能性。「戰爭是個機會,」他總結道,「其現代哲學必然是極小極大戰略,」。

 

一九五四年,社會學家潔西·柏納德(Jessie Bernard)率先開始思考賽局理論對社會科學領域的廣泛意義，她對賽局理論固有的非道德性感到憂慮,認為它是「一種現代化的、改進版的馬基維利主義」。她認為賽局理論暗示了一種「人性的低級概念 」,並預期「不慷慨、不高尚、不理想化。它慫恿人們虛張聲勢、偽裝欺詐、隱瞞消息、發揮最大優勢,充分利用敵人的弱點」。雖然柏納德承認賽局理論研究的是理性決策, 但她還是誤解了賽局理論,把它當作了一種數學測試手段,而不是一種形成戰略的方式。她的誤解並非完全不合理,她認為,提出戰略需要具備若干各不相同的品質——「想像力、洞察力、直覺力、換位思考能力、通曉人類動機包括邪惡的源頭,這些都是構想政策或戰略的必要素質。

 

囚犯的兩難與賽局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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囚徒困境

 

一九六○年代初期,賽局理論快速發展,人們認為它塑造了核子戰略,儘管其實際影響力持續的時間很短。賽局理論的價值在於,當兩個力量相當的聯盟形成兩極時,可將它們的核心衝突置於一個矩陣中來考慮。在任何一場核子戰爭中,衝突顯然是個零和結果,任何一方都有可能落得災難性的慘敗結局。因此, 雙方在維持和平上擁有共同利益。由於兩大聯盟持有完全對立的世界觀,所以顯然沒有什麼方法可以結束衝突。但是考慮到潛在衝突,以及雙方都不願走向決定性對抗,兩者關係還是能夠保持一定程度的穩定性。

 

囚徒困境理論有助於釐清各國政府面臨的困境。其難點在於如何用來制定戰略,以解決政府面臨的政策兩難困境。一些分析家在面對核武戰爭時,傾向於用正式的方法論來研究系統思想。如果討論始終停留在抽象、客觀的層面上,那麼要應對任何行動所帶來的可怕結果,就會相對容易得多。然而涉及政策時,分析家 必須超越理論。當問題涉及如何在核子戰爭中保護切身重大利益,或者如何不透過軍事升級來打贏常規戰爭等問題時,正式的方法論就無法施展手腳了。

 

 

 

第13章  非理性的理性

 

儘管布羅迪對核子武器進行了聳人聽聞的描述,但世界上第一批核武卻並不像他所說的那麼「終極」它們仍處在其他武器的火力能量範圍之內(摧毀廣島原子彈能量相當於兩百架B-29轟炸機滿載炸彈的能量)。而且,至少最初看來,核子武器很稀有。

 

一九五〇年代初,兩起相關事件改變了這種狀況：

1.一九四九年八月蘇聯打破美國的壟斷,進行了第一次核試。一旦核子遊戲中出現了兩個玩家,就得修改規則。從此以後,發動核子戰爭的想法會因可能遭到報復而受到約束。

2. 美國為了擴大自己的核優勢,在核融合(而不是核分裂)的技術基礎上研製出熱核彈(氫彈) 此舉導致人類武器獲得了幾乎無限的破壞潛力。

 

在善於製造威脅的對手面前如何依賴核武威脅, 這個問題在當時帶來了創造力的大爆發——人們後來稱之為戰略研究的「黃金時代」 它的核心概念是嚇阻,人們為此設計了一系列新的方法論來應對核武時代的特殊需求。

 

 

嚇阻

一方明顯的力量優勢可能令對手棄而不戰,這並不是什麼新鮮觀點。英文中的嚇阻(deterrence) 一詞 來自拉丁文deterre,意為將對手嚇得不敢做某事,或者乾脆將其嚇退。然而,嚇阻作為一種戰略,卻帶有蓄意和目的的威脅之義。嚇阻概念早在二戰之前就已存在,主要用於對戰略空襲的預期。空襲給平民帶來的恐慌令早期的空軍理論家們備受鼓舞,這種觀念一直在官方想像中據有牢固地位。持續的空中打擊會引發人群恐慌,進而可能導致國家陷入無政府狀態。

