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略大歷史(4)
戰略大歷史：戰略是人類永恆的遊戲規則，懂戰略，你就能理解世界、定位他人，掌握自己的優勢
Strategy: A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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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本書好厚，原因是它回顧、集結與評論了好幾十本關於戰略思想的經典著作，也相當於是作者本人的讀書筆記與心得評論(自己看這些原著絕對看不懂)。
第8章 (戰略是門)偽科學(?!)
告訴我德國人怎樣教會你們憑藉所謂「戰略」的新科學去和波拿巴(拿破崙)戰鬥。
-托爾斯泰,《戰爭與和平》(War and Peace)
拿破崙戰爭造成的苦難與艱困促進了國際和平運動的發展，戰爭受到譴責,人們認為它不僅有悖文明、耗費財富、帶來毀滅,而且從根本上說是非理性的,尤其是對經濟造成了破壞。對此,英國功利主義和自由派哲學家、經濟學家約翰.斯圖爾特.彌爾 (John Stuart Mill) 在一八四八年做了簡明扼要的論述:「商業的發展使戰爭迅速被人唾棄,商業強化和增加了個人利益,而後者天生就是戰爭的對立面。」自由貿易的熱心擁護者發現,自由貿易催生了新的國際交往形式,將道德與功利主義不可思議地結合在一起,使藉由戰爭解決問題成了一種顯而易見、愚蠢而可怕的選擇。
英國人或許早就認識到,在處理國際事務方面,開展自由貿易比以民族主義和戰爭為基礎,依靠脆弱的權力平衡來維持和平的政策要有效得多。然而普魯士經濟學家李斯特(Friedrich
List)注意到：自由貿易將導致「後進國家被擁有優勢製造業、商業和海軍力量的霸權國家全部征服」。
另外但更大的問題在於軍隊的規模越來越「令人無法想像」：拿破崙把法國大革命廣大民眾的激昂民意變成了他的力量之源,利用大眾的熱情發展起對他自己的個人崇拜,並創建了一支士氣高昂、忠誠善戰的軍隊。
拿破崙讓他們相信,他們的個人幸福與國家功業之間有著一種密不可分、充滿愛國精神的關係。對於這個新要素的重要性,克勞塞維茨領悟至深,並將其納入「三位一體」學說,這也是他的理論能夠經久流傳的原因所在。他深知民眾熱情難以控制,將極大影響戰爭的形式和進程,民族主義是戰爭的根源。當法國漸漸成為一個威脅時,其他國家的民眾就會紛紛組織起來。
十九世紀中葉爆發的克里米亞戰爭,再次展示了民眾熱情(甚至在英國也是如此)在製造戰爭方面的力量。自由主義改革家(倡導國際貿易可以避免戰爭衝突的)也再次發現自己被夾在冷漠的實用主義和激昂的民主之間,而這絕非最後一次。本章將討論兩位個性極其鮮明又彼此迥異的人物是如何看待戰爭和政治這個問題,他們都不是自由主義者:一位是俄國作家列夫·托爾斯泰伯爵,他認為大規模軍隊不是總能受到其將領的真正控制(控制軍隊與戰爭的其實各種時空環境條件);另一位是德國陸軍元帥赫爾穆特·馮·毛奇 (Helmuth von Moltke) 他將軍事指揮的可能性和局限性研究到了極致。
托爾斯泰和歷史
https://en.wikipedia.org/wiki/Leo_Tolstoy
克里米亞戰爭中,托爾斯泰被調派到塞瓦斯托波爾,那段經歷對這位年輕的俄國貴族軍官產生了極大影響。托爾斯泰嚮往優裕的生活,卻又受到宗教信仰的牽絆。他從前線不斷發回記事性文字,並因此成為知名作家。這些文字中充滿了他對戰爭恣意妄為和個人身不由己的敏銳觀察
托爾斯泰親眼看到了俄國士兵倒在敵人槍砲之下、屍體在部隊撤退時慘遭遺棄的景象。他對俄國菁英階層的麻木和無能感到越來越厭惡,開始探索透過文學來表達農民和貴族各自的經歷和感受。他從一八六三年開始,歷經六年,完成了名作《戰爭與和平》。托爾斯泰為此進行了刻苦的調查研究,包括遍查史料、採訪倖存者以及親自察看一八一二年的戰場故地,他的創作手法與專業歷史學家格格不入,而且在情節設置上也完全打破了小說的傳統手法。按照他自己的解釋,此書是「作者以一種方式來表達自己想要並能夠表達的東西」
作為這部混合體裁作品的一部分,後期修訂本中加入了一些短評文章,對有關克勞塞維茨戰略思想的傳統史觀提出了質疑。
https://en.wikipedia.org/wiki/War_and_Peace
托爾斯泰對克勞塞維茨的大部分觀點持反對態度。托爾斯泰對於那些狂妄自大的政治領導者和所謂的歷史學家素來心存敵意,前者錯誤地以為自己能掌控一切,後者則自信能洞察一切。托爾斯泰對政治、軍事、知識菁英從來都不可能有什麼好感,他對社會現實的批判,在後世仍能找到共鳴。
托爾斯泰強烈反對「偉人史觀」 這種觀點認為,歷史進程主要取決於某些傑出人物的意願和決定,這些人能夠 藉由自己的地位和特殊才能推動歷史朝一個特定方向發展。托爾斯泰的反對並不限於簡單指責這種理論貶低了更廣泛的經濟、社會和政治潮流的重要性。
托爾斯泰更看重「個人意志的總和」,而不是那些自以為一言九鼎、地位顯赫卻昏聩十足的大人物的意志。他看到了人的二元性:既過著隨心所欲的個人生活,又過著「必須遵守為他們設立的各種法規」的「群體生活」;一邊為了自己而有意識地活著,另一邊卻又充當著「實現人類歷史性和普遍性目標的無意識工具」。對於這個問題,托爾斯泰和其他一些人的看法相同。這些人尋求將個人獨立選擇和行動的能力整合在一起,使之協調地發揮作用。他們確信,人類作為一個整體,會沿著一條特定的道路前進,不管設定這條道 路的是一隻神聖之手、歷史性力量、集體的情感,還是市場的邏輯。托爾斯泰認為,在這個整合過程中的某一時刻,個人價值將被群體價值所淹沒。對這項哲學見解構成挑戰的不是社會底層民眾,而是那些自認為能創造歷史的上層菁英。
