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文章-大海嘯的風險課

作者是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Becker&大法官Posner
他們的部落格在這裡

這篇轉載文章出自這本書
胖子的脂肪該被抽稅嗎？人的行為怎麼計算？經濟學人與大法官帶你看見生活、社會與世界的隱藏價格
以及這裡

另外哈佛大學社科部門選出的十個有待解決重大議題(Hard Problems in Social Science)當中
其中之一即為如何抵禦鮮少發生但後果極端嚴重的「黑天鵝」（black swans）事件？
大海嘯的風險課
─波斯納的觀點
海嘯和災難風險經濟學
印度洋海嘯（即「南亞大海嘯」）是一種政策制定者們們過去太少注意到的災難――它屬於一種發生機率極低或難以掌握，而一旦發生就會造成巨大損失的災難類型。海嘯所造成的死亡人數、災民身心受創的程度以及財物損失的額度已是如此巨大，而其他機率極低或難以掌握（但不可予以忽視）的災難所造成的損失，恐怕更為嚴重。像是那顆西元一九０八年在西伯利亞上空爆炸的小行星，要是在其他大城市爆炸的話，其宛如氫彈的威力，將足以造成數以百萬計的人們死亡。那還只是顆直徑約莫兩百英呎的小行星而已，如果再來個稍微大一點的行星（在數以萬計、運行軌道皆與地球相交的危險大型行星之中），那便能直接撞擊地球，並引起一連串的烈火風暴、海嘯和陽光遮蔽等效應，最後則是會造成人類物種的滅絕――不管它撞到哪裡。

除了這種由地震所引發的海嘯之外，其他大型災難的風險，還包括大自然的流行疾病（例如西元一九一八至一九一九年間的西班牙，便因流感而造成兩千萬到四千萬人死亡）、由恐怖份子所發動的核子戰爭或生化戰爭、各種類型的實驗意外、突如其來的全球暖化等。無論人們的意圖如何，由於科技進展的迅速與趨向，因人類活動所造成的各種類型災難，似乎正在增加當中。

「大災難幾乎不太可能會發生」並不是一個可以讓人們忽略此風險的好理由。假設平均在一個世紀裡，就有一個破壞力與南亞海嘯相當的海嘯發生，並有十五萬人因此死亡。這就意味著平均每年有一千五百人死亡。只要能夠將每年一千五百人的死亡率大幅降低，不需要去仔細評估這些生存在危險之中的人生命價值究竟為何，任何人都會認為這項降低死亡率的投資十分值得。教導低窪沿岸地區的居民有關海嘯發生前的徵兆（發生在海洋之中的地震與突然的凹陷），建立包括緊急廣播、緊急通報、空襲形態警報器等警報系統，改善緊急回報系統等，就可能挽救許多死於南亞海嘯的人，並把整體損失降到低於合理平均值以下的水準。把居民遷離海岸固然是個有效率的方式，但此舉僅在最脆弱的地區或是住宅區、商業區等地有其邊際價值，除此之外，遷移所需耗費的成本往往超過其效益。這是因為海嘯所帶來的財損成本是以年度計，而相應的保護措施也應以年度計，而不是總計。

在我寫的《大災難：風險與因應》（Catastrophe: Risk and Response）一書中，我試著更精確地去評估各種災難所需付出的成本。目前在經濟學中有很多文獻試著估算出人類生命價值，其計算基礎是，人們實際上為了避開小的死亡風險到底願意付出多少成本。例如，就行為的風險角度來看，如果人們願意付出七十美元來避免十萬分之一的死亡風險，那麼這個人的生命就值七百萬美元，事實上這個數字正是美國人生命價值的平均值。不過，生命的價值還與收入相關，因而這個數字並不能用來說明喪生於南亞海嘯者的生命價值。更為複雜的是，這些指出死亡風險介於萬分之一與十萬分之一的相關研究，也許並不牢靠；而我們也無法道，對於死於海嘯的人們而言，海嘯所帶來的死亡風險究竟是什麼。其他的複雜問題則導因於，將會死亡或已經死亡的人數超過了十五萬――我們永遠不會知道總數為何――這項事實，這使得我們必須將人們的巨大痛苦與財產損失於以量化，以及估算各種有效防禦措施的範圍與費用。我們還得把風險較小、但仍具破壞力的海嘯納入防禦範圍，而我也對我所謂海嘯「一世紀一次」的風險評估沒有把握。