 

核子武器問世帶來了一個尖銳問題:作為一種在阻斷敵人海陸軍上不具備戰術作用,但足以毀滅所有城市的武器裝備,核子武器應該扮演怎樣的角色?答案是嚇阻。

 

這種看法支持了一個觀點,即軍隊的主要優勢在於其力量儲備。西方國家絕不可以將軍事能力用到極致,儘管出於嚇阻的需要並非沒有這種可能性。如今幾十年過去了,冷戰終究沒有演化成熱戰,可見,嚇阻一直在起作用。每當危機降臨,各方都願意謹慎行事。戰爭之所以得以避免,是因為政治家心裡非常清楚失敗的後果,深知以壓倒性兵力摧毀敵人會帶來什麼樣的危險。對於全面戰爭的恐懼影響了各方的用兵考慮, 而這些顧慮並不局限於直接涉及核武的領域。人們永遠無法確認,不管有沒有把握，在軍事上邁出的第一步會將事態引向何方。

 

嚇阻相當重要,人們為此投入了大量精力來探索概念,研究其政策含義。如果一切相安無事就意味著嚇阻成功,但理解了其中的因果關係就會發現一個問題。不採取行動也許意味著缺乏行動意願或者放棄了曾經有過的意願。目的明確的嚇阻由多種因素構成,有些和嚇阻方發出的威脅有關,有些並不一定與嚇阻初衷相關。根據最直截了當的定義,嚇阻依靠的是讓對手認識到預期損失會超出預期收益,其手段是通過限制對方收益,或讓對方遭受損失。揚言動用可靠的能力不讓對方獲得收益,從而阻止對方行動,這種方式被稱作 抵制性嚇阻(deterrence by denial);,而揚言透過懲罰來阻止對手行動,就是懲罰性嚇阻(deterrence by punishment)。從本質上看,抵制就是一種有效防衛,如果能事先認識到這一點,那麼抵制不失為一種對 付侵犯的有力論據。因此,嚇阻的主要概念性挑戰在於懲罰,尤其是其中最殘酷的核子報復。

 

當嚇阻與圍堵性外交政策聯手,用來阻止蘇聯在任何方面有所推進時,美國需要以嚇阻應對的行動既包括大規模戰爭,也包括小規模挑釁,而且它們不一定直接針對美國本土,也包括那些指向美國盟友的,哪怕是敵人的敵人。根據嚇阻理論早期推廣者赫爾曼·康恩的分析,有三種情況

:第一,兩個超級大國之間進行核武大戰;

第二,雙方及其同盟展開有限常規戰爭或戰術核武攻擊

第三,大多數其他類型的挑戰

 

應對每一種情況都需要堅定的政治意志,尤其是在雙方都擁有核武庫的情況下。用核武報復來嚇阻核武進攻是一回事,對非核事件進行核武嚇阻則是另一回事。除了核武,美國基本上不可能遭到其他大國的任何正面攻擊,因此最有可能發生的非核事件是美國的盟友遭到攻擊。在這種情況下所採取的嚇阻,被稱為延伸嚇阻 (extended deterrence) 。 隨著蘇聯核武力量的不斷提高,美國對自己的嚇阻能力信心日減:由不對等報復轉變為對等報復;由設置明確障礙防止侵略演變成向侵略方發出警告——你若犯我,後果不可想像;由斷言用壓倒性兵力恣意威脅,轉向為相互毀滅共擔風險。

 

 