但即便是托爾斯泰本人,在著書過程中也遇到了一個和上述論點相衝突的問題,那就是政治舞台上的主要角色確實發揮了個人影響力,而且他們的決策產生了效果。有人斷言,如果沒有拿破崙,歐洲歷史肯定不會改變。這種想法很奇怪。承認歷史並非偽科學,並不需要否定系統性思想和概念化理論的潛在價值。從這個意義上說,用拿破崙在博羅季諾戰役中的表現來證明偉人史觀的謬誤,同樣很奇怪。正如,英國哲學家、 邏輯學家和政治學家沃爾特·博伊斯·加利(Walter Boyce Gallie)所說,這是「史上最奇怪、最不典型的著名戰役之一」,而托爾斯泰卻把它套用在遠沒有那麼奇怪和非典型的事物上,來強調其普遍正確性。
托爾斯泰對戰略「新科學」的蔑視,是為提醒人們警惕那種「將事件的發生歸因於在事件發生之前所下命令的錯誤觀念 」。雖然發出的命令成千上萬,但歷史學家只關注少數幾條得到執行、與事件有關聯的命令,而忘記了「由於不能執行而未被執行的其他命令」。
安德烈公爵做出一個推斷,那就是「沒有也不可能有什麼軍事科學,因而也就沒有任何所謂的軍事天才」。 對於這些問題,所有條件和環境都不清楚也不可能弄清楚,更沒有人對俄軍或法軍的實力有充分的了解。一切都「取決於數不清的條件,而這些條件會在一個誰也不知道何時到來的特殊時刻發揮重要作用」。軍人的天才品質所反映出的不過是浮華的舉止和賦予他們的權力,還有那些討好奉承他們的馬屁精。非但不存在造就一位傑出指揮官的特殊品質,而且如果沒有了「人類最崇高和最優秀的品質—仁愛、詩意、溫情,以及哲學探索的懷疑精神」,一位指揮官反而可能會更有效地履行職責。軍事行動的成功依靠的並不是這種所謂的天才,而是「在隊伍中高喊『我們完了!』或者高喊『烏拉!』(譯註:俄語表示加油、萬歲)的人」
戰爭天生讓人迷惑,作為原因的命令和作為結果的行動之間,不可能存在一個清晰的聯繫。但是, 戰略至少有一部分作用是讓人了解戰爭能得到什麼、不能得到什麼。就這一點而言,戰略和超出人類理解範疇的自然力量一樣,決定著俄國的命運。正如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教授、俄羅斯問題專家多米尼克·利芬 (Dominic Lieven)所說,托爾斯泰沒能清楚地看到沙皇的戰略,沒看到所有事情都是像沙皇所期望的那樣,按計畫發展。
托爾斯泰面臨的問題,不是歷史事件的發生缺少誘因,而恰恰是誘因太多。歷史學家只看到了其中最明顯的,卻錯失掉了絕大部分。正如柏林所說的,「那些號稱被歷史所記錄的人與自然的相互作用,是由各式各樣可能的人類行為以及種類繁多的細微、難以發覺的原因和結果共同形成,沒有什麼理論能夠適用於所有這些複雜因素」
而且,歷史學家多半只關注決定性的歷史時刻,但這樣的時刻並不多見,因為任何事情的結果都是很多獨立歷史時刻的產物,而後者又都有各自的偶發機率。他們解釋問題時,往往漏掉隱藏在觀點背後的重要内容,而過分看重其他次要内容。這就是歷史記述經常遭到質疑和修改的原因。對此,美國西北大學教授蓋瑞·莫森(Gary Saul Morson)贊同托爾斯泰的觀點,認為真正的理解只存在於當下和被「立即」決定的事件中。這就是為什麼庫圖佐夫在開戰之前的最佳建議是睡個好覺:緊盯眼前的種種可能性,會比制定長期計畫更有價值
針對集中控制或宏大理論的局限性而發出警告,是一回事,認為所有事情都可以歸結為各種細碎、即時的決定(就好像沒有哪個決定比其他決定更重要,而且已有的決定對後來的決定也沒有任何影響),則是另一回事。歷史學家或許難以把握他們想要解釋的全部歷史進程,但重新解讀歷史的可能性始終存在。
史學家回顧過去,而戰略家著眼未來。挑戰在於如何面對難以預測的形勢,並做出反應。在這種形勢下,只有某些因素會受影響,但該做的事情仍必須去做,所以無所作為,也是個不祥的決定。事後來看,歷史學家可能會認識到所有事情會有怎樣不同的結果。但是,選擇必須在一切都還未知時就得做出。最嚴重的是,這類辯論中存在一個根本性矛盾。如果總是盯著無關緊要的枝節問題,軍事將領和他們的理論便可免責,這看起來也許很愚蠢,卻不必再冒風險。如果他們關心國家大事,就應該為自己的愚蠢負責。
老毛奇
https://en.wikipedia.org/wiki/Helmuth_von_Moltke_the_Elder
在《戰爭與和平》出版後的翌年,戰略家的手法與能力有了決定性的展現機會,過程中,其重要性和局限性也顯而易見。起因為一八七〇年的普法戰爭,指揮這場戰爭的關鍵人物是普魯士陸軍元帥赫爾穆特· 卡爾·貝恩哈特·馮·毛奇伯爵(Helmuth
Karl Bernhard Graf von Moltke,老毛奇)。毛奇自稱是克勞塞維茨的信徒,也是將其思想發揚光大的最有力踐行者之一。他在這位大師主管普魯士軍事學院時,是該校的學生。雖然兩人從未謀面,但克勞塞維茨曾對毛奇的學業成績為褒獎,將其報告評為「典範」。毛奇在一八三二年《戰爭論》限量出版後即閱讀了此書
他出生於十九世紀元年,一直活到了九十一歲。他擔任普魯士軍隊總參謀長達三十年,堪稱十九世紀最偉大和最成功的軍事戰略家之一。
毛奇雖然生於貴族家庭,但家裡很窮。他十一歲時被送進丹麥皇家軍校學習,從此開始了軍事生涯，他博覽群書,知識淵博,本來應該躋身於自由人文主義者之列,但一八四八年的革命,促使他突然思想右傾,變成了一名堅定的愛國者和強硬的反社會主義者。一八五七年就任總參謀長後,他創建了一整套軍事管理體系,為此後百年確立了軍事專業化標準。他對於軍事組織、裝備、訓練和後勤等所有方面均有論述。在一八六四年對丹麥的戰爭中,他首次展露軍事才能,但真正使他成名的,是促成德國以普魯士為主體,實現統一並取代法國成為歐洲最強大國家的系列戰役。
毛奇的戰略著述甚少。軍史學家岡瑟·羅森貝格(Gunther Rothenberg)將他形容為一個「極少進行抽象思辨」的「語法學家」
