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略大歷史：戰略是人類永恆的遊戲規則，懂戰略，你就能理解世界、定位他人，掌握自己的優勢
Strategy: A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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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期間很流行線上教學，其教學效果似乎反而不如自己看書來得好
本書作者幫大家梳理深入淺出各種戰略思想大家的觀點與歷史演進，份量與內容大概可算上下學期六學分吧（不過這麼上課學生一定會睡著，還好很多內容章節其實都已經被拍成電影；可以理解為何英國高等教育有時候只要求學生交報告或
第14章 游擊戰
游擊戰是憑藉地利與人和而採取的一種防守型戰術。它後來發展成一種消耗戰略,採用故意拖延時間的手段來拖垮敵人,或者等待事態發生突然轉變。這樣的戰爭單憑一己之力很難獲勝。依靠時間與民心趨勢的轉變成對己方有利。
游擊戰能夠對一支占領軍帶來麻煩,但同時也是瀕臨戰敗的人們最後的絕望手段。一位奮起抵抗占領者的將領必須是「神秘且難以捉摸的」,因為一旦訊息變得具體、明朗,抵抗就會被攻破。游擊戰術雖然是一種戰略上的防守概念,但它必須具有攻擊性,旨在出其不意地打擊敵人。
在一個國家內部,最適合打游擊的地方往往是地理條件惡劣的偏遠地區。在克勞塞維茨看來,如果沒有正規軍幫忙,非正規軍就沒有什麼價值可言。
約米尼的觀點與此類似。他知道民兵組織足以對占領軍構成威脅,也很清楚如果民意被煽動起來,占領軍就很難打贏擴張戰爭。這些都是約米尼避之唯恐不及的事情。
阿拉伯的勞倫斯
十九世紀歐洲帝國的擴張引發了頻繁的起義和反抗,由此也對正規軍有了更高的要求。英軍把這項任務交給皇家警察。卡爾韋爾 ( C. E. Calwell)在一八九六年出版的《小規模戰爭》(Small War) 一書中探討了這種現象,並指出一條普遍性規律,「去遙遠的殖民地鎮壓叛軍,必然意味著一場拖泥帶水、吃力不討好、意志薄弱的戰爭」。
一戰期間,英國考古學家托馬斯·愛德華·勞倫斯因煽動阿拉伯人反抗鄂圖曼土耳其
帝國統治而名揚天下,他不是費盡心機去控制游擊戰,而是把大部分精力花在研究如何打游擊戰上,並制定出相應的法則。他的回憶錄《智慧七柱》(The Seven Pillars of Wisdom)是一部經典之作。
https://en.wikipedia.org/wiki/Seven_Pillars_of_Wisdom
反抗鄂圖曼土耳其帝國的鬥爭始於一九一六年,手段是在麥地那至大馬士革的鐵路運輸要道沿線發起行動。令土耳其人非常惱怒的是,火車屢屢受損,但將整條鐵路線保護起來不受阿拉伯人攻擊又是不可能辦到的,最終,這場行動演變成一場阿拉伯人的全面反抗。勞倫斯曾經描述過一九一七年年初的一段經歷。他當時正在努力克服非正規軍種種局限性。他們做不到正規武裝部隊該做的事情,比如「尋找敵軍部隊,摸清敵人的力量中心,在戰鬥中消滅敵人」 他還發現,這些非正規軍力量無法有效地攻打一個目標,也無法守住目標。他的結論是,非正規軍的優勢位於「深層,而不是表面」,可以利用他們的戰鬥威脅,讓土耳其人陷入被動的防守地位而不能自拔。
他曾經「讀過相當多」的軍事理論書籍,克勞塞維茨在他腦海中留下了深刻印象。然而他又排斥只靠「一場戰鬥」來消滅敵人的「絕對戰爭」觀點。他認為這像用鮮血換取勝利,阿拉伯人是不會那麼做的。而阿拉伯非正規軍則是「一個難以捉摸的東西,它既傷不著,也沒有所謂的前方和後方,就像飄飄蕩蕩的氣體」。鄂圖曼土耳其缺少足夠的人手來對付「阿拉伯人的邪惡」
尤其是他們更傾向於對叛軍採取毫不含糊的絕對行動。他們不會承認「對叛軍的作戰就像用小刀喝湯一樣,進展緩慢且一團糟」。供給線遭襲,使得土耳其人始終處於資源緊張的狀態。這場戰爭中雙方互不接觸,更像是一場隔空戰鬥。
一支規模小、機動靈活性高且裝備精良的部隊,正好用來對付那些分散駐紮、防衛薄弱的土耳其軍隊。阿拉伯人沒什麼需要防禦的,而且非常熟悉沙漠環境。他們的戰術是「打了就跑,不往前推進,但會時常發起行動」。他們在一處打了勝仗後,不會固守戰果,而是繼續前進,到別的地方實施打擊。在這種情形下,勝利取決於「速度、隱蔽性和打擊的精準程度」。勞倫斯認為,「非正規戰鬥比拚刺刀更講究智慧」
這些戰術把土耳其人逼到了「無可奈何」的境地。但他也承認,鄂圖曼帝國最終垮台,主要依靠的並不是非正規戰鬥,而是艾倫比(Edmund Allenby)將軍領導下的英國常規武裝力量不斷向前推進的戰果。從這個角度來看
勞倫斯的行動雖然發揮了重要的支援作用 但也只是「錦上添花的餘興表演」而已。
毫無疑問,李德·哈特對勞倫斯一見傾心,因為後者正是他所崇尚的間接戰略的實踐者。如果說李德·哈特有什麼不認同勞倫斯的地方,那也是因為游擊戰通常會導致殘殺和恐怖行為。李德·哈特之所以熱衷於研究游擊戰,是因為他認為一般戰爭很可能沿著勞倫斯在非常規戰爭中探索出來的道路發展。
毛澤東和武元甲
一九四九年毛澤東帶領中國共產黨打贏了內戰,從他的戰略中可以看出,他顯然認為游擊戰並不是一另闢蹊徑、獲取勝利的方式。他認為,游擊戰是可以在防守時採用的一種戰略,但單靠打游擊是不可能贏得勝利的,他會在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依靠游擊戰,由於毛澤東經常處於守勢,因此他的游擊戰略具有一定的權威性,但相形之下,他更喜歡的形式還是靠機動靈活的常規部隊來打仗。毛澤東之所以依賴游擊戰, 原因不僅在於他在二十年左右的時間裡遇到的對手不是強大的國民黨武裝,就是日本占領軍(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五年) ;更重要的原因是,他把根據地建立在農村地區,並認為革命力量的源泉是農民,而不是城市工人。
雖然毛澤東出身於農民家庭 但一九二○年代他作為黨內活動分子的第一項任務卻是工人鬥爭。這是共產黨的城市領導層提出的要求,不過毛澤東認為,在一個像中國這樣的農業大國裡,工人階級並不是促進變革的因素。一九二七年,他在目睹了湖南農民運動之後寫道(編按:毛澤東所著《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農民一旦以適當的方式行動起來,「其勢如暴風驟雨,迅猛異常,無論什麼大的力量都將壓抑不住」,「一切帝國主義、軍閥、貪官污吏、土豪劣紳都將被他們葬入墳墓」 就在這一年,脆弱的國共合作破裂了。在接下來的衝突對抗中,毛的部隊打了敗仗,被迫撤退。毛澤東很快得出一個結論,只有在中國廣大的農村地區打游擊戰,革命力量才有可能生存下來。