謝林

在這方面,花費最多精力研究難題的理論家非托馬斯· 謝林(Thomas Schelling)莫屬。他是一九五○年代活躍於蘭德公司內外的幾大人物之一 ,這批人還包括布羅迪、艾伯特·沃爾斯泰特 (Albert Wohlsterter)以及赫爾曼·康恩。二〇〇五年謝林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其成就得到了充分肯定。他的獲獎理由是:「透過賽局理論分析,改進了我們對衝突與合作的理解。 然而,謝林與賽局理論之間是一種模稜兩可的關係。他不願意自稱為賽局理論家,而寧可當一名時而利用賽局理論的社會科學家。早在接觸賽局理論之前,他就想到賽局理論為他提供了一種表達思想的方法。他堅持反對將戰略列為「數學的一個分支」。他坦承自己「閱讀古希臘歷史和親眼看推銷術比研究賽局理論」收穫更多。他認為賽局理論最大的成就是收益矩陣 (payoff matrix),將「涉及兩個人和兩種選項的簡單情況」置於這個矩陣中,這種方法非常有用。

 

謝林對賽局理論的模糊態度並非獨樹一幟。一九五〇年代,在蘭德公司從事研究的其他核戰略家更傾向於談論如何追隨賽局理論的「靈魂」,而非遵守賽局理論的法則。當時,謝林的觀點是,「我不認為賽局理論有多麼複雜,其複雜程度比拉丁語法或地球物理强不了多少;但是那稀奇古怪的名字,讓它聽上去神祕而傲慢十足,好像真的是一種有效的手段」

 

謝林從賽局戰略的特點著手,將它與機遇、手段的特性做比較:「任何一方的最佳選擇,取決於他預期對方所能採取的行動,反之,對方的行動則取決於其對他的行動的預期。」戰略就是相互依賴「以他人的行為作為條件,來決定自己的行為」

這道理適用於任何涉及衝突與合作的社會關係。

 

所有的夥伴關係都存在一定程度的危險性,正如所有的對抗在一定程度上都是不完整的。賽局理論的核心是衝突與合作相互交融,缺少任何一方,都不能稱為賽局。謝林指出,賽局理論的「一個極端是,如果各方不能相互體諒和包 容,沒有共同利益,甚至不打算躲避共同的災難,那麼賽局就無從談起;另一個極端是,如果根本不存在衝突,在認同和達成共同目標方面沒有任何障礙,那麼賽局也就不存在了」

 

我們不妨在此基礎上重新思考軍隊的作用。傳統上,國家調動軍隊來奪取或保護自己想要的東西。「國家能強有力地擊退、驅逐外來勢力,滲透、占領他國地盤,捕獲、消滅敵人,解除、癱瘓別國武裝,防衛阻擋外來勢力,甚至直接挫敗入侵和進攻。所謂『能』指的是有足夠的力量。至於是否『足夠』還要看對手的力量有多強。」謝林最驚人的斷言是,他認為除了蠻力攻擊之外,還有一種選擇:「除了在 軍事上削弱敵人,還可以讓敵人遭受苦難。」有別於當時以國際法作為解決衝突的盛行觀點,謝林則是強調避免讓人們遭受不必要的痛苦。謝林認為,「軍事力量最顯著的特點之一」是給人造成傷害的能力。它的價值不在於將傷害行為付諸實施(那樣做會對戰略帶來總體性損傷) 而在於迫使對手採取行動避免受到傷害。

在這樣的主張下,戰略就從思考征服與抵抗的問題,演變成了嚇阻、恐嚇、敲詐和威脅。

 

因此,謝林這個理論的核心是高壓脅迫。傷害不一定靠核武打擊。這個理論架構也適用於不那麼強勢的懲罰形式,比如經濟制裁。這套理論也考慮到侵犯和防禦的傳統區分,只不過這裡指的並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征服土地,或者阻止邊境被入侵。脅迫的重點是,透過威脅來影響對手而不是控制對手的行為。與防守具有對等效果的是嚇阻,即勸告敵人不要採取攻擊性行為;與侵犯具有對等效果的是脅迫,可誘使敵人退出或者默許。嚇阻與脅迫這兩種手段也可以結合起來使用。一旦最初的嚇阻失敗,對手採取了敵對行為,那麼下一步就得採用脅迫手段了。如果在一場衝突中,雙方都可能受到傷害,且任何一方都無法強勢地達成目標,優勢平衡來回傾斜,那麼就得交替使用嚇阻與脅迫兩種手段,而這取決於在某一個時段哪一方占了上風。