他最重要的論文均寫於一八七〇年普法戰爭取得輝煌成就的前後,從中可看出受克勞塞維茨思想的影響。但在兩個關鍵方面,他超越了克勞塞維茨和拿破崙所確定的模式。一八六〇年代,隨著鐵路的發明和公路體系的完善,軍隊比十九世紀初更能有所作為。毛奇敏銳地意識到,這些技術成果對於後勤保障工作大有價值, 以較為簡單的手段大規模投送軍隊也將成為可能。他同時認識到,如果雙方都能動員大批人力,且每一方都沒有十足把握左右戰局的發展,戰爭就可能陷入僵局。
第二個影響毛奇作戰思想的因素是,他篤信的克勞塞維茨有關戰爭是政治的延續的格言。他樂於為他的王國效力,卻不太樂意與首相俾斯麥(Otto von
Bismarck) 同朝為臣。因為他深感政治目的和軍事手段有時很難協調一致,而且他對有限戰爭的可能性和盟友的價值也頗為懷疑。他贊同克勞塞維茨的理論,認為戰爭的目標就是「用武力執行政府的政策」。他抱怨政治家(應該是指俾斯麥)總是要求戰爭超出其實際能力,給予他們更多的利益。目標一旦確定,就應該交由軍隊來實現,「政治想法只有從軍事角度審視是恰當或可行,才能予以考慮」。但如果某些目的無法達到,一場軍事和政治之間的對話便不可避免:兩者一個確定目標,一個提供手段,無法在彼此獨立的情況下發揮作用。這種思想明顯反映在毛奇對勝利的定義中: 勝利就是「以有效的手段達到的最高目標」。他對於戰爭的態度與克勞塞維茨相近,但他比後者更堅定地相信,勝利是決定一場戰爭的最佳手段。
以武力取得決定性勝利是的時刻。只有勝利才能擊垮敵人的意志,並迫使他們服從於我們的意志。一般來說,起決定作用的既不是占領敵人的國土,也不是攻取敵人的前沿陣地,只有消滅敵人的作戰力量才是。這也正是軍事行動的主要目標。不過,在沒有足夠條件消滅敵人有生力量的情況下,這種理論對於為了有限目標而進行的戰爭,不會有什麼實質幫助。
毛奇戰略思想中更具創新意義的部分是,他絕不受任何理論體系或計畫的束縛。對此,他有個著名論斷:「沒有任何計畫在與敵人遭遇後還能繼續有效。」他告訴下屬的指揮官,戰爭不可能「在會議桌上進行」,並授予戰場自主權,以便他們在察覺形勢發展超出最高統帥部的預料時,能及時採取應對措施。他不相信泛泛之論和固定教條,而認為在牢記目標的同時,能「就事論事地分析」才更重要。對於那些抽象的概念和所謂的「通用法則」,他不會隨便奉為信條。在毛奇看來,戰略應該是一種「自由、實用、富有藝術性 的活動」和「一套權宜之計」 戰略選擇應該基於常識:人的品格只有在極度緊張的形勢中才能看清。
由於普魯士的戰略地位非常重要一旦爆發戰爭,往往面臨他國捲入的危險,因此必須迅速取得決定性勝利。
這意味著除了盡快發起攻擊,別無選擇。在主張速戰速決的同時,毛奇也意識到戰場條件的發展,特別是不斷增強的致命火力所帶來的威脅,因此他又強調要避免正面進攻。雖然他看到了戰略在因應衝突的不可預知
因素及其可能產生的意外機會時的作用,但認為此時應將任務交給戰術去完成,戰略則應「沉默」 對此, 他的看法與克元勞塞維茨不同,後者認為把仗打完是戰略的任務;而在毛奇看來,戰術任務說起來簡單,無非盡可能多地消滅敵人的兵力,但做起來充滿挑戰,這也是他對於作戰準備一絲不苟的原因所在。而一旦戰鬥啟動,戰略又要發揮作用了。
老毛奇所謂「戰略包圍」戰法以搶先於敵人集中起優勢兵力為基礎,後來逐漸成為德軍戰略的一個特色。同之前的拿破崙和克勞塞維茨一樣,毛奇篤信部隊數量的重要性。在戰爭開始之前,兵力規模可以利用與他國結盟得到擴充。一八六六年普奧戰爭的結果之一,就是普魯士將若干德意志小邦國發展成了自己的盟
友。戰爭中,優勢兵力可以被置於一個特定的決勝點上,而無須顧及更大範圍內的力量平衡。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快速機動,這可以透過認真制定作戰計畫來實現。在老毛奇的主導下,長期在普魯士軍事準備工作中發揮作用的總參謀部進一步擴大了編制和權限。不僅成為軍事計畫的創造者,還是監管者,同時負責計畫的制定和執行。
作為指揮官,老毛奇進行了顛覆當時教科書的最大膽創新,即把軍隊分為兩路,使其能夠分別得到補給,直到重新會合發動戰役,也就是分散行軍、集中作戰(「分進合擊」)。這樣做的風險在於,有可能各自遭遇兵力占優勢的敵軍,或者會師太早,令補給產生壓力。在一八六六年的普奧戰爭中,雖然奧地利率先進行了部隊動員,但毛奇運用鐵路搶先將部隊部署到位。令觀察家們吃驚的是,他竟然讓自己的兩路大軍彼此相隔約
這場勝利為毛奇精心準備的對法戰爭創造了條件。這一次,他將軍隊分成三路,從而獲得了最大限度的靈活性,只待法軍意圖明朗後,便可迅速反應 直到開戰之前,他的選擇一直留有迴旋餘地。
部隊若能在會戰之日從各點上分別直接進入戰場,就更好了。 換句話說,如果能以這樣的方式作戰, 即讓部隊從不同方向最終在前線會合、插入敵人側翼,就說 略發揮了所能發揮的最佳作用,必定能取得輝煌的戰果。
但構想並不能保證一定實現。空間和時間的因素固然應予考慮,但由於存在各種變數,決策還將取決於「之前各場小規模戰鬥的結果、天氣、假消息;一句話,取決於人類事務中一切所謂的機會和運氣」
部隊過早或過晚的集中,都可能帶來難以挽回的損失。
在一八七〇年與法國的關鍵一戰中,老毛奇取得了徹底勝利,至少就戰爭的傳統階段而言是如此。他首先於
老毛奇承認,政策決定戰爭的目標。但戰爭一旦打響,軍隊必須有自主權,「戰略」必須「完全獨立於 政策」。這種理念可以追溯到一八〇六年耶拿(Jena)戰役失敗後普魯士總參謀部的建立,此舉的目的就是 防止王侯們的無能貽誤軍機。毛奇認為,總參謀部的作用永遠不可或缺。如果軍事統帥總是被「一群不受約束且盡幫倒忙的顧問」圍繞著,那就什麼事也幹不成。「他們會擺出各種困難,就像預見到了所有不測;他們永遠正確;他們總是反對每一個積極想法,因為自己毫無主意。這些顧問簡直就是拆台者,他們否定了軍隊領導人的作用。」