一九三〇年,共產黨領導的城市暴動相繼失敗,毛澤東在下一階段的思想中提出,與其說農村是攻打城市的根據地,倒不如說農村就是革命的地方。他建立了新的根據地——江西蘇維埃——然而由於一九三四年對國民黨據點的常規進攻失敗,導致對手反撲,根據地面臨巨大壓力。「長征」大撤退行動(國民黨稱為剿共戰爭)讓毛澤東逃脫了險境,但也付出了巨大代價。 共軍歷時一年、跋涉了六千多英里,直到一九三五年十月找到陝西這個新的安全地帶。此時,毛澤東的隊伍數量銳減,只留下不到一萬人。根據張戎和哈里
迪〔Chang and
Halliday 〕的記述,實際上國民黨是故意把共軍放走的,因為史達林手裡正扣押著國民黨領導人蔣介石的兒子當人質
一九三七年七月,日本入侵中國。毛澤東倡議組織「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但統一戰線在實踐中卻很脆弱, 尤其是因為相對於國民黨而言,它對毛澤東更有利,後者可以利個機會贏得時間。與此同時,日本人也無法建立起有效統治。於是共產黨趁機填補了空白。共產黨成為抗日統一戰線的代表,獲得了宣揚其所追求的經濟和社會改革的機會。
毛澤東認為,人民戰爭的核心是政治教育和動員。這就要求廣大人民群眾理解鬥爭的政治意義、鬥爭的目的,以及鬥爭勝利之後準備實施的計畫。因此,透過游擊戰術贏得的時間,應該被頗有成效地用來「群眾中做宣傳」,幫助他們獲取革命力量。政治永遠是指導一切的。
在一個廣為流傳的比喻中,他形容說,動員了全國人民,「我們就能創造吞沒敵人的汪洋大海」,在這水中我們的軍隊是魚。 他強調游擊隊和老百姓要團結,為此他立下了三大紀律(「一切行動聽指揮;不拿群眾一針一線;一切繳獲要歸公」)和八項注意(「上門板;捆鋪草;說話和氣;買賣公平;借東西要還;損壞東西要賠;洗澡避女人;不搜俘虜腰包」)
毛澤東輕視經濟和武器力量等他自己明顯欠缺的物質因素,他重視人的力量和士氣:「決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
鑑於他從事了十多年的武裝鬥爭,對於他堅持奉行另一句格言「槍桿子裡出政權」也就不足為奇了。從中可見,迂迴曲折的武裝鬥爭塑造了毛澤東的人生。約翰,夏伊認為,毛澤東在某些方面更像約米尼,他們有「相似的格言、信條和勸戒」,採用「同樣的分析與指令相結合的方法」,還有同樣的「說教的動機」 孫子顯然也對毛澤東影響頗深,毛曾經提出在面對強敵時如何避免戰鬥拖垮敵人(「敵進我退,敵退我進,敵駐我擾,敵疲我打」) 他還提出了情報與更好地把握局勢的重要性(「知己知彼,百戰不殆」)
勞倫斯的部隊善於出擊,往往在險要之地向敵人發起進攻。毛澤東與之不同,對於遠離根據地的冒險進攻非常警惕。他的戰略是誘敵深入到自己的勢力範圍內再打。他可以在自己的地盤上繼續發起戰術進攻,但要進行戰略進攻就會受到種種局限。他打算和日本人打一場持久戰。
毛澤東在思考戰爭進程的時候,發現了一個最佳的三階段戰略。
第一個是防禦階段。等到敵人趨於保守,局勢陷入僵局(第二階段),共軍也就有了足夠的信心和能力發起反攻(第三階段)
他看到了游擊戰和陣地戰(防禦或進攻特定的點)的作用, 但最好的結果是發起運動戰。只有這樣,才能殲滅敵人使其失去抵抗能力,而不是在肉體上完全消滅敵人。
毛澤東和日本人的這場戰爭可能會陷入僵局,但絕不會出現妥協。因此,戰爭的第三階段需要的是常規部隊。在此之前,游擊部隊一直非常關鍵。而到了第三階段,游擊隊就只能當配角了。
中國革命勝利後,越南的武元甲大將成了毛澤東最忠實的追隨者。他原是一名反抗法國殖民統治的教
後來又對抗美國支持的南越反共政權。一九三九至一九四〇年,他到中國深入體會毛澤東的理論和實踐,後來回到越南領導反日、反法鬥爭。
武元甲描述游擊戰的時候,抓住了二十世紀中期亞洲共產主義鬥爭的最佳實踐。游擊戰使得經濟落後
國家的廣大人民群眾勇敢地反抗「訓練有素的侵略軍」。他們在抗擊敵人的過程中表現出「無限的英雄主義」。鬥爭前沿不是固定的,哪裡有敵人哪裡就是前線,敵人在哪裡暴露出弱點,哪裡就是當地部隊的前線,「在進攻和撤退中」,採用了「主動、靈活、快速、出其不意、突襲等手法」。「這些小小的軍事勝利會一點一點地」將敵人拖垮。一定要避免損失,「即便以撤退為代價」
因此可見,從恩格斯到武元甲,主流共產主義者從來都沒把游擊戰當作一種充分的作戰方式。它只是真正的軍事力量尚未形成之前所採用的一種生存手段。只要能夠繼續周旋下去,做什麼事都可以。但如果目標是奪取政權,那就必須擊敗國家的正規軍。
鎮壓叛亂
一九五○年代出版的兩本書記錄了美國千方百計地與共產主義反抗實現妥協的過程。一部是格雷安, 格林(Graham Greene)的小說《沉靜的美國人》(The Quiet American) 該書以作者一九五〇年代初在越南的經歷為基礎,將筆觸聚焦在一個熱情而天真的美國人奧爾登·派爾(Alden Pyle)身上。派爾有一套自己的理論概念,卻並不真正理解越南到底需要什麼。他「懷著自己特有的真誠」卻「無法想像自身會遭受怎樣的痛苦和危險,就好像他不知道自己可能會給他人造成怎樣的痛苦一樣；學者尤金·波迪克
(Eugene Burdick)和海軍退休軍官威廉·萊德勒(William Lederer)分別是學者和軍官,兩人本要撰寫一部非文學類書籍,來探討美國在東南亞對抗共產主義的過程中所犯下的種種錯誤。後來他們明智地決定寫
一部小說,認為那樣能更為有效地表達自己的觀點——《醜陋的美國人》(The Ugly American)
https://en.wikipedia.org/wiki/The_Ugly_American
該書傳遞的訊息是,美國人如果想在東南亞社會做點有影響力的事,就得深入當地人的生活,學會他們的語言和文化。希倫戴爾認為,「每個人、每個國家都有一把鑰匙,掌握了這把鑰匙就能打開他們的心門」。「如果你用對了鑰匙,就可以用任何方式操控任何國家或者個人。」
這兩本書中的主要人物,大都被描寫成受到愛德華·蘭斯代爾(Edward Lansdale)將軍的啟發。雖然格林時常否認這一點,但希倫戴爾明顯是以蘭斯代爾為原型創作的人物。蘭斯代爾被說成美國為數不多的真正理解反叛亂需求的幾個人之一,因此一九六一年他成了甘迺迪總統的顧問。蘭斯代爾知道,沒有民眾支持就「沒有支持戰鬥的政治基礎」。必須讓人們明白,社會運動、政治改革和敏銳的軍事行動一樣,能夠改善他們的生活。要實現這一點,就需要一個有求必應、作風清明的政府,行為端正的軍隊,一個能讓人信服的事業目標。
甘迺迪在擔任參議員的時候就對《醜陋的美國人》大加讚賞,令他著迷的是書裡的中心思想,即美國的自由主義理想和蘇聯的共產主義一樣,都能鼓舞那些身處絕境的人。甘迺迪出任總統後採取的第一項行動, 就是要求美國軍隊更加嚴肅認真地對待反叛亂行動。
甘迺迪鼓勵身邊所有人閱讀毛澤東和古巴革命理論家 切·格瓦拉 (Che
Guevara)的著作,他自己則對特種部隊及其訓練手冊、裝備深感興趣。他建立起各種工作組來協調所謂的「祕密戰爭」,很快地,南越就成了重點工作區域。實際情況是,這些地區的發展問題很迫切,政府機構非常薄弱,在普通人看來,軍隊不是安全保障而是壓迫工具。然而,制定行動計畫比判斷形勢要艱難得多。