無論如何，下一個海嘯得付出的成本其總數之大將足以表明：花費合理的費用以採取防禦措施確實是有必要的。

那麼，為什麼在採取這些防禦措施之前不事先預測海嘯的規模？
這是由於海嘯經常是地震的產物，而地震十分頻繁；另外，除了地震之外，海嘯也有其他成因――一顆大的行星撞進海裡，便可產生一個比南亞海嘯稍小的海嘯。

還有許多原因被忽略了。
首先，儘管「每世紀發生一次」的大型災難事件有可能在任何時候發生，然而發生在一個世紀的前十年機率並不大。政治人物因其任期的限制，欠缺足夠的政治遠見，很可能低估了低風險災難發生的可能性；理由在，他們因為沒能採取預防措施而危及政治生涯的機率很低。

其次，有效的防禦措施在程度上需要政府採取行動，而事實上政府中央集權的控制本質，總使得官員們難以全方位地採取合宜的應對措施，以對抗可能的風險。由於政務繁忙，這些官員很容易將防禦的門檻拉高，而忽略了這些風險。第

三，如果風險是區域或全球性的而非地方性的，那麼許多國家，特別是小國和窮國，便可能會緊隨著大國和富國的腳步，試圖搭便車。當大國和富國識破了這一點，他們也可能不情願採取防禦措施，因為這形同鼓勵小國和窮國佔他們的便宜。第四，貧困的國家往往是軟弱、沒有效率或腐敗造成的，而這些特質則會使得貧困的國家沒有能力採取合宜的防禦措施。第五，發生大型災難的機率低到難以想像，甚至讓人們因而認為此風險不存在。那些支持增加成本以防禦低風險災難的政治勢力也會因而削弱。

上面所提到的原因，可從擁有海嘯警報系統的太平洋國家，拒絕將他們的警報系統擴大到印度洋的事實，看出部份端倪。海嘯在太平洋比較普遍，而大多數的太平洋國家並不毗鄰印度洋，但即使印度洋海嘯的風險僅僅是太平洋海嘯的十分之一（這個數字是我從報紙上得到的），仍然值得採取防禦措施，只不過發生的風險傾向為零而已。

由於低機率／高成本而被忽視的災難風險，還有一個更極端的例子，就是行星的威脅。這種威脅類似於海嘯。年度預算超過一百億美元的美國太空總署（NASA），每年僅花費四百萬美元製作繪圖，以測量逐步靠近且具危險性的大行星群。若依此預算比例進行，美國再過十年也無法完成任務，然而這繪圖卻是能讓我們得以提前數年的時間以應變防止有行星撞擊地球的關鍵。在距離地球數百萬英里遠的地方使行星的運行軌道偏移，在技術上是可行的。

上述兩種風險極小，但後果極其嚴重的案例（海嘯與行星）之所以會被忽視，都是因為政治上的理由。由於海嘯的成因之一是行星撞擊地球所致，在某個程度上，南亞海嘯促使人們開始關注防止行星撞擊地球的問題，這是我們樂見的。以「最近或者就人類記憶所及（或者從來）沒有發生過特殊類型的災難」等理由來忽略災難發生的風險，是一件糟糕的事。這類的風險也許極為微小，但後果卻是極為巨大的，而一場災難得付出的成本，就足以讓人們建立起防禦機制了。

─貝克的評論
海嘯與其他災難的經濟影響
十九世紀英國偉大的經濟學家與哲學家約翰．彌爾（John Stuart Mill），曾樂觀地指出（但我相信其說法的精確性）：「由地震、洪水、颶風以及戰爭的蹂躪等所造成的傷痕，都會很快消失，而國家也會從荒蕪狀態中迅速恢復。」接下來一個半世紀的自然與人為災難史，證實了彌爾的判斷。

九一一恐怖襲擊事件發生之後，隨即被認為是一連串攻擊美國公民和財產的恐怖行動的開端，而許多評論家則認為，這將造成嚴重的經濟衰退。儘管某些行業和紐約市的確有好幾年受到影響，不過整體而言，美國在GDP和就業市場上僅受到輕微的衝擊。一九九五年日本因神戶大地震死亡的人數有六千人，並有超過十萬間房屋被摧毀，但不僅日本的經濟，包括神戶的經濟也都迅速復甦。一九一八至一九一九年的流感全球死亡人數約三千萬人，但全世界的經濟並沒有產生重大的影響。在過去的兩個世紀裡，其他自然災害對於經濟所造成的長期影響同樣不大。