在一些核心職能上,毛奇領導的總參謀部不可避免地面臨著壓力。一段據說他與威廉 (Frederick William)王儲的對話便可證明。在攻取巴黎後,毛奇主張普魯士軍隊「繼續向法國南部挺進, 以徹底打垮敵人」。當王儲擔心這樣做可能會耗損普軍實力而無法贏得戰爭時,他斷然排除了這種可能性 「我們必定會永遠打勝仗。我們一定會徹底將法國打倒在地」,然後「我們就能決定想要哪種和平」。王儲
接著質疑道:「如果我們在這個過程中先垮了怎麼辦?」毛奇回答:「我們不會垮,就算這樣,我們的犧牲也能換來和平。」之後,王儲又問他是否了解最新的政治形勢,因為當下時局「可能使這樣的做法顯得不太明智」
「不了解,」這位陸軍元帥回答,「我只關心軍事問題。」
這番言辭激烈的辯論,顯露出一個對後世軍事思想至關重要的觀念。老毛奇強調,君主給了他發布作戰命令的權力,所以他認為在戰爭操作層面,指揮官必須不受任何政治牽絆。發生在巴黎的這段插曲可能只是證明了「不要政治」是個空想,但對於戰場上的指揮官來說,這卻成了一個恰當、有效地實現戰略意圖所必不可少的信條。
托爾斯泰從人與微觀的角度，看見種種摩擦、有心栽花/無心插柳，否定了戰略規劃
夾在歐陸各強權中心的普魯士+鐵路的發展，給了軍事狂人老毛奇戰略規劃的舞台(與其集中兵力，不如分散與包抄)，雖然他認同克勞塞維茲的觀念，贏了戰爭與戰役，卻改變不了後來一二戰日爾曼/德國的命運
戰略思想戰術運用兩者難以切割，也不應該切割；該集中或分割分進合擊，在邏輯(想像)上其實都說得通，但只能在戰場上碰碰運氣、見真章與事後穿鑿附會成敗因素
第9章 殲滅戰或消耗戰
二十世紀初,軍事史學家漢斯·德爾布呂克(Hans Delbrück)曾提出,所有軍事戰略可以分為兩大基本形態。
第一種就是符合那個時代大多數人觀點的「殲滅戰略」,主張以一場決定性戰役全殲敵軍。
第二種則稱為「消耗戰略」(exhaustion,有時也譯作 attrition)，涉及實現戰爭的政治目標的各種方式,包括占領國土、毀壞莊稼和實施封鎖。
這意味著,軍隊必須就如何應對一場即將到來的戰爭提前做出根本性選擇,這種趨勢在下一個世紀的戰略辯論中仍十分搶眼。
美國內戰
一八六一年至一八六五年的美國內戰,揭示了戰略理論和戰略實踐之間的複雜關係。從某種程度上說, 這場戰爭的結果是由北方兩倍於南方的人口數量和占有絕對優勢的工業實力所決定。在戰爭的大部分時間裡,南方邦聯擁有更具創意的軍事將領。作為弱勢一方,南方邦聯本應更依賴防禦戰術,相反地,它經常主動發起軍事行動,其目的也許是希望和北軍打一場真刀真槍的決定性戰役。林肯總統很清楚,北軍應該採取進攻戰略,但令他惱怒的是,北軍將領們似乎無力發起哪怕一次成功的攻勢,直到戰爭後期這種狀況才有所改觀。
從這些事件中看不出任何克勞塞維茨式戰略的影子,但能看到約米尼思想的影響。美國軍事理論家,阿爾弗雷德·賽耶·馬漢(Alfred Thayer Mahan)的父親,西點軍校教授丹尼斯·哈特·馬漢(Dennis Hart Mahan)曾在法國研習拿破崙戰爭,並公開宣稱自己是約米尼的信徒,而他的得意門生、林肯總統的總司令、人稱「老智囊」的亨利·哈勒克(Henry Halleck)更是將約米尼的《拿破崙傳》(Life of Napoleon) 譯成了英文。
北軍的思想觀點
哈勒克在戰爭之初已是高級將領,不久後又成為總司令。但作為一名工程專家,他更擅長構築防禦工事因而格外重視軍事防禦。這與馬漢有關「應有戰場上的勃勃生機和追擊敗軍的迅猛快速」的教導完全不符。他對挖戰壕等防禦手段很在行,忌憚線膛步槍的致命殺傷力,這必然會抑制其發動正面進攻的勇氣。這種謹慎態度在北軍首任總司令喬治·麥克萊倫(George McLellan)的身上表現得同樣明顯。
約米尼的思想在這些將領中很有影響力,他們重視交通線的安全,反對林肯的建議,拒絕向南軍同時發起系列攻擊,包括在沿海地區採取行動。他們認為這種做法分散了部隊的力量,違背了戰爭原理。這不過是鄉野匹夫才會想出來的主意。
林肯從不懷疑這將是一場持久的消耗戰,他不想強迫軍方接受自己的觀點, 於是考慮換將,找到願意和敵人作戰的人選。將領們深知敵人防禦工事的威力,總想透過一場決定性戰役置敵於死地,除此之外,他們不想讓自己的部隊冒任何風險。正如麥克萊倫將軍所言:「我不希望在一堆沒用的小仗中浪費生命,更願意直接打擊敵人心臟。」林肯對這種寧可演習、不想進攻的態度感到越來越失望。
林肯輕蔑地將其稱為「戰略」
「這就是 「戰略!」他在一八六二年大聲表達了自己的不滿,「麥克萊倫將軍認為他能靠戰略打敗叛軍。」,這裡的「戰略」指的是一種讓軍隊做這做那,唯獨不打仗的作戰方式。聲東擊西、機動迂迴和其他妙招或許能偶爾得手,但要真正贏得戰爭,還須靠殘酷無情的勇武之力。當南軍最終被打開缺口、暴露出防禦弱點後,林肯準備收下這份禮物:「現在,先生們,真正運用戰略的時候到了, 因為敵人已經改變了他們的目標。」。
南軍的思想觀點
南軍羅伯特‧李(Robert E. Lee)將軍對拿破崙很有研究心得。他深知自己無法實施積極有效的防禦,因此必須採取主動,利用迂迴戰術占據最佳位置,然後與敵人會戰。但此舉付出了極大的傷亡代價,而且北軍至少懂得如何防禦。李將軍確立了一個無法實現的勝利目標
因而招致了失敗。對手的軍隊「過於龐大,過於頑強,過於受到民主政府意志的鼓舞」,不可能被「拿破崙式會戰」所擊垮。
格蘭特(Ulysses Grant)將軍非常清楚,而且明白這個道理。他注意到,雙方軍隊的慘重傷亡所獲甚微,但也知道北軍比南軍更能承受這樣的損失,所以他決定進行「世上從未有過的殊死戰鬥」,以持續不停地交火,牢牢困住李的軍隊,直到他拚光所有人馬為止。同時,格蘭特派威廉·謝曼 (William Tecumseh Sherman)將軍到南方進行大掃蕩,使當地民不聊生,從而難以為前線部隊提供支持。