大衛·格魯拉(David Galula)的作品中反映了法國人在越南和阿爾及利亞的失敗經歷。他就如何對付共產黨的戰術提供了一個更為簡明清晰的答案,並且推廣了「叛亂」(insurgency)這個概念。他還強調了民眾忠誠度的重要性,成功的反叛亂必須確保民眾有一種被保護的感覺,只有這樣他們才能擺脫遭報復的後顧之憂,進而採取合作的態度。勝利是靠一點一點地攻城略地得來的,每塊被征服的區域都可以作為安全基地,為下一次行動做準備。
格魯拉在阿爾及利亞的經歷相當複雜。他努力以積極的態度善待當地民眾,但他的同僚軍官卻不這麼看。格魯拉發現自己的理論既不適用於地方政治結構,也無法適應軍隊文化。 法國軍官階層試圖發展出一種能夠應對共產主義者政治上的強度和冷酷的反叛亂學說,結果卻是他們因未得到政府足夠的支持而將怒火轉移到巴黎當局頭上—
甚至試圖發動一場政變。
一名當年參與過此類內部討論的人士,後來就越南「解放戰爭」後對巨大威脅所做的「過分簡單化」
推斷表達了遺憾。在這種心態下,美國人根本看不到「内部動亂的國內根源和根本原因」,他們把這些叛亂力量當作「組織嚴密的軍事部隊,而實際上他們是根植於社會的金字塔頂端力量」
另一名美國官員則對 「叛亂者」這個提出了質疑,認為其對手應是革命者或反對派,將其描述為「叛亂者」是否定了對手起始很可能是民眾運動的首領。讓美國難以接受的是,對手通常是當地頗受歡迎的人物,而這些叛軍領袖反對的人是實施壓迫的人。一個根本的問題是,要想消除「導致民眾不滿的根本原因」,解決「最醜惡的 公正現象」,當地政府就必須採取積極正面的行動——有時候還需進行激進改革,然而這些措施都因涉及改 變國家的社會結構和國內經濟狀況而威脅到政府的地位。值得注意的是,反叛亂學說的最初構想是把主要任務交給當地力量去完成,美國只是充當資源提供者與顧問的角色,應避免大規模投入美國的軍事力量。
一九六〇年代有過許多這方面的例子。從這個意義看,南越是個例外,而且這個例外也給後來所有的反叛亂
理論及實踐蒙上了一層陰影。
一九六五年年初,局面已經十分明朗,對付越南南部的國內叛亂力量勢必困難重重。於是美國調整方向,將矛頭對準了通向北部的供給線。美國人將這場衝突嚴格地設定為一場與北越共產黨領導階層及其部下的戰鬥,而不是南越內部的一場權力鬥爭。其間,謝林的討價還價概念和嚇阻外交發揮了相當大的作用。而實際上,越南的情況與之前謝林自己設想的情形相去甚遠,他設想的是超級大國之間爭奪歐洲中心區域的一塊價值寶地,並且直接關係到一場潛在的核武戰爭。
一九六 〇年代,美國政府中受謝林影響最深的要數約翰.麥克諾頓 (John McNaughton) 他是哈佛大學畢業的學術型法律人,一九四〇年代末 他和謝林共同參與了馬歇爾計畫,並由此結下了深厚友誼·。 麥克諾頓是美國越南政策形成過程中的關鍵人物,曾與國防部長麥納馬拉和國家安全顧問麥喬治·邦迪密切共事
一名同事曾經將他的備忘錄描述是謝林風格:用「具有傷害性但不具破壞性」的行動來影響河内方面的決策。
另外,還有一條從謝林那裡借鑑來的建議,是「以堅定的決心和廣泛的軍事部署為基礎,如果真有必要就決定動用軍隊,並盡可能用一切方式把這個決定傳遞給對手,營造一個最佳的現實機會避免真正使用武力」。其中,最根本的原則是「
麥克諾頓的團隊認為,主要問題是如何運用美國的空軍力量。當時,政府仍在想方設法避免動用地面部隊。但空襲並沒有太多的直接軍事價值,因為憑藉空中打擊很難切斷地面的供給線,而且針對平民的大規模空襲也讓人無法接受。麥克諾頓的主意是為了政治目的發動強制性空襲,他稱之為「漸進的擠壓與對話」, 即在逐步加大軍事壓力的同時精心安排外交接觸。即便美國最終選擇了放棄,也很有必要向外界展示,美國一直都在「履行諾言、堅忍應對、甘冒風險、流血流汗,而且重創了敵人」 麥克諾頓努力尋找各種方法讓人明白,美國人雖有承諾但並不堅決,遵循了一條路徑,卻並沒有關閉其他管道。
一九六五年年初,麥克諾頓向謝林請教,在當時那種毫無希望的環境下,應採取什麼手段來脅迫北越。
有一種說法是,兩人對一個問題反覆斟酌,怎麼也得不到令人滿意的答案。這問題就是:「美國應該要求北越停止什麼行動,這個要求既要讓對方服從,美國又能馬上知道北越方面已經服從,並在轟炸停火後,北越無法重新開始行動。」卡普蘭(Robert Kaplan)曾不無得意地評論說:「在談到用武力傳遞信號,用痛苦逼迫對手就範,借助於戰爭嚇阻手段編排各種交流方式的時候,謝林在理論層面上很自信,筆下時常洋洋灑 演,但是當面對活生生的『有限戰爭』時,他被難住了,根本無從著手。」
事實上,謝林對於轟炸北越的價值一直深表懷疑。他注意到,美國在實施轟炸的同時,外交工作特別薄弱,他希望能和北越方面展開更為直接的私下溝通, 謝林的推理雖具啟發性,也很振奮人心,但其自身卻無法形成戰略,因為戰略所需引進的各種複雜性是其理論架構無法駕馭的。
越戰讓文職戰略家們猝不及防,他們幾乎沒提出過什麼有價值的見解。這也標誌著戰略研究的「黃金時代」走到了盡頭。「相互保證毀滅」理論的出爐,給冷戰帶來了一段相對平靜期,而越戰卻「害死了學術 「英國雷丁大學國際政治與戰略研究教授科林·格雷 (Colin Gray)指責文人「智囊們」過於自信, 他們自認理論可以輕易轉化為「行動的世界」。預言家成了獻媚者,靠他們的知識資本生活。他們既要滿足以問題為導向的官員們的需求,又要符合「政策中立」的學術標準。這種「雙重忠誠」導致他們的政策建議是不切題的,並造成了學識上的淺薄。 作為對這種批評之聲的回應,布羅迪讚揚了學者在政策制定中的參與,並為接受重擔、研究新興核世界的一小部分文人戰略家做了辯護,因為軍方畢竟無力從事類似的研究。
一九六六年,布羅迪離開蘭德公司。他為工程師和經濟學家極度缺乏政治意識,以及他們對外交和軍事歷史的無知感到惋惜。他認為正是這一切釀成了越戰苦果。
“有趣”的大哉問是，美國人為何一值重蹈覆轍？看看伊拉克、阿富汗...個人的猜想與發想是：
1.軍工複合體的綁架- 軍事力量太強大/好用，軍工複合體有自己偏好的思路
2.政治外交手段緩不濟急，人總是會想一勞永逸（決定性的有限戰爭迷思）
3.深信自己是世界上最好的國家的信念(=迷思與盲點)，不得民心
4.扶植代理人(政權)，結果反被代理政權所轄持
5.總是有些絕頂聰明的幕僚(工具人)，對於第一線與當地風土民情無感，做出象牙塔與不接地氣的策略規劃(no
skin in the game )
6.軍隊的準備與訓練是打仗/消滅對方主力(這才有男子漢fu)，而非維穩與搜尋叛亂份子
對照”邪惡”的共產或塔里班政權，反而政治與現場正確(=接地氣)
1.用游擊與無限戰爭的角度來因應強權，避實擊虛
2.強大對手的壓迫，反而更為自己增添了正當性與民心
3.非常清楚不能畫錯重點：掌控民心才是勝利關鍵，而非贏得戰場勝利
4.維穩與搜尋意圖叛亂份子的手法和經驗高深
相較於下，民主自由的社會團體，很難對集權封閉的社會團體進行打擊或反滲透，反過來
民主自由的社會團體無須同情集權封閉的社會團體的各種不人道（文革與三年自然災害死了那麼多人，竟然沒有社會動盪與群眾起義）...