 

核武威脅有一個特殊之處。實施核武攻擊是一種異乎尋常的可怕行為,但是在實現核武壟斷的情況下, 以對他國施以核武威脅而取得戰略優勢,並不是一件多麼困難的事情。要想改變這種情況,除非採取核武威脅的國家有可能遭受到同樣可怕的報復。如此缺乏可信度的威脅手段,是如何讓人獲益的呢?這樣的威脅一旦受到第一波挑戰,就會被證明不過是虛張聲勢而已。於是, 謝林又一次運用顛覆傳統概念的手法解決這個複雜難解的問題。人們一直認為,戰略的目標是對正在展開的衝突施以最大的控制。謝林提出了一個完全不同的問題:如果承認並接受失控,會不會取得戰略優勢?

 

脅迫是透過影響對手的選擇而發生作用。也許,限制自己的選擇會使得對手在選擇時感到更加困難,進而迫使對方讓步。這就是將理性注入明顯的非理性姿態。那麼,何不創建一種本質上就不理性的情況呢?

這種理念,就是將決定權推到對方身上,迫使對方在繼續較量和撤回放棄之間選擇。只有「敵人退讓了,形勢才可能平息下來;否則雙方的對抗將演變成一場考驗神經的競賽」 這種情況早已有過先例:希臘人燒毀橋梁來顯示自己要和波斯人決一死戰;西班牙「征服者」埃爾南·科爾特斯(Hernán Cortés)下令燒毀全部船隻,以向中南美洲的阿茲特克人表示破釜沉舟的戰鬥決心。既然選擇了斷絕退路,那麼除了戰鬥別無他途,在這種大無畏的信心面前,敵人難免灰心喪志。

 

在核武領域中有種極端的情況,是使威脅行動成為不受意志控制的行為,將選擇權完全推給敵方,而且這種威脅一旦實施就無法撤回,除非對方完全服從。謝林稱其為「威脅中的機遇」(The Threat That Leaves Something To Chance)。這類威脅的特徵是「雖然它們不一定被付諸實踐,但最後的決定權並非完全掌握在施威者手中」 他在講述克勞塞維茨的衝突摩擦理論時,強調這種不確定性是普遍存在的,因此這類威脅也就有了可信度。

 

非理性中潛在的理性可以用「小雞遊戲」(the game of chicken)來詮釋。兩個少年比爾和班分別駕駛著汽車相向而行,兩人都想以此證明自己的強大。駕駛過程中,誰先轉彎避讓,誰就是小雞(膽小鬼)。如果兩人同時轉向,那麼不分輸贏;如果兩人誰也不讓,結果就是同歸於盡。

 

根據極小極大戰略,兩人同時轉彎躲避,是所有壞結果中最好的一個。這代表了冷戰時美蘇雙方所表現出的自然謹慎態度。然而,在這個遊戲中,轉彎的時機大有講究,它會令局勢發生巨大變化。設想比爾打算轉彎,但這時,班先轉向躲開了。由此,比爾因為延遲轉彎而成了贏家。這說明,比爾的神經能繃得更長久一些。也許,他心裡很有把握,知道班意志薄弱,必然會轉彎躲開。但是再設想一下,班心裡很清楚比爾的想法,這一次他想扭轉形象。他想讓比爾看看,自己孤注一擲而且還有點失控。班如果強烈地想要讓比爾覺 得自己有點瘋狂,或許得用些策略,比如威嚇、吹噓,甚至假裝喝醉酒。這時候,非理性反而成了理性。如班能夠讓比爾相信自己已經失去了理智,那麼他就有可能成為贏家。

 