林肯的貢獻是在一八六三年一月正式實施了《解放黑人奴隸宣言》(Emancipation Proclamation),這
讓反叛地區的黑奴獲得了自由。此舉被形容為「必要的戰時反叛亂措施」,不僅進一步動搖了南軍的鬥志, 而且加強了北軍的力量。到一八六五年之前,參加北軍的黑人已占到北軍數量的一〇%。戰爭最終成了一場 消耗戰。對於南部邦聯領導人傑佛遜·戴維斯(Jefferson Davis)來說,戰爭的「量級」已經遠遠超出了他的預期。「敵人展示出了比我預料的更多的力量、幹勁和資源。他們的財政能力也遠比我想像的要強樣大範圍、大規模的戰爭不可能持續太長時間,戰士們一定很快會被拖垮。」
攻勢崇拜
工業化擴大了軍隊的人員數量,而蒸汽機和電力的發明使軍隊的調動和運輸更為便利。火器的射程和殺傷力也在穩定提升。這些都為軍事指揮官帶來挑戰。作戰的地域範圍不斷拓展,投入的兵力不斷增加,而天氣對作戰的影響日益減弱。後勤的作用和實際作戰表現變得難以確定,戰爭中的政治因素也在發生變化。由於戰爭及於整個社會和民族情感,軍事事務越來越難以和民生事務切割開來。
美國內戰中的每一場戰鬥都不是決定性的; 如果物質力量的對比不能保證勝利,那麼就必須從精神層面找到制勝的關鍵要素,這就是英國陸軍元帥道格拉斯·黑格(Douglas Haig)所說的「戰勝敵人的士氣和決心」。
法國軍官阿爾當·杜皮克
(Ardant du Picq)對此也有經典論述。他認為,戰場上的任何事情都取決於每
一名士兵的心理和精神狀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 期出任聯軍最高統帥的費迪南,福煦(Ferdinand
Foch)相信,失敗與心理狀態有關。。
德國人的策略發端於一個完全不同的基礎之上。老毛奇堅信,如果德國在未來的戰爭中不能迅速取勝, 其國家地位很快就會岌岌可危。所有德國戰略家都認同的一個關鍵假設就是,如果德國受到東西夾攻,就會很快陷入窘迫境地,除非能將某個交戰國盡早趕出戰場。一八七一年之後,毛奇對德國應對這種夾攻的能力日漸悲觀。在制定對法俄兩國同時開戰的計畫過程中,雖然軍方的求戰呼聲高漲,他仍然認識到了降低政治預期的必要性。他希望為德國爭取一個在談判中達成政治解決方案的最有利地位。這就需要繼續發動進攻 (以便占取敵人的領土,作為最後討價還價的籌碼) 而不是坐等別國進攻。
毛奇的繼任者們下定決心避免打消耗戰,並為此展開了激烈辯論。他們無法面對一個不可避免的僵持局面。他們堅信,到了關鍵時刻,新政治秩序能夠也應該由軍事力量來建立。作為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
的德軍總參謀長,阿爾弗雷德·馮·施里芬(Alfred
von Schlieffen)是這種思想的最佳代表。他認為,制勝祕訣在於結合強有力的宏大概念與一絲不苟的注意力。他在一八九一年寫道,「戰略藝術的根本要素」在於「將優勢兵力投入戰鬥。這在一方一開始就較強的情況下相對容易做到,在它較弱時難一些,在兵力對比嚴重失衡時大概不可能」
對於德國來說,最有可能出現的意外情形就是西線和東線同時面臨法國和俄國的威脅,這就要求德軍必須在一方參戰之前先擊垮另一方。正面進攻會導致過多傷亡,從而在未來作戰中力量不足。因此,必須採取主動,搶先攻敵側翼並殲滅之。施里芬尋求以精心制定計畫來因應摩擦挑戰,預測敵人的反攻策略。從戰前動員到最後勝利,整個戰役行動都是精心策畫而來的。這樣,敵人除了被德國牽著鼻子走,別無其他選擇。這些做法與毛奇的思想完全相悖,這使得個人幾乎無法在作戰中發揮主動性,也就沒 什麼犯錯的餘地了。因此,為了降低軍事風險,施里芬準備在政治上冒一次風險,尤其是打破比利時和盧森堡的中立態勢。
關於在毛奇的姪子(小毛奇)一九〇六年接任總參謀長之前是否真的有過所謂的「施里芬計畫」,軍 事史學界一直存在激烈爭論。德國的相關歷史記載很不完整,流傳下來的内容無疑也隨時勢變遷而被修改過這位堅持從西線尋求突破的總參謀長也曾偶爾關注過東線戰場,並為此調整了兵力配置。不過到了一九一四年,根深柢固的傳統戰略觀念再度占了上風,那就是利用戰略包圍,以最快速度和最小代價先解決一個敵人。這項戰略方案由小毛奇於一九一一年十二月初步擬定,當時他建議,德國在任何情況下,都應動用全部資源對法國開戰。
德軍於一九一四年八月發起攻勢,以最新的通訊和後勤技術成果,刷新了拿破崙時代公認的作戰準則, 軍事思想和實踐也在一個世紀以來的發展過程中達到高潮。它毫無根據地假定,進攻是更有效的作戰模式, 打破了克勞塞維茨的理論體系。正如史壯恩所指出,一九一四年時,歐洲所有軍隊的戰爭計畫都是約米尼式的:「每一場戰役的作戰計畫都應按照特定原則,為了實施軍事機動以取得決定性勝利而設計。」
敵人的防禦陣地會被團團包圍,然後便會被一股難以抵擋的力量和氣勢打得暈頭轉向。這樣的攻勢往往體現出高度的忠誠、技巧、銳氣和毅力,令敵人無法招架。
這是一種預先考慮周詳的戰略,所有計畫都被有條不紊地納入其中。為確保計畫得到有效執行,軍隊必須嚴格、準確地聽從指揮。這可不是那種強調每個人都能做出選擇並決定戰爭結果的托爾斯泰式軍隊,而是 由紀律和訓練調教出來,絕對服從統帥意志的作戰機器。即使不可預知的形勢發展需要某支部隊自主做出決
定,他們仍將反映統帥的意圖,這種意圖的傳遞不僅依靠直接的通信聯絡,更依靠一種共同的制度文化和公認的信條。階級管理和專業職能分工合作體系是現代官僚制度發展的最高階段。總參謀部掌握著最聰明的軍事頭腦中的精華。為全面計畫和個人準備設定了標準,確保其即便在困難的件下也能夠遵從直接命令。
但這些並不能保證成功。要想獲得勝利,要暫時拋開所有外交上的考慮,優先在軍事上下工夫。最為嚴重的是,此舉不得不打破比利時的中立狀態,從而很可能促使英國參戰,並激起當地民眾實際或潛在的反