而集權封閉的社會也沒有資格對民主自由社會的種種亂象說嘴（相較於左岸的資訊滲透與粉紅可以在101前搖舉五星旗，台灣或許已經贏了或輸了？！）
家家有本難念的經，兄弟爬山各自努力。
第15章 觀察與調整
核武戰略顯然已經無可再談,越戰讓人不堪回首,在這種形勢下,美國的文人戰略家紛紛退出了這個領域。法國退休陸軍上將安德烈•薄富爾 (André Beaufre)是個例外。鑑於當時美國人準備將戰略轉換成一系列技術和實用性問題,薄富爾的方法相較之下就顯得更充分、更冷靜。這反映在他對戰略的定義中,他認為,戰略是「兩個對立意志使用力量解決爭議的辯證藝術」
一這種定義,把戰略放到了政策的最高層,其中包含的不只是軍事衝突,還包括所有與權力相關的可能因素。戰略表現為國家的最高職能,需要在不同的力量形式之間進行選擇,協調運用,確保將效力發揮到最大。獲得勝利不一定要依靠武力,還有其他手段。目標是敵人的意志,讓他們無力發動或繼續戰鬥。因此,心理效應至關重要。
這種辯證法由三個相互關聯的部分組成———核戰、常規戰和冷戰。薄富爾採納了朋友李德·哈特的間接路線,並賦予一個更大的架構,注重依靠各種行動,而不是依靠軍隊來施加影響。
因此,他對常規戰爭持有一種傳統觀點,認為打仗就是要取得勝利,但同時他也認為,在核武嚇阻時代,常規戰爭已經變得不那麼有意思了。相較之下,冷戰更讓他感興趣,因為它雖然是個新概念,卻顯然是一種持久現象。冷戰將衝突擴展到了所有領域,包括經濟和文化,矛盾雙方很可能在這些層面發生對峙。從這個方面來說,在殖民地挑起不滿情緒和發布人道主義呼籲都能成為同一種戰略的不同組成部分。
控制問題超越單純的軍事領域,既向內擴展,也向外延伸。其力量來源各不相同,就内部而言,不但包括政治家和公眾,也包括後勤以及各種工業基地;從外部來看,這些力量更難以掌控,除了對手之外,還包括同盟和中立者。在這種情況下,控制顯然不可能是絕對的,而只能是一定程度的。懷利深知,戰略關乎目的和手段,是一個「目標與若干手段的結合體」
是一種表現為各種競爭模式的戰爭,一方可以將某種模式強加於敵人而獲取優勢。
線性戰略需要謹慎地展開各項步驟,每一步都取決於上一步,它們組合在一起決定戰爭結果。這種戰略提供一種逼迫敵人就範的可能性,但要求實施者具備未雨綢繆的規畫能力以及對衝突結果的預判能力。其風險在於,一旦某個環節與預先設想的不一致,那麼餘下的步驟就必須遵循另一種方式,並最終導致一個比最初尋求的目標稍微遜色的結果。相較之下,累積戰略更具防禦性。它意味著「各種細小因素以不易覺察的方式疊加累積到某個未知的節點,當這些行為累積到足夠大的規模時,就會發揮至關重要的 作用」。這些細小因素並不是相互依賴的,因此即便某一個因素產生了負面作用,也不會使整個過程發生逆轉。累積戰略可以用來因應線性戰略,擺脫敵人的控制,但其弱點是無法迅速產生決定性的結果。在實踐中,懷利認為兩者並不是相互排斥的,累積戰略能夠對魯莽錯誤的計畫發揮有益的阻攔作用。
雖然線性戰略和累積戰略之間的差異内涵豐富,但在美國關於各種戰略的討論中並不突出,因此懷利的影響力也相當有限。這些概念都很抽象,無法化解一九六〇年代的種種偏見。直至一九七〇年代,有關常規戰爭的嚴肅探討才重新興起。在韓戰中擔任戰鬥機飛行員的空軍上校約翰·博伊德(John Boyd)曾對這個問題寫了一本權威手冊,寫作過程中,他將自己的深刻見解發展成一種頗具影響力的公式。博伊德早就認為,美國空軍過於注重速度,在越戰的早期空戰中,這一點就已凸顯出來。而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 過時的蘇製米格戰鬥機卻在戰場上如魚得水,原因是後者更容易操作。在對競爭型戰鬥機進行了一番詳細分析之後,博伊德得出的結論是,飛機在空戰中最關鍵的性能並非絕對速度,而是敏捷度,在混戰過程中,反應能力最強的戰鬥機能夠繞到敵人身後,隨時準備置敵於死地。
OODA循環
博伊德將所有想法總結起來形成了「OO DA理論」 OODA是Observe
(觀察)、Orient(調 整)、Decide(決策)和Act(行動)的縮寫。這個循環由觀察開始,即獲取相關的外部資訊。進入調整階段後,對這些數據進行分析,以便做下一步決策,進而實施行動。博伊德發現,循環理論適用於任何需要保持主動權或者獲取主動權的情況,其目標永遠是迷惑對手,使其無法掌握局勢,因為情況往往會以一種意想不到的方式發展得比預期更快。最終,敵人便無力做出任何決策了。
人類必須因應不斷變化的現實,因此就有必要向各種僵化的思想發起挑戰。接著,這些新思想也會在它們的時代漸漸僵化,繼而慢慢消失。博伊德的研究成果之所以具有深遠的重要性,是因為其聚焦於如何擾亂敵人的決策,激起不確定性和混亂狀態。在他的影響下,美國軍方修改了既有的指揮和控制理念,納入了如何收集資訊、判讀資訊、傳播資訊等內容。
博伊德廣泛閱讀當時的各種科學文獻,無師自通地學會了用簡單命題來解釋複雜現象的發展理論。他從諾伯特·維納(Norbert Wiener)的控制
論到莫瑞,蓋爾曼(Murray
Gell-Mann)的複雜性理論中,提取了若干核心主題,如系統內部各部分的互動、適應變化的環境、貌似不確定但其實可以解釋的種種結果等。實踐戰略家從這些理論中得出的結論,大都失去了其原有的精緻,反而讓人懷疑他們的主要目的是用艱澀的語言來包裝那些人們早已掌握的事物。例如,很多的新興主題都曾出現在謝林的作品中。複雜性理論的最大貢獻在於強調了個體的重要性,認為個體是複雜系統的一部分,因此評估個體的時候必須與環境結合起來,環境在不斷適應個體,就像個體在不斷適應環境一樣。如果雙方都不具備適應能力,那就會出現問題。
果然是廢話與廢文無誤XD
這一切對支撐官僚組織和日常規畫的潛在合理性假設提出了質疑。那些一心尋求穩定和規則的人會發現,自己不得不面對混亂與無常。如果結果是不確定的,尤其是在更複雜的環境和更持久的衝突中,一個負責任的戰略家如何才能透徹地思考各種行為的結果。隨著社會學中「非預期結果」和「自我實現預期」兩個「法則」的出現,控制論中也出現了兩個概念:「反饋迴路」和「非線性」。如果投入與產出是成比例的,那麼就可以利用線性方程式直接測定變數,但如果是非線性方程式,那就無法測算這個變數了。因其關係非常複雜,結果與效果是不成比例的。
人們從以上論述中產生的第一個念頭也許是,所有的戰略都注定要失敗。接下來人們可能會想,只有在早期階段才能實現對過程的控制,因此最明智的做法,是集中力量掌握最初優勢。如果衝突能夠在短時間內結束,這種做法當然可取,可是一旦過了初始階段,情況就有可能漸漸失控。大量史實證明,這種情況確實存在,施里芬計畫的失敗就是一例。