許多自然災難的發生機率極低，然而一旦發生，便會大量地摧毀生命和財產。最近發生的南亞海嘯是一個可怕的案例，而且其死亡人數超過九一一恐怖事件或者神戶大地震。但此次損失的人命之於國家的影響，仍遠小於過去發生的災難。例如，一七七五年里斯本大地震就造成六萬人死亡，其他地震更因而死亡數十萬人，而我前面提到的一九一八年西班牙流感，全世界有數千萬人死亡。

無論是從歷史經驗來看或依前述的分析而言，遭到海嘯侵襲的國家經濟都會很快的復甦，只不過在災情最嚴重的渡假地區和沿岸需要較長的時間。人們對於快速復甦的期望，說明了為什麼在海嘯發生之後，亞洲股市的變化不大：在十二月的最後一週，印尼和馬來西亞的部份略有成長，泰國略微下降，而斯里蘭卡則是下降了幾個百分點。
我完全同意波斯納的評論，把預算花在地震、海嘯、行星撞擊地球以及其他自然災難等更好的預警系統，是值得的。不過無論投入多少資源、預先做多少準備，自然災難會持續發生，並且有時會出乎意料之外。

有兩種方法可以防止自然災難與其他災難。
一種是透過保險制度來協助彌補遭逢喪失親人或財產的災民。

另一種則是自我防護，這意味著人們必須採取行動以降低災難發生的機率――例如人們在駕車時要更為小心以防止發生車禍，又或者某個國家願意為了降低全球暖化的機率而減少溫室氣體的排放。

人們越是了解各種自然災難，就會有更多的自我保護行動可以採行。但就許多發生機率非常低的災難而言，即便以波斯納在評估生命價值時所採取的寬鬆標準，也不足以支應自我保護行動所需要的昂貴支出。對於這類的例子，最好的應對方式是透過有效的保險制度來彌補這些災損。因此，我會集中討論有關保險制度對於災難發生時所能提供的保護效果。
富裕國家的災民通常有醫療保險，以支付他們的治療與復健的費用，同時也有保險可以保障大部分的財物損失，而死去的人會留下壽險給他們的家人，其子女則是有獲得適當教育的機會。相反的，大多數在亞洲或其他地區貧困國家中的人們，一旦遭逢災難時，只能依靠家人或鄰居的協助。不幸的是，一旦大多數的家庭成員甚至整個社區遭遇到大型海嘯或地震的侵襲時，這類的協助也難以獲得。

對貧窮國家而言，要長遠地解決這個問題，一個有效的方式是鼓勵教育方面的投資。
既然教育可以提升個人所得與國家的人均收入，顯然教育可以更容易地應付災難――如同彌爾所意識到並強調的，知識對於災後加速經濟復甦很重要。而除此之外，我和我在芝加哥大學的同事凱西．穆力根（Casey Mulligan）也已經證明，受過教育的人們在攸關個人選擇時會看得更遠。這意味著他們更會去預測自然災害發生的區位，以便決定他們要住在哪裡以及如何建造房屋，而在其他方面，他們也同樣有能力採取更好的自我保護與自我保險的措施。

不過，短期內重要的是要有更多人加入保險，即使這部份需要政府的補助。令人遺憾的是，對於遭到這次海嘯襲擊而更加貧困的家庭而言，這類的保險不容易取得。富裕國家所提供的援助儘管龐大，卻是短期而有限的。撇開保險，退而求其次的選擇，是透過貧窮國家的政府救災計畫，將遭受大地震、颶風和其他人為或自然災難襲擊的地區劃為災區，並予以救災援助。這樣的計畫可以充分地協助那些喪失父親或丈夫、以及失去大部分財產的家庭，並幫助如印尼和斯里蘭卡等開發中國家，在經濟上穩住陣腳，使得他們的財政預算不至於過度失血。

這類計畫的道德風險總是令人憂慮――如果災民期待政府賠償他們被摧毀的家園，他們可能會繼續把房屋蓋在斷層上，或者蓋在接近岸邊的潛在性水災區。
對於這類有關讓政府提供理賠的算計，我們沒有完美的解決方案，不過可以建議以「提供不完全保護」（即「共同負擔」）因應，以及透過監督的方式，排除補助某些類型的建築和在潛在受災地區所進行的活動，這樣也許會促使人們去思考他們的行為所涉及的風險。