抗。儘管如此,勝利仍可借助於兵力上的優勢而實現,強大軍隊所具有的堅強意志,足以碾碎那些計畫不戰術貧乏、軍紀渙散的弱國。除此之外,沒有明顯的變通辦法:沒人有興趣和資源來打一場久拖不決的
消耗戰,也沒有其他辦法來打一場殲滅戰。如果排除軍方最擔心的非軍事化趨勢和國家立場軟化的可能,唯一的替代選擇就是以戰爭相威脅,求得一個較好的外交解決方案。鑑於如此之多的因素都有賴於一記有效的第一次打擊,一旦軍事動員開始,政治形勢很快就會失去控制。
拿破崙失敗後,有關所有重大國際爭端都可以用武力解決的謬論被遵奉為最高指導原則,實際上,這類的成功嘗試屈指可數。雖然這些嘗試增強了上述謬論的可信度,但仍有理由對其提出質疑:交通運輸手段特別是鐵路的大發展,有利於軍隊實施複雜機動以包圍敵人並攻其不備,但同時也使敵人能夠向前線補充後備兵員;工業化成果強化了槍砲的口徑、射程和精確度,便於突破敵人防線,但反過來也會讓防禦火力對進攻部隊更具殺傷力。拿破崙戰爭的基本教訓就是,即便一個國家的軍隊表現再出色,也無力和一個更強大的聯盟進行對抗。一八七一年的情況同樣表明,戰爭的重壓會讓一國人民同仇敵愾,掀起革命浪潮。戰爭是一種極端手段,能顛覆國際秩序,釋放國内的狂熱政治野心,它是一件需要運用戰略以迅猛軍事行動打擊敵人的
但是如果敵人未被擊垮,接下來就沒有什麼令人信服的後續戰略可供使用了。
欸，聯想到台灣的戰略基本態勢
1.左岸的軍事量能遠超過台灣
2.台灣賴以生存與獨立的政治現實是本身的戰略地位與中美對抗的格局
3.以守勢作戰而言，台灣的準備太消極與讓對手可以預測(這些黃埔將領實在是..)；刺蝟戰略與報復式源頭打擊可增加近攻方的不確定性與嚇阻對方
4.台灣的軍隊1949撤退來台，秉持著大陸軍的想法與觀念，時至今日仍然餘毒未滅(海空軍外，需要的不是聯兵旅，而是海岸機動防衛)
5.游院長在和日美的會議上提及一但大陸攻台，(日美)即應宣佈與承認台灣獨立（並協防台灣）；就外交與地緣政治上可謂只是說出那些不言說的意圖
6.避開戰爭的治本之道與糾結有二：
一是大陸近代領導人把台灣當成領土與政治目標
二是中美之間的競合紛爭（修昔底德陷阱）
7.過去鄧/江年代，西方曾以為貿易體制可以讓中國走向繁榮民主，融入以當今歐美為主的國際社會，結果中國經濟起步繁榮了，但卻更強調中國特色/民族自信
8.現在新冷戰格局逐漸成型，就看中美這兩組體制的相持與對抗(=消耗戰)
9.旁觀者清的新加坡比當局者迷的台灣，看得更清楚：力勸中美不要誤判情勢/相互激怒...
10.克勞塞維茲是對的：戰爭是三位一體與難以預料和掌控的
11.對戰爭不感興趣/沉迷於小確幸的台灣人，很難理解戰爭對台灣深感興趣
馬漢和科貝特
當大陸列強癡迷於這些關於地面進攻和決定性勝利的辯論時,英國正依靠其海軍武力過著舒服的日子。
當時只有少數人關注海軍戰略,而且涉及的主要都是英國的活動,英國一直在用海軍武力維持自己的洲際貿易和龐大帝國。在英國,主流觀念就是控制海洋,這可以從修昔底德的思想中找到源頭。控制海洋,在本質上意味著你可以把人員和物資暢通無阻地運往任何地方,同時還能防止敵人做同樣的事情。十九世紀的英國獨享著制海權。它憑藉海軍武力成功地攫取最大利益,創造了一個不敗的神話。它派出戰艦向弱國炫耀武力,實施嚇阻,提供保障,或為自己贏得討價還價的優勢地位,或懲戒新興勢力,始終保護和鞏固著大英帝國的交通線。
當時在海上,還不需要像在地面戰爭中那樣,一心考慮如何打敗某個勢均力敵的強國,因為在十九世紀的大部分時間裡,英國從未碰到過這樣的對手。法國曾想發起挑戰,但英國海軍在一八〇五年的特拉法爾加 (Trafalgar)海戰中再次證明了自己的超強實力。從那以後,海上軍事衝突頻繁不斷, 英國人認定,他們的海軍規模必須永遠保持在兩倍於其他國家海軍的水準。
直到十九、二十世紀之交,伴隨著方興未艾的蒸汽革命和異軍突起的德國工業實力,英國訂下的這個標準才開始受到威脅。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英國雖仍是海上霸主,但已經顯得相當吃力。
十九世紀晚期,海上強權出現了一位具有真知灼見的理論家。
https://en.wikipedia.org/wiki/Alfred_Thayer_Mahan
一八八六年,阿爾弗雷德·賽耶·馬漢在度過了一段悶悶不樂、平淡無奇的海軍生涯後,陰錯陽差地當上了新成立的美國海軍學院的負責人。在那裡,他編寫了一系列有關海權在歷史上的影響的教學講義,並將其集結成自己最重要的兩部著作,第一部涵蓋了法國大革命的內容,第二部則涉及了一八一二年戰爭。他對於戰略原則著墨不多,而更注重探討海權和經濟權力的關係,特別是英國如何能夠「不靠在陸地上進行大戰,而靠控制海洋並且透過海洋控制歐洲以外的世界」發展成一個強國。
作為一個美國人,他總是勸說自己的國家以英國為榜樣,這不是為了挑戰英國,而是要為英國提供額外支持,使這兩國能夠共同維護海上的貿易自由。
他的著作在英國引起了強烈回響。他那有關在爭取海權方面法國失敗而英國成功的中心論點,可謂說到了英國人的心坎裡。那些胸懷大志的強國普遍認為,英國經驗說明了一個道理,那就是以海洋為生的國家, 必須擁有一支由大型戰船組成的龐大海軍。雖然人們認為馬漢有關歷史和地緣政治的看法值得認真考慮,但他對海軍力量的實際運用,仍未形成明確的觀點。
雖然馬漢是海權論的熱心鼓吹者,並因此在美國和英國的海軍圈子裡擁有無數信徒,但他的理論貢獻在持久性方面卻很有限。他和其他相信歷史提供了永恆原則的人一樣,無法將蒸汽動力所代表的新技術給海軍力量帶來的巨大變化融入自己的基本理論架構之中。和其他竭力宣揚某種軍事力量優點的人一樣,他擔心海 軍會被當作另一力量的附屬品,因此反對用海軍保衛岸上的據點,以防止其淪為陸軍的一個分支。他強調,海軍的作用就是對抗其他海軍,以取得制海權。和其他癡迷於決定性戰役的人一樣,馬漢對有限衝突毫無興趣,並且對攻擊敵人商船以破壞其貿易的做法不屑一顧,堅信只有打一場決定性海戰並取得勝利,才 能將敵人的商業命脈掌握在手裡。