消耗與機動
博伊德的理論引導人們開始用新方法來評估各種戰略,即它是否能夠擾亂敵人的心志,讓敵人猶疑不決、無所適從。這可以借助以下幾種方式來實現:
瓦解敵人的戰鬥意志(「道德戰」);
透過欺騙手段或破壞通訊,歪曲敵人對現實的理解(精神戰)
運用已經取得的優勢削弱敵人的開戰能力,讓敵人無法生存 (物理戰)
博伊德對消耗戰和機動戰做了一番比較:前者將火力當作一種破壞性力量,注重物理意義上的領土權;後者的重點是精神占領,其目標是運用模糊、機動和欺騙等手段,使敵人感到「驚訝和震撼」。博伊德認為,閃電戰涉及威脅和不確定性,也能夠產生道德層面的效果。
這個案例並不是隨意擇取的。它在當時有關美國未來軍事政策的討論中發揮了作用。一九七〇年代,美國武裝力量仍在為越戰之敗療傷,軍方妥協的結果是放棄了徵兵制,改為募兵制。美國將軍們認為,透過集中力量,優先保衛北約的核心地帶,就能最大限度地重建軍隊。這樣做的另一大好處是,軍隊可以回到舒適圈,做好打大仗的準備,不必再糾結於各種暴動和叛亂。除此之外,從一九六〇年代開始,美國決策層就已經表示,希望減少對核武嚇阻的依賴,以免招致越來越多令人難以置信的威脅。從這個方面來說,越戰後期以及一九七三年的中東戰爭顯示,也許能用以新技術為代表的各種新方式精準地投送常規彈藥,這促使人們有機會重新思考陣地戰法則。同時,人們擔心歐洲正面臨著更加嚴峻的挑戰:華沙公約組織仍然在數量上占
據著優勢,而且趁著美國深陷越南修改了自身的政策主張,壯大了力量。
儘管科學思考複雜性的發展趨勢讓人們覺得現在被取代的正是理性主義者。這也讓已經融入社團文化的軍方菁英遭遇挑戰。他們整日伏案工作,遠離真正的衝突場面,他們引以為豪的是自己的工商管理學位和經濟學學位,早已忘記了軍事戰略方法。
越戰後,軍方重新評估了作戰理念,首批成果呈現在一九七六年版的《美軍戰場手冊:作戰篇》(Field Manual 100-5:Operations) 中,這是美軍的主要指導手冊。 這部手冊利用現代武器的致命殺傷力,將所有 火力形式— —陸地的和空中的 組合成一種旨在形成「積極防禦」的作戰方式。這是一種傳統方法,依靠最先進的裝備和專業化訓練打造一支能夠抵禦強敵進犯、重創敵人的武裝力量,使其毫無還手之力。
然而,這部手冊很快就遭到了強烈批評,其中既涉及整個軍隊編制改革,也涉及如何看待北約核心地帶等難題。批評之聲起初不是出自軍隊內部,而是來自一群國防專家,他們中大部分人雖有軍方背景且深受博伊德的影響,但並非軍方人士。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威廉·林德(William Lind),他雖然身為民主黨參議員的立法助理,卻是個強硬的保守派。林德對德國的作戰經驗十分感興趣,博伊德以馬其諾防線與閃電戰
為類比,來區分消耗戰與機動戰的觀點,在林德筆下具有了更大的生命力。與旨在消滅敵人、摧毀設施的消耗戰相比,以閃電戰為基礎的機動戰則將「利用製造意外、不利的行動和戰略環境」擊垮「對方高級指揮官的精神和意志」當作「首要目標」。
五年後,改革者顯然在這場辯論中占據了優勢,美軍一九八二年採納了「陸空聯合作戰」理論,修改 了戰地手冊。從一開始,「陸空聯合作戰」就旨在為所有戰爭制定廣泛的原則,而不僅僅是歐洲的戰爭。它要求人們以全面的眼光看戰場,強調行動成功的關鍵在於「主動、深入、敏捷和同步」。在《美軍戰場手冊》中,機動是戰鬥的動態要素,可以集中力量利用奇襲、心理衝擊、位置、時機,以少勝多。它被視為「在火力掩護下調動軍力部署,獲取優勢地位」,以此摧毀或威脅摧毀敵人。機動的目的是快速行動、探測防禦、利用成功優勢,將戰鬥推進到敵人的後方。 其核心是進攻,與博伊德侵入敵人OODA循環的主張是一致的:
作戰藝術
「機動」二字很快就取代了「殲滅」。這一切都是在冷戰的大背景下發生的,當時美國的敵人名聲在外,而且需要解決的問題是阻止並在必要時抵抗來自東德的入侵。因此,焦點是強權軍隊之間在歐洲核心地帶的對抗。這使人們有機會升級傳統軍事戰略,以適應資訊時代的需要。
因此,那些懂得如何管理龐大的文人政府機構的官員在主持軍隊工作時根本無法掌握戰略,因為戰略涉及一種截然不同的思維方式。麥納馬拉帶進五角大廈的線性規畫模式明顯存在瑕疵,它無法預測事物的方方面面,因此很可能導致不利的結果。魯瓦克將此觀點發揮到極致並認為:戰爭並不需要一種完全不同的邏輯,人們只需認識到自己身處一種完全不同的環境, 遵循一條不同於和平時期的道路就可以了。
魯瓦克集中精力關注的是他所謂的「操作層面」的重要性。它是歐洲戰爭的古典傳統,卻一直被忽視。約米尼將其描述為「在戰場上調動部隊,以及出於進攻目的而安排各種不同的部隊陣勢」。魯瓦克認為,操作層面才是考驗軍事指揮能力的關鍵領域,因此,他對美國當代軍事思想在這方面的缺失深感痛惜。「類似閃電戰、深度防禦之類的戰爭計畫
正是在這一層面上開發並發展起來的。」美國人之所以忽視這一點,是因為他們過於依賴一種「消耗型戰爭風格」
德國軍事戰略家老毛奇留下一筆思想遺產,他認為,戰爭的操作層面無關乎政治,指揮官們可以在與敵人展開一系列複雜的遭遇戰時,展示其掌握調動大部隊的能力。人們認為它是介於戰術和戰略之間的中間階段,並就面臨抉擇時,到底應該選擇決定性的殲滅戰還是防禦性的消耗戰爭論不休。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蘇聯元帥圖哈切夫斯基(Mikhail Tukhachevsky)對機動化和空中力量進行了一番思慮後,堅定地認為應該在殲滅戰中使用能夠執行縱深行動的大規模機械化部隊。戰後,蘇聯最初的關注焦點是熱核武器的威力。為此,蘇聯一度削弱了常規部隊的數量。直到一九六〇年代末,常規部隊的數量才有回升。蘇聯人的觀點是,獲勝的機會存在於一場戰爭的初始階段，蘇軍總參謀部強調,一定要趕在美國的軍事力量越過大西洋到達歐洲之前,調兵遣將深入北約內部。華沙公約組織的軍事理念反映的正是這樣的想法,以美國為首的北約國家也 因而採取了同樣的思路。
有人認為,以火力為基礎的消耗戰和以軍事調動為基礎的機動戰是對立的兩個極端。消耗戰不是一種絕望困境中的痛苦掙扎,而是反映特定意志的周密抉擇。魯瓦克認為,消耗戰「過於依賴火力,以至於損害了部隊的機動性和靈活性」。但他承認,這種作戰風格的巨大吸引力在於,它具有「可預測性,而且功能簡單」,所有的軍事行動都可以做到向目標發動系統性攻擊。在這種誤導性的光環下,「操縱戰爭的是一種類似於個體經濟學中的邏輯」。「所有層面的戰爭行動」都會「類似於管理追求利潤最大化的工業企業」。最終,占據優勢資源的一方即便戰術程序老套、重複,也能奪取勝利。