然而，無論賽局雙方涉及的是個人還是國家,反覆不斷地假裝不理性都是一件很有難度的事情。和欺騙戰略一樣,假裝不理性的做法很難複製,因為會影響到對下一輪行為的感知。實際上,如果另一方對這種假裝不理性的做法反應過度,那麼該策略就無法達到預期目標。類似的遊戲玩得越多,危險性就越大。戰略的總體重要性不僅在於對當下事物的影響,還在於它對敵對雙方長遠關係的影響。戰略在某一次賽局中所產生的結果會影響接下來的使用效果。

 

一旦有可能進行適當溝通,雙方就可以透過直接對話進行公開的討價還價。但謝林提出,這種「純粹的協調賽局」,「不僅缺少趣味,而且幾乎已經不再是『賽局』了」

 

然而,提到間接溝通的可能性,任何語言行為的影響或者生來就存在的均衡點都不如直接溝通更可靠。

 

在幾乎無法進行直接溝通的環境下,比如對冷戰中兩大意識形態集團而言,謝林提出的透過間接手段尋找可能的共同均衡點就很有價值。但是,這種手段不可能發揮更大的作用。它並非意味著,只要存在真正的需求,雙方就一定能夠找到這個均衡點。而且,當雙方的信仰和價值觀南轅北轍時,對一方來說顯而易見的事物,在另一方眼裡可能並不那麼醒目。沒有直接溝通就無法確認雙方是否已經找到了共同點,進而很可能會出現誤判,要嘛一廂情願地認為對方和自己一樣看到了明顯的均衡點,要嘛想當然地認為在某些事物上達成一致是不可能的。

正如赫德利·布爾在評論《軍備及其影響》時所說的,超級大國「在傳送訊息時完全抹殺了理解與溝通, 幾乎連點個頭、使個眼色的動作都不會有。

 

 

存在性嚇阻

 

一九六〇年代初,美國漸漸出現了一種觀點,認為解決這些問題的最佳途徑是增加常規部隊——用反向的拒絕方式來製造嚇阻,減少對核武威脅的依賴。

但這種做法的困難之處在於,積蓄常規武裝力量的成本高昂,而且在歐洲人看來,減輕自身的核武責任,就意味著美國人認為歐洲安全並非什麼重大的切身利益。這顯示出,西方在常規力量方面處於弱勢,無法與蘇聯匹敵。一旦蘇聯人抓住並利用了這個弱點,西方所能做的,就只能是發出越來越多令人難以置信的核武威脅,增大核戰的可能性。

 

一九六一年,這個問題進入白熱化階段,美國新任總統甘迺迪面對柏林問題的重大挑戰。德國舊都柏林位於蘇聯掌控的東德境内,然而作為戰後協定的一部分,這座城市被一分為二。西柏林雖然與西德之間交通不便,卻為尋求逃離共產黨統治的東柏林人提供了一條通向西方的便利途徑。對莫斯科而言,這是個巨大的刺激。當年夏天流傳的各種威脅指稱,蘇聯要發起行動以切斷西柏林的對外通道,將其納入蘇聯的控制範圍。由於憑藉常規武器無法保護柏林,於是為了阻止蘇聯採取行動,核戰的陰影也隨之而來。最終,核戰 脅壓制住了蘇聯的挑釁,他們造起了一堵圍牆,把柏林一分為二,把自己的人民圈了起來。

 

在那年夏天的柏林危機期間,甘迺迪收到了一篇謝林所寫的關於有限核武衝突的論文。這篇論文強調, 提高敵人面臨的風險至關重要,而不應徒勞無功地下決心贏取什麼決定性勝利。「我們應該計畫一場神經戰、表演戰、議價戰,而不是針對戰術目標進行攻擊。」這篇文章顯然令甘迺迪留下了「深刻印象」 在此之前,謝林曾經和甘迺迪的國家安全顧問麥喬治·邦迪(McGeorge Bundy)探討過這個問題。兩人共同關心的一個問題是,軍隊似乎無法徹底弄明白「常規戰爭和『一場大規模的全面爆炸』之間有一個可怕的 跨越」。 謝林對當時美國政策的主要貢獻是設計了一個「危機賽局」,盡可能模擬了決策者可能面臨的混亂、緊張環境,以及他們所要解決的諸如柏林危機升級之類的問題。謝林的賽局探索了柏林危機會如何演變,模擬了眾多場景,其優勢在於從中可以了解到各方領導人的實力及其核心觀點。