德國海軍總司令阿爾弗雷德·馮·鐵必制(Alfred von Tirpitz)有著和馬漢非常相近的想法。他規畫的藍圖野心勃勃,但缺乏想像力。這份藍圖和馬漢的構想類似,不同的是,馬漢的靈感來自約米尼,鐵必制的靈感則來自克勞塞維茨。他準備發動的未來海上戰爭看起來很像地面戰爭,即 靠「艦隊和艦隊硬碰硬」取得制海權。這種模式顯然脫胎於陸地戰,他甚至寫過「陸軍在水上的會戰」這樣的詞句。他認為,海軍的「天然使命」就是發起「戰略進攻」,從一場「安排好的大會戰」中追求勝利。只要「敵人的艦隊還在並準備戰鬥」,就不可能採取諸如對岸砲擊和封鎖等其他行動。他的這些觀點都想強迫一個不想打仗的敵人參加一場海軍會戰,這顯然很難辦到。
正當馬漢和鐵必制著眼於可能的海戰目標和手段,尋求利用極其相似的觀點推動各自國家成為新興海軍強國時,英國卻沒有一位出名的海軍戰略家。正如邱吉爾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所說,皇家海軍「從沒有為海軍理論建設做出什麼重要貢獻」
它的「思考和研究」全都用在了日常事務上。「我們擁有各個領域的傑出專家,也具備勇敢和忘我的精神,不過一旦爆發衝突,我們能夠駕馭戰艦的人卻多過能夠駕馭有關海權論的標準著作是由一位美國海軍軍官所寫的,而英國在這方面的最佳著作則出自一個平民百姓之手。
這個存有疑問的平民百姓就是朱利安·科貝特爵士(Sir Julian Corbett) 他以從容的分析與平和的文字,針對當時的社會主流思潮撰寫了一系列有分量的批判文章,肯定有限戰爭的可能性,質疑人們對集中兵力進行陸上決戰的片面強調,並認為以同樣的方法來思考海上戰爭,是遠遠不夠的。作為一個有著法律專業背景的業餘小說家,科貝特缺乏海軍實踐經驗。正因如此,外界常常對他抱有成見,連帶遭到非議的還有他對決定性會戰和海軍攻勢論的懷疑態度,以及他意欲挑戰英國海軍歷史上種種偉大神話(例如和一八〇五年特拉法爾加戰役有關的歷史記載)的想法。
儘管如此,他還是應邀擔任了參謀學院的講師,成為英國海軍教學領域的核心角色。他還是英國海軍部的高級顧問,參與政策制定,甚至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也未間斷。之後,他又受命對官方的所有海戰歷史記錄進行審查指導。作為改革派的一員,他始終致力於實現皇家海軍觀念和文化的現代化,這使他自然而然地成為海事界保守勢力的攻擊目標。儘管他在戰爭中建言獻策,其眾多理論的影響力仍飽受質疑。
在一戰期間,有位高層人物曾稱讚科貝特寫了「關於政治和軍事戰略的最好英語著作之一」,從中可以吸取各種 經驗教訓,「發現一些難以估量的價值」 但沒人有空讀他的書。「歷史顯然是為教員和坐在扶手椅裡的戰略家們寫的。政治家和戰士往往在黑暗中摸索前行。」科貝特總是盡量把那些他懷疑的觀點寫進書中, 這種毫無必要的做法有時會讓他的著作費解難懂。馬漢在某些方面像個善辯者,他的書更合讀者口味;相反地,科貝特身為平民,處境艱難,他的書也因此無法讓人信服。在馬漢從約米尼身上取經時,科貝特則從克勞塞維茨入手,只是理解程度要比鐵必制高明得多。和德爾布呂克一樣,科貝特也注意到《戰爭論》中涉及的某些方面:除了絕對戰爭中的決定性戰役,還有其他可能的選擇。英國海軍戰略的明智之處,就在於透 過一系列有限戰爭來實現一系列有限目標,這讓它依靠有限的資源取得了巨大利益。這種戰略成功地結合了 「海軍和陸軍的行動」,從而賦予「登陸分遣隊超出其固有力量的重要性和機動性」。消滅敵人的武裝力量是實現目標的手段,本身並不是目標。如果能以其他手段實現目標,當然更戰略的關鍵問題不是如何贏得戰爭,而是如何向敵國的社會和政府施加壓力。這說明封鎖海岸和襲擊商 船(「劫掠戰」)與搜尋敵人艦隊同樣重要。主戰略或大戰略事關戰爭的目標,需要同時考慮國際關係和經濟因素,相對而言,指導實際作戰的戰略應居於從屬地位。除非海上封鎖最終能奏效,否則由海軍單獨決定一場戰爭成敗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因此不應把陸軍和海軍分開考慮。「由於人類生活在陸地而不是海洋上, 除了最罕見的例子之外,交戰國之間重大問題的處理往往取決於兩種可能,一個是你的陸軍能對敵國的領土和國民生活造成什麼影響,另一個是你的艦隊能為你的陸軍採取此種行動做些什麼。」陸軍和海軍的關係屬 於海洋戰略的研究範疇,而海軍艦隊的特殊使命在其中日益凸顯。這就成了純粹海軍戰略的領域。
陸上勝利的關鍵是控制領土,在海上則是控制交通線。這是因為海洋無法被占有,攻擊和防禦行動常常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因此,失去制海權,即航道受阻,並不一定意味著另一方擁有了制海權。「制海權問題總是處於爭論之中,幾乎是海軍戰略最為關注的事情。」科貝特知道,一支海軍為什麼渴望出海尋殲敵艦
以奪取制海權,就像拿破崙式的決定性會戰那樣,但他同時也知道這為什麼不可能實現。他指出,特拉法爾 加海戰「被譽為世界經典決戰之一,然而從表面上看,所有偉大勝利只帶來了一個直接後果·
·雖然英國最終獲得了海洋霸權,但拿破崙仍舊控制著歐洲大陸」。
那時候,進攻戰略受到大肆吹捧,以致「成為一種迷信」，而防禦戰略則被貶得一無是處。但是在海上,防禦的作用其實更強,因為可以輕而易舉地避免戰爭。一支自知勢弱的艦隊會想方設法躲避強大的對手。科貝特與馬漢不同,了解到了分散用兵的巨大好處, 比如這種方法可以避開一支較強的艦隊,同時誘 使一支對占有局部優勢抱有幻想的較弱艦隊進入險地,己方艦船的最佳組合從而實現。就此而言,「理想的集中」是「一種隱藏真實力量的示弱」