總之,投入越大,產出越多。這種消耗戰的風險在於敵人也會發動相應的消耗戰。如果敵人找到同盟, 便會在力量平衡中占據優勢,顛覆原先的勝算。為此,魯瓦克提出了與沉悶乏味、中規中矩、官僚味濃的線性消耗戰完全對立的一種充滿想像力的作戰訣竅和操作悖論。他尋求的是與消耗科學正相反的機動藝術。
理智的機動戰尋求避開敵人的鋒芒,打擊敵人的薄弱之處。魯瓦克建議,對於資源貧乏的一方而言,這幾乎 是一種不得不採用的作戰方式。
在所有這些討論的背後還有一個大問題是,除了發動大規模戰鬥,是否還有其他獲取勝利的途徑。而且,一個難度更大的問題在於勝利本身的意義(以及可能性)。有限戰爭盛行於十八世紀,十九世紀也出現 過不少戰例。如果戰爭結束時,一個國家沒有征服另一個國家,那麼接下來雙方就要展開談判。可以預想, 談判必然與旨在消除雙方敵意的權力平衡有關。其實,克勞塞維茨也看到了這種結束戰爭的可能性,但並沒 有在書中充分論述這一點。他關注的焦點,是透過戰鬥消滅敵人的戰鬥部隊讓敵國陷入無助的境地。
選擇殲滅戰略或消耗戰略並不只是一個戰略喜好的問題,還反映了一定的物質條件。如果戰爭無法避免,那就必須具備獲勝的足夠力量,此外,還要在一場決定性的戰鬥之後存有乘勝追擊的能力,奪取敵人的領地。而機動作戰或許能帶來最初的戰場優勢,但僅此還不夠,因為敵人很可能損失了一支部隊之後,再派遣另一支隊伍上戰場。急於謀求殲滅戰並非明智之舉,除非自信已經占有絕對軍事優勢。如果必須保存力量打一場拉鋸戰,那麼最好避免去打那些事先精他設計的戰鬥,除非環境對自己非常有利。因此,消耗戰和機動戰之間存在一種聯繫,都是避免直接戰鬥的方式。
有些國家即使在戰場上嚴重受挫,也仍然有能力拖延時間,儲備力量等待時機,或者轉而投入全民抵抗。因此問題在於,除了正面進攻之外,是否還有其他在戰場上打敗敵人的方式,以及如何才能將軍事勝利轉化為實質性的政治成功？
要理解這兩個問題,還得回頭看克勞塞維茨,他提出了許多不朽卻未必十全十美的概念,「重心」(the center of gravity)也稱「重點突破戰術」(Schwerpunkt)便是其中之一。除了殲滅戰略之外,克勞 塞維茨在重心概念中也談到了這兩個問題,然而他並沒有提出解決之道。西方軍事機構後來紛紛採納了這個概念,儘管他們的做法加劇了這個概念本身的固有問題。這個概念後來越來越為人們熟知,以至於都用縮略 「COG」(the center
of gravity)指代重心。克勞塞維茨原先的關注點在於敵人的部隊,但由於人們將 心視為敵人的權力和力量資源,因此這個概念也可指代一個聯盟或者一個國家的意志。
消耗戰和機動戰之間的差別變得十分尖銳,簡直到了諷刺的地步。崇尚機動戰的人直白地說明了消耗戰支持者的想法,他們將「敵人當作系統性交戰和毀滅的對象。因此作戰的重點是效率,發展出了一種系統性、幾乎很科學的戰爭方法」。消耗戰的各方面都要依賴火力的效率,崇尚集中控制的方式,而不是各部分自主行動。人們用數量語言做戰爭損失評估、「死亡人數統計」、測量地形,並以此定義戰爭的進度。依靠 懲罰性的消耗戰來打仗意味著要隨時做好準備,敵人也會採取同樣的手段進行報復。獲取勝利「與其說依靠的是軍事軍事能力,倒不如說依賴的完全是人員和裝備上的數量優勢」 這意味著,戰場上的人員傷亡其實是缺乏想像力和技術能力造成的。
崇尚機動戰的人會繞過問題,從一個自己占的位置發起攻擊,而不是與之直接對抗 目標是有選擇地攻擊敵人的要害。要做到這一點,需要極為優秀的技能和判斷力。誰不想擁有一套這樣的戰略呢? 然而,這套方法中還有一些懸而未決的關鍵因素。在既有的等級架構中,戰略由不同層面構成的理念根深柢固。它的潛在規則是,每個層次的戰略目標都是從上一級傳承下來的。
大戰略層面關注的是策畫衝突、締結聯盟、調整經濟、振奮人心、分配資源,以及定義軍事角色。
而到了戰略層面,政治目標轉而成了軍事目標,人們就重點戰略和具體目標達成一致意見,並據此部署人力和裝備。
在大的戰術或操作層面,人們需要判斷,根據當時的條件應採取哪種最恰當的戰爭形式來達到目的。
及至戰術層面,各軍事單位的任務就是在自身的特定環境下努力推進任務目標。
這些不同的戰略層次,反映了適用於強國之間正規戰爭的階級指揮架構,以及當代各種戰爭實踐之間的明顯差異。當代人著迷於系統理論和資訊流,但沒想到的是,正是它們對階級指揮結構本身形成了威脅。在類似想法的影響下,商業活動也呈現出階級結構日益退化的跡象。指揮結構中鏈狀關係過多,很可能就會導致各個組織反應遲鈍。自下而上的資訊傳送速度會變得緩慢,且發生扭曲變形。如果新的指令總是受制於這樣的鏈狀結構,那麼最初的戰略意願就會大打折扣。
後來,人們又開始討論各種戰術問題認為它們是短期直接的,不一定具有長久的重要意義;而戰略 它們具有持久性、決定性的意義 可能影響深遠。在這些討論過程中,上述有關系 -統理論和資訊流的假設也被持續關注。然而在有限戰爭中,每一次單獨行動都有可能產生決定性影響,因此 局部戰術因素事關大戰略,並由此受到最高級別的政治掌控。一九九〇年代,局部的地方性因素變得越來越重要,美國人開始談論:在承受巨大壓力——決策受到媒體和公眾輿論嚴密監視的情況下,一個「處於戰略鏈上的下士」完全有能力「做出合情合理且獨立自主的決策」
這位下士會意識到,他的行動所造成的潛在 影響不但涉及直接戰術形勢,而且會波及操作層面和戰略層面,由此「引出更大規模的行動」 。
在戰略與戰術層面,還有一個操作方面也在發揮作用。英國歷史學家霍華德在戰略的操作層面之外,還 識別出了其他三個向度,分別是後勤組織、社會和技術。他提醒,不能把軍事行動與後勤保障、社會環境、 技術應用割裂開,持這種成見是很危險的。軍方偏愛將注意力集中於調兵遣將的操作層面,因為其可避免受軍民關係的影響;理論上,這是一個更重要的戰略層次。而在實踐中,將重點限定於一個明顯的操作層
面,能夠讓戰鬥處於專業的軍事掌控範圍内,遠離民間非專業意見的干涉。從這方面來看,這正好反映了美 國軍方對越戰慘敗的解釋——「民間力量的微觀操控」
「重心」概念提出之後,又出現了第二方面的問題。雖然人們接受了這個概念,但是在指揮官應有的目標和尋找目標的方法上卻難以取得一致意見。如果人們採用約米尼的決勝點概念,問題或許會變得更簡單一些, 僅須針對關鍵點投入盡可能多的兵力即可。至少可以省去麻煩,讓人不必費心去做一些不恰當的比喻。