 

一九六一年九月,華盛頓舉行了幾輪模擬活動,目的是加深參與者對「軍事危機中的議價」的理解。遊戲活動要求高層決策者既有武官也有文官,對各種各樣的情境做出回應。賽局結論凸顯了各種事件的壓力作用,對官方思想和謝林 後來的理論均產生了影響。人們從中發現,有效溝通比設想的難度要大得多,因為敵人只能看見你的行動, 而看不到行動背後的真正意圖,而且可用於交流的時間也往往比期望的要少得多。 然而,在這些遊戲的過程中 ,即便想要發動一場大規模常規戰爭也有相當大的難度 更不用說引發一場核武衝突了。

 

謝林的合作者阿蘭·弗格森(Alan Ferguson)說,這些實驗「最驚人的結論」是,「我們居然沒有能力發動一場戰爭」 這個賽局同時也突出了柏林問題:「不管是誰發動雙方都不想看到的致命攻擊,都會遭到嚇阻和阻攔。在這種危機一觸即發的脆弱狀況下,聰明的戰略是把採取進一步行動的主動權推給對方。」 因此,即便柏林危機惡化,這個賽局也不贊成將任何使用核武的想法當作現實選擇,甚至是作為暗示對方的手段。這進一步證明了常規戰爭與核子戰爭之間的巨大差距。

 

第二年,甘迺迪遭遇了更大的危機,美國發現蘇聯居然要在古巴建造飛彈基地。美方高層人員為採取反制措施和潛在手段展開了多次討論,甘迺迪在危機中花費了大量時間來揣摩莫斯科方面採取某項行動的效果。他甚至還為此設身處地在赫魯雪夫(Nikita Khrushchev)的位置上考慮問題。甘迺迪設想,蘇聯領導人和他的處境大致相同,要對危機做出及時回應,面對陣營內部強硬派的壓力,甚至和他一樣難以撤回對大眾的承諾。甘迺迪擔心,若對古巴實施飛彈攻擊,會導致蘇聯進攻土耳其,美國在那裡部署了中程飛彈;而封鎖古巴也會讓蘇聯封鎖西柏林那樣的局面重演

 

甘迺迪建立了一個由重要官員組成的執行委員會(ExComm)來討論幾種可行方案。其中的一個選擇是,對蘇聯設在古巴的飛彈基地發動空中攻擊,在它們有能力發揮作用之前先將其消滅。在這種選擇之下需要考慮的是,有沒有可能利用一次小小的「外科手術」式攻擊來達到目的? 還是只有持續不斷的高強度空襲、輔之以入侵古巴,才能消除隱患?解決問題的另一個選擇是採取漸進方法,透過封鎖行動來展示決心, 阻止軍事設備流入古巴境內。執行委員會的決定在一定程度上取決於方案的可行性;空軍方面是否有足夠的能力找到並破壞蘇聯的飛彈基地?他們將遭遇多強的地面防空力量?蘇聯部署的武器中是不是有一部分已經具備了攻擊能力?發動空襲,尤其是突襲式的空中攻擊,讓執行委員會中許多人感到一絲不安。總統的撰稿人泰德·索倫森(Ted Sorenson)發現,自己可以在講稿中輕而易舉地宣布封鎖的消息,但若要提及空中攻擊就會困難重重。封鎖的另一大好處是,如果 達不到立竿見影的效果,也不排除採取更加強硬的行動。這會使選項始終處於開放的狀態,讓對手猜不透。

 