同理,最糟糕的集中會讓其他兵力脆弱無用,從而限制可控海區範 「你越是集中兵力想要獲得理想的結果,你的貿易就越容易受到襲擾。」第一次世界大戰對科貝特觀點的支持遠大於對馬漢觀點的支持。一九一五年的日德蘭(Jutland)海戰沒有取得決定性結果,而且在科貝特看來毫無必要,因為英國皇家海軍當時仍可繼續實施封鎖,堅持到最後就能削弱德國。同時,針對英國商船的潛艇戰打得英國措手不及,在採取護航措施後,英國才得以勉強應付。
地緣政治
即使馬漢從沒寫過一個字,其他強國也完全可能仿效英國建立龐大的海軍,但馬漢無疑賦予這些努力合法性和可信性。這和當時流行的重商主義密切相關,後者的本質就是希望經濟實力能得到軍事力量的保護和加強。馬漢認為,海上的商業航路和通道可由一個海洋霸主來保護,這種觀點受到了海洋狂熱者的衷心贊同,並得到老羅斯福總統的大力擁護。羅斯福早年也算個海軍史學家,出於對馬漢思想的推崇,他在一九〇七年後對美國海軍艦隊進行了大規模擴充。
也許因為英國人認識到他們的海軍優勢已經維持不了多久,不只科貝特一人注意到了馬漢的理論。其中,地理學家、探險家和政治家麥金德爵士 (Sir Halford Mackinder)就此提供了一個非常不同的視角。馬漢一直希望美國做出「真正的選擇」:是成為陸上強國?還是海上強國?出於這個原因,他對這個國家一味熱衷於開發內陸而損害沿海地區利益的做法深感惋惜。麥金德不接受這種非此即彼的分類。在一九〇四年提交給英國皇家地理學會的一篇論文中,他提出了陸上強國從內陸獲取實力,並利用這種實力打造一支海軍的可能性。
但一個海上強國,也就是像英國這樣的小島,是難以做到這點的。新的運輸方式,特別是鐵路, 使得內陸資源能夠以一種在馬匹時代無法實現的方式開發利用。他著眼於遼闊的歐亞大陸,認為德國或者俄國(或者兩國聯盟)遲早會將其完全控制,並藉此增強經濟實力,之後再輕而易舉地將這種實力投射到海上。麥金德在一九〇五年解釋說:「大陸上的一半國家可能最終都會在建設上和人口上超過一個島國。」
麥金德的理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不久出版的一部著作中有更成熟的闡述。其中,他將歐亞大陸深處命名為「心臟地區」
這是一個「在現代條件下海洋勢力無法介入的地區」 又將世界分割為兩部分:第一部分是由歐亞非大陸組成的,處於核心位置、有能力自給自足的「世界島」;第二部分則是環繞在 它「邊緣」的其他島嶼,包括美洲、澳洲、日本、英倫諸島和大洋洲。這些較小的島嶼要靠海上運輸維持正常運轉。雖然德國在一九一八年戰敗,但麥金德明白,基本的危險仍然存在,「與海上強國相比,陸上強國 的戰略機會不斷增長」。為此,他建議將「日耳曼人
麥金德和馬漢有很多思想上的交集。兩人都從自然擴張的強國之間殘酷競爭的角度理解國際關係。麥金德運用的思考方法是從地理空間的角度出發,認為陸地和海洋應被視為同一個世界體系中的一部分,即使政治和技術的變化影響到它們的關聯性,它們也還是一個整體。他不是地理決定論者,承認權力平衡還取決於 「相對的人口數量、繁衍能力、技能素質,以及對有競爭力民眾的組織水準」。
麥金德從未使用過「地緣政治」這個詞。該詞由二十世紀早期的瑞典政治學家魯道夫·謝倫(Rudolf Kjellén)所創。他的老師正是第一個關注政治地理的德國地理學家佛瑞德里希·拉策爾(Friedrich Ratzel) 也是地理環境決定論的倡導者。謝倫的著作被譯成德文後,受到德國地緣政治學家、希特勒副手赫斯(Rudolf Hess)的老師、地緣政治學派創始人卡爾·豪斯霍費爾(Karl Haushofer)的重視儘管豪斯霍費爾不是納粹分子,但他的世界觀卻認為,優秀的種族應該占據足夠的空間以實現經濟獨立。 (autarky) 他的「lebensraum 」 (拓展生存空間)理論成了納粹思想體系的重要元素,而這種關聯使得地緣政治受到了質疑。
麥金德的思想則更為微妙,不僅照顧到了各個國家狹隘的關切,而且也讓人們越來越擔心懷有敵意的強國(英國除外)最終會統治世界。這一思想影響了二十世紀的大規模戰爭。也促使各國相信,國際政治架構中自然產生了一些不受時間限制,必須去做的事情,但各國卻忽視了它們的危險性。由此,各國在民族和領土問題上更趨保守,不再顧忌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儘管在決定為什麼而戰以及與誰締結並維繫同盟更有利時,意識形態和價值觀本該是最重要的權衡因素。所以,當地緣政治學將戰略從單純關注作戰藝術推向更高層級時,自身也因未能關注更廣泛政治背景的缺陷而深受其害。
以上觀點與思想脈絡解釋了以下這本書
下一個100年
https://eshmanager.blogspot.com/2017/04/10012.html
https://eshmanager.blogspot.com/2017/04/10022.html
當中的預言
1.兩大集團的消耗戰-各自發動超音速無人機隊轟炸、派出機械人部隊交戰，而機器人部隊戰力的關鍵是電力設施與發電廠
2.發展出新一代的科技與系統，改寫作戰觀念與準則。
3.戰勝的海洋聯盟依舊會高舉人道主義的大旗，不會想摧毀陸地聯盟，目的在於維持歐亞大陸的分裂混亂已維繫自己的獨強。
4.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唯一好消息是，平民傷亡會遠小於前兩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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