例如,自身實力強大的軍隊認為,強大並不意味著應該和對手「硬碰硬」,它更應該被當作一種間接手段,「運用戰鬥力量去應對一系列避開敵方優勢的決勝點」
規模較小的海軍陸戰隊,首先考慮的也是避開敵人的優勢兵力,攻其要害。海軍陸戰隊甚至在談及「重心」理論時發現了其中的隱患,因為克勞塞維茨 主張在實力較量的白熱化階段要「敢字當頭,贏得一切」 「和識別「重心」一樣,發現敵人的關鍵性弱點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因此,在發現決定性機會之前,不妨先將敵人的「任何以及所有弱點」都加以利用。 這個有些隨意的過程,讓美國海軍陸戰隊學院的喬,斯特蘭奇(Joe
Strange)重點研究了開發利用敵人的關鍵弱點需要具備哪些判斷能力和要求,這將有助於形成瓦解敵人重心的累積效應
。
美國空 約翰·沃登(John
Warden)提出了關於「重心」概念最有影響力的版本。他認同克勞塞維茨的主張,但尋求將其與空軍力量結合。敵人的重心「是其最為薄弱的地方,只要朝著這個點攻擊,就極有可能獲得決定性的最佳時機」。這種決定性表現在,到那時,敵軍領導階層必然會「按照你的意圖行 」。沃登將敵人(任何敵人)看作一個系統,由相互關聯的幾個部分透過若干節點和鏈接串成。「重心」 可能就存在於五個部分——領導層、生產設施、基礎設施、國民和地面部隊——的任何一個之中。
任何戰略實體都可用這五個部分來概括和描述。它的意義在於,空中力量是唯一一支具備能力平行地(而不是連續的、成系列的)同時打擊這五個部分,進而癱瘓對手的力量。他認為,這種戰法的效果具有決定性意義。
沃登的推測是重心存在於物質結構中,打擊並摧毀敵方的物質結構,可以使敵人接受現實、承認失敗。進而,沃登試著證明如何在仔細分析目標之後,利用消耗戰的火力方式達到機動戰所追求的迷惑敵人的效果。
由此可見,對於這些概念的確切含義並不存在什麼一致意見。經過二十年的系統闡述之後,人們發現 「在發展和應用重心概念的過程中缺乏理念指導,使得決策者們浪費了時間,幾乎沒有從中得到什麼切實 的益處」。據稱,一些決策團隊會耗費「數個小時——甚至好幾天時間-爭論敵人的『重心』到底是什麼」,而最終結果卻不是透過分析得來,而是由個性最強勢的那個人決定。
人們一直相信,好方法有助於管理任務,獲得有價值的結果。而實際問題是,「重心」這個概念已經被擴展到了一種毫無意義的程度。它既可以指一個目標,也可以指代數個目標。所謂的「核心」既可以是敵人的力量之源,也可以是敵人的關鍵 薄弱點。它既可能存在於物質、心理方面,也可能存在於政治領域。如果攻擊敵人的「重心」之後一切順利,其結果將是決定性的,或者帶來具有潛在決定性影響的後果,即便在過程中還得依靠其他手段幫忙。
「 重心」概念已經與其最初意義大相逕庭,但是作為一個專業術語,人們還是希望它能提供一整套十分具體
的操作目標,據此發動進攻,便能達到期望中的政治效應。這體現了克勞塞維茨的初衷,即勝利的關鍵在於擊潰敵人的軍事系統,但若敵人的政治應變能力並非源於軍事 那麼即便攻擊了所謂的「重心」也是枉然。 如果「重心」並非一座實實在在的設施或一系列武器裝備,而是一種政治理念或同盟關係,那麼設想攻擊目會更雪上加霜。
另外,綜觀軍事史,消耗戰和機動戰並不是完全割裂的,而且機動戰也只是偶有建樹,並不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原則。卡特·馬爾卡西安(Cater Malkasian)抱怨道:「一些指揮官和理論家曾經在運用和發展消耗戰這個概念上做出了有益的努力,但機動戰鼓吹者對此從來隻字不提。」
雖然消耗戰被說成一種血腥的苦戰,讓軍人們在無心的交火中徒然丟了性命,但馬爾卡西安指出,消耗戰也包括「全面撤退、有限地面 進攻、前方突襲、偵察巡邏、謹慎防衛、焦土戰術、游擊戰、空中打擊、砲兵火力、掃蕩等戰術」。歷史上有過許多成功的消耗戰戰例,其中「最輝煌的也許是」一八一二年俄軍抵抗拿破崙的戰役。
消耗戰最顯著 的特點在於拖垮敵人,這就意味著作戰過程很可能是曠日持久、循序漸進或者零敲碎打地往前推進。最終結
束戰爭的既有可能是一場決定性的戰鬥,也有可能是飽經折騰的交戰雙方一致同意透過談判來解決問題。可見,消耗戰適用於目標有限的強制戰略。其風險在於,消耗戰可能會發展為一場耐力競賽,而且很難預測敵人會在何時被擊垮。
史壯恩一針見血地指出,「人們提到『機動』二字時顯得自以為是,並越來越『機動主義』」,作戰層面被說成了「一個無關政治的領域」,這是相當危險的,
這種只關注作戰層面的觀點追溯到了埃里希·魯登道夫(Erich Ludendorff)將軍身上。一戰前,德國部隊只關注軍事領域的問題,刻意排斥平民百姓,對其行動的政治後果漠不關心。軍方認為,只要打一場漂亮的殲滅戰,就能在政治上達到任何目的。魯登道夫認為,德國之所以在一九一八年慘敗,是因為被老百姓「在背後捅了一刀」,而非他自己在戰場上吃了敗仗。他一心支持全面戰爭,認為想獲勝就應該投入所有的社會資源。不是戰爭服務於政治,而是政治應當為戰爭服務。因此,他的戰略觀點延 續了毛奇的思想,也讓他在一戰中密切關注著作戰層面。讓他無法接受的是,正是這種觀點導致了德國的失敗。一九四○年,閃電戰在西歐戰場上牛刀小試,但它並非德軍的戰前新理念,而只是為指導施里芬計畫的舊理念換了個新包裝而已。閃電戰之所以成功,靠的是德軍在戰場上的靈光乍現和法國最高指揮部的失誤,後者在敵人集結力量之前,對於眼前的威脅既沒有動用戰略性儲備兵力,也沒有調度戰術性空中兵力。
然而,一九四〇年的那幾場勝仗確實讓希特勒相信,閃電戰就是戰爭的制勝之道,於是他以此為基礎對蘇聯發動了進攻。蘇軍一開始的失誤使閃電戰取得了初步成果,但德軍的經濟需求無法得到充分滿足,攻勢很快就弱了下來。閃電戰的支持者在將其作為作戰理念的同時,並沒有充分考慮到它在東歐會有怎樣的遭遇——除了失敗之外,征服目標、掠奪、種族統治等因素都會對其戰略路線產生影響。
最終,德國人在二戰中又走上了一戰的老路,他們試圖用成功的機動戰打贏戰爭,結果卻發現自己陷入了一場消耗戰。閃電
戰模式因此暴露了缺陷,只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史中留下幾句評語罷了。