然而在現實中,不管是甘迺迪還是赫魯雪夫,誰都不想面對一場災難,他們發現了一條懸崖勒馬的退路:美國承諾不入侵古巴,以此換取蘇聯從古巴撤出飛彈。從這個實例中可以看出,不論雙方多麼不了解彼此,但在根本問題上它們還是存在共同點,即都下定決心要避免一場核武悲劇。

 

飛彈危機最終如此收場,雖說是出於美蘇雙方對核子戰爭的共同恐懼,但從中可以得出的一個結論是, 只要有清醒的頭腦和堅定的意志,類似的危機是可控的。特別是,這次危機的成功化解對事態升級論提出了質疑。事態升級論向來稱不上什麼戰略,而是人們避之唯恐不及之事。古巴飛彈危機之後,事態升級論遭到質疑,因為這無法認識到漸進式行動的潛力,尤其是在衝突發生的早期,真正大戰還沒打響之前。艾伯特和羅伯塔·沃爾斯泰特(Roberta Wohlsterter)認為:「這就像我們面前既有上樓扶梯也有下樓扶梯,兩段扶梯之間還有落腳的平台供人站在上面思考,要不要搭扶梯,選擇上樓還是下樓,或者乾脆原地不動,或選擇走樓梯 事情到底發展到什麼地步,就會具有自動性或不可逆性,這個問題雖不確定但至關重要,正因如 此,決策者才需要找個平台,停下來喘口氣,考慮下一步動作。」

 

康恩力圖展示,即便核戰已經開打,也能夠找到辦法採取行動,向對方施加壓力,同時避免一場終極大決戰。他認為,戰爭升級是必須消滅的惡魔,它並不是什麼獨立於人類行為之外的現象,而是缺乏智慧 物資準備匱乏的惡果。他想讓人們了解,戰爭升級很可能是一種蓄意行為。當「人們想讓戰爭升級那麼一點點,卻感覺對方不願意再往前走一步」時,這個想法就獲得了行動上的支持。由此,逐步升級就從一個無可救藥、無法駕馭的過程,變成了有可能加以操控的行為。康恩在一九六五年出版的《論逐步升級》(On Escalation)一書中,介紹了「升級階梯」(escalation ladder) 的概念,「階梯」共有六個門檻,四十四級台階。對大多數人而言,這本書最大的特點是指出,當人們在第十五級「台階」處初次使用核武之後,任何人都有可能提出近三十種不同的方法來運用核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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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前總統甘迺迪和詹森的國家安全顧問麥喬治·邦迪對這種分析反應強烈。邦迪認為,軍備競賽已經發展到與真正的國際政治行為幾乎毫不相干的地步。一旦雙方都握有核武,形勢便會陷入僵局。所謂「一定的報復可能」意味著「不管是美國還是蘇聯,任何一個理智的政府都不可能有意識地去發動一場核子戰爭」。他寫道:「政治領導人對核子武器的真實想法與在模擬戰爭中計算出來的相對『優勢』之間存在巨大差距。」在智庫看來,數以百萬計的人死亡也是「可以接受」的損失,因此「對一個理智的人來說,損失十幾座大城市也未嘗不可」。邦迪認為,「在真正的政治領袖的真實世界裡」,「如果某個決定會導致本國的一座城市遭到氫彈襲擊,那麼人們會提前認識到,這是一個災難性錯誤;如果十座城市遭十枚氫彈襲擊,那就是一場史無前例的災難;如果有一百座城市遭到一百枚氫彈襲擊,那簡直就是不可想像的事」

 

這種對危險的警覺依靠的不是理性的核武反擊,而是一種依稀猶存的疑慮,即一旦戰爭狂熱不再受到約束,非理性的核武反擊是靠不住的。

 

呵呵，稍微又再多理解了謝林一些

還好許多政治人物不懂賽局理性計算，依靠恐懼的本能與基本的理性保全了人類不致發生核戰而滅絕

行動本身就是傳遞訊號，只不過很容易誤判

賽局理論的終結=你猜我猜你會猜我...無限遞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