一九八〇年代初,在北約核心地帶,人們又誇大了機動戰的作用。快速進攻、出其不意這些字眼聽上去很吸引人,但要用在規模龐大的現代軍隊身上就有點含糊不清,而且很難落實。這反映了當時人們的一種浪漫而懷舊的戰略觀,不受政治和經濟條件的束縛。人們對蘇聯的戰略理念耿耿於懷,高估了機動戰對蘇聯的打擊作用,同時又過分樂觀地估計了西方國家成功實施機動戰的能力。各種受到鼓吹的機動戰略往往不切實際。當時歐洲城市的擴張進程以及複雜的公路和鐵路網,都讓機動戰略成了高風險選項。它要求情報充足、準確,指揮控制高效,同時也為各個部門施加了巨大的壓力。機動戰本身的缺陷絕對是個災難,會將自己的大後方暴露給敵人。另外,一種全新的攻擊學說則有著可能瓦解美國的歐洲同盟的風險,特別是西德不管是進攻戰略,還是防守戰略,這個國家已經不想再聽到任何可能把自己的國土變成戰場的東西了。這一切的癥結就在於忽視了地緣政治因素,割裂了作戰藝術與大戰略。就大戰略而言,比起為了預想的戰爭而設計聰明的戰法,維護同盟内部團結可能更加重要。
魯瓦克雖是機動戰的支持者,但他從理論層面提出了慎用此法的幾大理由。
1.敵人對常見的、依靠有利地形的最直接攻擊路線做了充分準備，因此,最複雜、最艱難的作戰路線才是對付敵人的最佳方法。可是, 一旦敵人察覺到這種間接作戰方式,那就意味著要嘛找一條更加意想不到,難上加難的作戰路線,要嘛乾脆採取雙重詭計,採用最平常的、敵人眼中最不可能的作戰路線。
2.在這種情況下,走哪條路線成了一場驚奇的考驗。如果無法形成出其不意的效果,那麼走複雜路線所付出的額外努力都將變得毫無意義,可能還會帶來危險。
3.這種邏輯之所以不會帶來令人困惑的弔詭之處,是有實際原因的。軍事行動很可能因為各種條件而受到限制,比如只能攜帶必要的燃料和補給,沒有存放武器彈藥的空間等。除非最初取得了特別巨大的勝利,否則軍隊根本沒有能力持續作戰。4.實現出其不意的效果還得依靠保密和欺騙。如果在作戰過程中被敵人識破計謀或者中了埋伏,那麼機動戰即便再精心設計,也是徒勞無功。
5.因此,間接的機動戰略有代價,也有風險。克勞塞維茨還敏銳地發現,它還有可能帶來更多的麻煩。這是在實施基本計畫的過程中全部障礙因素所形成的聚積效應,比如,車輛拋錨、誤解指令、供給失誤、氣候異常、無法逾越的天險等。
6.魯瓦克還從克勞塞維茨那裡得到啟發,注意到另一個弔詭之處:初始戰略實施得越成功,部隊離開大本營越來越遠,其遭遇麻煩的風險也會越來越大。隨著進攻部隊推進到不熟悉的區域,供給線變得薄弱;敵人被逼得步步後退,越來越靠近大本營,卻能夠獲得充足的補給,調用新鮮儲備。先占優勢的一方很容易走過頭,因為野心過大而失敗。他們一旦越過「頂點」
即相對於敵人占據最大優勢的位置,優勢的天平就會開始向另一方傾斜,由此產生了非決定性戰鬥的問題。
7.因此,對戰略的最終考驗並不是突襲能否成功,而是戰術問題,是否能夠達到期望的政治目的。
8.緊盯一種作戰模式或思想不放,只會提供敵人創造機會進行調整和適應。最後,所有這一切的背後還存在一個對因果關係的預設,即「模糊、欺詐、新奇、機動、暴力威脅或者真正的暴力」等因素相結合,就能對敵人產生足夠的震懾效果,使其陷入混亂的無序狀態。
9.機動戰之所以能夠發揮作用,是因為「表面的恐慌、焦慮和疏遠會產生眾多互不合作的『重心』」。這時,原本組織嚴密的部隊成了烏合之眾,遵守紀律的聰明人突然成了在黑暗裡橫衝直撞的絕望傻瓜。如果敵人確實擁有這種「精神力量(或心理準備)」,那麼企圖讓敵人陷入精神崩潰的種種物理手段就會失去效用。或者,有些人能夠很快地體會到事件背後的深意並迅速適應。他們的反應也許不是最理想的,但足以使他們重新組織起來應對新的情況。
指揮官因為突然遇襲而陷入精神錯亂的情況,在歷史上有過著名的案例。一九四一年,史達林就遭遇過這種情況(雖然他事先接到過類似警告) 。 當時,德軍開始進攻蘇聯,並很快擴大了戰果。史達林一連幾天都在設法弄明白到底發生了什麼事,百姓卻得不到絲毫消息 就在史達林苦思的同時,前線將士們也在各自找出路,有 選擇撤退,也有人選擇以極大的勇氣去和敵人對抗 。最終, 史達林回過神來,向民眾發出了一條激動人心的消息,並指揮戰鬥。蘇聯國土廣袤,人口眾多;對德軍來說最重要的是速戰速決,但希特勒小看了斯拉夫人的智商,認為只要自己的部隊不斷向前推進,敵人就會陷入崩潰。而當心理戰沒有達到預期效果時,遭遇攻擊的便反過來是希特勒的部隊,他們只能撤退。隨著蘇聯領導層恢復理智和鎮定,德國人的這種攻擊手段也漸漸失去了威力。
若說由於意識控制身體,因此與其消滅敵人的肉體,倒不如擾亂他們的心智,這是一回事;但說因為物理攻擊能夠粉碎敵人的肉體,所以心理攻擊能瓦解敵人的意志,就是另外一回事了。雖然人的精神認知是十分重要的,但並不意味著對它的直接打擊就一定能使敵人崩潰。人的大腦即便在處於極端的壓力下,也能夠做出拒絕、抵抗、恢復、適應等驚人的壯舉。
想到近年來老共積極師法米國與西方的武器裝備與戰略規劃思想，其實從大戰略角度來看，老共或許未戰已敗：
1. 讓全世界警惕，形成防中大聯盟
2. 戰略戰術上最笨的就是師法對方，倫家用這套已經半個世紀+年年對外用兵與練兵，想要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無異癡人說夢話(好像百年之前才有個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的歷史前車之鑑，不是嗎？)
3. 中共的軍隊是保衛自己的政權，而非保護人民(正當性不足)；嚇阻外國勢力有餘，戰力值得存疑與保留
4. 小步快跑與大國崛起，代表資源投注到(沒有生產力的)軍隊上
5.贏了各種武器裝備，輸了國際民心與聯盟
6.近代科技進步，各種部隊調動，其實難逃法眼；比台灣看得更遠的日本和米國，其實反而比台灣更積極備戰(台灣軍情單位是豬隊友)
有趣的是近年來的台灣終於開始認真面對自己的存亡，聽從米國教練的指導進行不對稱作戰準備（這些黃埔軍人僵固的思維真的幫了土共攻台的大忙，如同二戰時的史達林幫了希特勒大忙），其實把大陸當初抗拒米國介入的那套萬箭齊發/東風洗地借鑒過來即是。台灣意圖建國，其實也應該好好思考與運用毛澤東的三段式戰略思想；用無限戰爭的思維來消弭對手意淫在OO年收復祖國領土的有限思維。海峽戰爭的成敗定論或許在於：當打響第一槍/各式導彈落地時，台灣的民心士氣有沒有潰敗或逕行投降，如果沒有，那麼會內亂與崩潰的反而會是中共政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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